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两个月抢出品质不减 影视同期书如何突出文化性？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伴随着熟悉温暖的歌声，拉开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序幕。电影首映式放映厅中央舞台上摆放的《我和我的祖国》的大型书模，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

今年6月底，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告诉我，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要出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同期书。我马上与制片方联系，得知黄建新导演是这部影片的总制片人，出书就是他的建议。幸运的是，早在2011年黄导执导电影《建党伟业》时，我就与他合作出版了《建党伟业》同期书。于是，我把近几年责编的获奖影视同期书《台北故宫》《国家相册》《建党伟业》等资料寄给制片方，表达自己对这个选题的理解以及编辑理念。经过沟通双方很快取得了共识，签订了出版合同。

有别于其他宏大叙事的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小人物见证大时代，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和表达理念，必然更能打动观众，也必然会成就不一样的主题图书。

尽管我充满信心，但如期完成任务仍需要打一场场硬仗。首先，时间非常紧迫。影片9月中旬就要首映，书也要同步出版。两个月出书，出版周期大大缩短，需要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以及总编室等多个部门联动、协作才有可能做到。其次，书稿的内容没有确定下来。制片方提供的是剧组拍摄影片时使用的工作脚本，这种文本采用视听语言，有着明显的影像化特征，缺乏文学色彩，并不适合读者书面阅读。如果出书还需要进行文学改编，这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不管怎样，对于一本书来说，其内在价值和品质始终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生产周期短、困难多就降低标准。针对上述情况，编辑出版工作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立足电影剧本，突出图书文化性。如何在图书中体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电影同期书来源于电影，又不同于电影。影视作品能够给人直观的印象，而饱满多元的故事情节和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是图书的显著优势。我们与制片方沟通，请七个电影单元的编剧对拍摄脚本进行文学改编，赋予其更多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底蕴，使图书内容和电影内容做到各有特色，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书面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请七位导演将他们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记录下来，作为导演手记分别补充在每个单元的剧本之后。这些内心深处的思考、台前幕后的故事，观众在电影里是看不到的。导演们全身心投入创作时的那份真挚和热诚、那分执着和坚守，流淌在字里行间，为图书增添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为了增加图书的品质感和纪念价值，满足影迷的需求，我们还收入了大量精美剧照和拍摄花絮照片，使图书增色不少。经过以上处理，图书的文化性突出了，品质提升了。书中收录的七个电影单元的剧本、导演手记、剧照和拍摄花絮照片，全景式再现了该片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的心路历程。

二是精心设计，细致加工。书稿内容确定后，我马上与美编陈萌投入到其装帧设计中。电影同期书是电影和图书的结晶，在装帧设计上应该紧扣电影，突出与电影的关系。经过反复探讨，几易其稿，最终我们选择以主海报为基础的设计方案：书名烫金，突出主题；书脊采用裸脊锁线，易于平摊，美观大方；封面、封底创新性地由七个故事串联起来的七张单元海报折叠而成，展开便是从“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到“护航”的连续故事切面，与全书情绪饱满、感人至深的叙事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质量，打造精品，具有丰富经验的质检老师朱丹共同责编这本书。除了增加编辑通读次数，也增加了校次，复审由总编室主任叶军亲自把关。

三是编印发联动，保证按期出版。电影的宣传往往规模大、明星多、话题多，电影同期书应该紧密结合电影，使图书的推广得益于电影的宣传效应，实现资源共享。早在项目伊始，我就根据上市日期倒推制定工作进度表，确定排版、发稿、付型的时间。出版过程中与总编室、出版部和营销中心保持密切沟通，及时通报项目进度。因此，图书设计方案确定后，出版部就提前通知印厂准备纸张、安排生产，以保证按期上市。营销中心也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电影动向，结合电影以多种方式向读者推广图书。9月18日，第一批图书印出来。当晚，《我和我的祖国》举行电影首映盛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第二天，仅商务印书馆网上官方旗舰店就销售了1000多册图书。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9月30日正式上映，很快成为热点，票房节节攀升，截至10月24日已经达到27.8亿元。图书《我和我的祖国》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加印3次、发行了4万册，同时被中国出版集团评为“中版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