不修饰、不删节、不遮蔽：战争年代里生活书店的日常

“人事问题是最麻烦的事情”

“在任何机关中，人事问题都是最麻烦的事情。”

说这句话的是邹韬奋，时间是1940年。彼时，生活书店的发行经销网从新疆到南洋，有分支机构50多个，员工几百人；日军每攻陷一地，生活书店人都要带着书店存货转移，曾有分店经理在逃难时被挤下船掉入江中；国民党每捕一人、每封一店，书店领导层都要设法周旋营救。就在这种烽火连天、打压遍地的情形下，《鲁迅全集》《资本论》《论持久战》《大众防空知识》《抗日游击战术问答》被源源不断地印制出来运到各地。生活书店，俨然一座“文化兵工厂”，又是书业中的清流，知识青年的圣地，在全国各地都被高看一眼，用邹韬奋自己的话说：“一般社会上的人对生活书店的人特别‘要好’，有些人简直把生活书店里的每一个人都看作‘圣人’。”为此，他还特别写文章提醒同事，要注意在社会上的“做人”问题。

这样的时局下，这样的生活书店，邹韬奋仍然觉得人事问题“最麻烦”。其实，就是到了今天，这句话也仍然不错，人在机构中，最关心的无非也就是那几件事，说是“发展空间”也好、说是“干得开心”也好，基本上都是——薪酬、待遇、升迁、奖惩、福利、人际关系等等。

那么，邹韬奋和他的同事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人事问题”的呢？

上个月，《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中华书局出版)新书首发，这本书采用全部影印的方式公开，不修饰、不删节、不遮蔽，以史料的本来面目示人，公开了生活书店1938年至1939年的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业务会会议记录、理事会记录等，披露了这一历史时期书店内部管理的细节，细到员工的试用办法、医疗补助、晋升考核标准、薪水调整、住宿津贴等民生、权益，大到对章程的修改、组织重心的迁移、筹设分支店、组织编审委员会、设立总管理处、调整选举办法等社务大事，都是案头议题。会议记录也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出版经营状况，包括各分支店的人数和营收，如何应对查禁，向大后方撤离的经过，以及编辑方针和出书情况等。在这部分内容中可以看到此前从未公布的内部数据，事无巨细，是研究出版史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

书里涉及的内容实在太多，记者在此撷取一点与“人事问题”或者说利益冲突有关的材料供读者参考，看看80多年前成了大事的那批人，是怎样在抓“小问题”。

否决给管理层发福利

生活书店很重视福利待遇问题。1938年的第一次管理层会议，于1月3日下午4时半在汉口交通路生活书店总店会客室召开，会上议定几件大事和一件小事：大事包括修改章程，领导层改选，如果武汉受到威胁不能继续营业就向重庆转移；小事则是两名员工请假一年去外地求学，请求贷款3个月薪水。会议决议：同意贷款，以这两人在生活书店的股份作为抵押。

2月13日，第二次会议在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3楼进行，会议决定，“本店营业日渐好转”，给员工加薪，薪水越低者，加薪幅度越大。第四次开会的时候，决定给员工做制服，还专门讨论了制服的材料、颜色、款式。

此后，随着战局失利和政府打压，再难见到“营业日渐好转”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周转困窘、筹钱贷款。这种情况下，领导层仍多次开会，反复讨论员工的住宿补贴和膳食津贴问题，前前后后“微调”多次。

1939年2月9日的会议有三项议程。一是陕西一位店员积劳成疾去世，他在书店工作8年，会议认为他的死带有“局部因公”性质，决定全额支付治丧费，此外给其家人按月发放半薪，发满8年；并规定凡是“局部因公”死亡者均照此办理，支薪工龄均就高计算，如1年至3年就按3年计，3-5年按5年计，5-8年按8年计。二是给经理徐伯昕加薪20元。三是总经理邹韬奋因社会工作太忙，难以每天签到，同意他免于签到，但是没有签到就“计算无据”，因此年底的特别休假也予以取消。

仅仅过了一天，1939年2月10日，管理层接到消息，万县一位店员在日本轰炸中牺牲，决定支付200元治丧费，这位店员生前本已获准加薪3元，就按其加薪后的数字，按月给其家人支薪，发满20年。

2月10日的会议还讨论了另一件事，各分支点的已婚经理，每年都要请假回家探亲，对工作影响很大。为了提高效率，鼓励经理们把家眷带到工作地点，决定补贴这部分旅费，以三等车、船票为标准。

可是到了2月16日，有了新的决议：“……(前议)大多数职员不能享受，似与本店照顾大多数同人利益至原则相抵触，应予复议。”议决：“取消2月10日津贴决议。”

读到这里，确实肃然起敬，原来前辈们是这样办事的，那种“香槟塔”式的利益分配模式，并不是天经地义的。

打架事件和“反腐败”

在这些珍贵的会议记录中，反复出现一个叫孙鹤年的名字，他是陕店职员，与同事鹿怀宝在店内动武冲突。为了这起打架事件，管理层多次开会讨论。

1938年8月4日，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谈话会议上为此做出决议：“孙鹤年……如此不守纪律，应受停职处分。”

一个半月之后，孙鹤年进行申诉，写了一份申诉书，并由陕赴汉，当面喊冤。会议决定：“孙鹤年对本会惩处要求重新考虑，不能单凭本人申诉理由，作为重予考虑根据，当另搜集事实材料，作为参考，一面请在场目击之杜国钧先生作一更详细报告，藉供是否可以重予考虑之参考，惟该事件未得本会重予考虑讨论决定以前，对孙鹤年之停职惩处，仍为有效。”

1938年9月22日，临时委员会代主席邹韬奋致函陕店杜国钧先生，请其作关于孙鹤年事件的报告。1938年10月2日，临时委员会收到杜国钧报告，在搜集证人证言的基础上，1938年10月3日召开的临时委员会临时会议继续讨论对社员孙鹤年的停职问题。

此前关于经营问题的会议，基本不记录各人发言内容，想来会前大致已有共识，但此次处分会议，几乎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大家分析了孙鹤年错误的五个方面之后，“本会认为满意的即孙鹤年社员……能很坦白地承认错误，后据杜国钧先生报告，……工作上尚属认真，根据了各方面的考察和本会讨论的结果，认为可以从宽处理。”

一周后，“孙鹤年君有自动辞职意，应否给与退职金及川资津贴”被再次提上议案，最终，临时委员会决议：“孙鹤年君如系自动辞职，两个月退职金不应照给。同时根据廿七年九月廿一日本会临时会议对退职同人川资津贴之决议，孙君亦不能享受是项川资津贴权利。”

书中另一个较长篇幅的事件，是一起腐败事件。广州分店经理在外另开公司，利用生活书店的资源做自家生意，还涉及盗版，又把几位同事拉下水。邹韬奋亲自调查处理此事，反复取证，历时将近一年。在会议上，邹韬奋为保护证人，将其匿名，并特别说明了证据来源于“不同地点同一时间的两个报告”，形成证据链，以此为依据处罚了腐败者。让人感觉到，邹韬奋和他的同事们对“程序正义”有着真正的追求和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