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掌门人的编辑心得

编者按：2020年11月27日晚，志达书店，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徐俊做客傅杰主持的名家讲座“我的读书经验”，本文根据讲座内容整理，有删减。

我是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从1983年进入中华书局，除却中间有不到3年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做副研究员，到今天基本上40年的编辑生涯都是在中华书局度过的。我从助理编辑、编辑到编辑室主任，一路做副总编辑、总编辑、总经理，到现在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在中华书局108年的历史上，大概我是唯一一个总编辑、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全做过的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华书局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华书局，是专业性和学术化体现得最为集中的阶段。进入中华书局后，我先在古籍小组办公室工作，1年多后又去了文学编辑室。每个刚进编辑室的编辑都要先定一个方向，一旦定了方向，很多人一辈子就在这个方向里深耕。当时安排我做《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的近代卷。《大词典》开始只有清代卷，由钱仲联先生主编，后来决定要增加近代卷，就要从清代卷里拿出一部分，部门派我去苏州向钱仲联先生汇报多次。这种类似的情况，让我接触了很多学者。 

做编辑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文学编辑室的主管局领导程毅中先生来谈稿子。编辑做书稿审读加工，一般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是审读报告，二是加工记录。审读意见，主要是对书稿体例和价值的判断，对古籍整理书稿来说，首先要审核选用的底本是否恰当，要弄清楚书的版本源流，不同版本系统中选什么本子来做底本、通校本、参校本，甚至还要去图书馆查有没有批校本之类的，要像作者一样去研究一番，把判断写到审读报告里；对于书稿内容的意见，要写在浮签上贴到相应位置，俗话说“贴条子”。交上去后，最怕程毅中先生突然站到你跟前，说：“徐俊同志啊，我要跟你商量商量。”这说明有的条子贴得不对，有的该贴条子的地方没有贴。

每接到一个稿子，从版本、前人研究到稿子本身的问题，一个个问题怎么解决，都要写信和作者商量，作者同意了才能确定怎么做，怎么改。这些工作都有老一辈中华书局人给我们树立榜样，像周振甫先生、程毅中先生和傅璇琮先生，都对我影响很大。

进入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以后，我感到了压力。每个同事都有专长，能写一些学术文章，最起码也都整理过一些古籍。所以，刚进编辑室感觉压力特别大，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唐诗补编》的稿子来了。

徐俊（左）与陈尚君（右）

当时陈尚君老师的《全唐诗补编》被列入出版计划，安排我做责任编辑，我于是开始接触一点唐诗和唐代文学。其实，我离开家乡去南京大学读书之前，连《唐诗三百首》都没见过，只在平时上课过程中学过一些常见诗词。我走进古典文学编辑出版的大门，包括后来结合工作完成了敦煌诗歌的整理，就是从《全唐诗补编》开始的。所以说，陈尚君老师是我真正的老师。

当时学术界有一股热潮——补《全唐诗》之遗佚和纠正《全唐诗外编》之误辑。学术界已经发表的文章，我都要去找来核查；陈尚君老师的每一篇辑佚及考辩按语，我都要一条条去核查。我就是通过这样的核查审读，了解到唐代文献的大致框架结构，以及不同文献在考辨、辑佚中的价值和作用的。从一无所知，到逐渐进入，6年后，这部稿子才出版成书。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唐诗本身、唐代诗人、别集、总集、类书、地方志等，才在实践中有了审读这类稿子的必备知识。

陈尚君老师的工作方式对我影响很大。他首先做的工作是清理康熙年间《全唐诗》成书后新见的文献，一本一本读过去。前人关于唐诗辑佚的发现，大多是通过个人的阅读机缘偶尔得来的，可以说是“觅宝式”的，缺乏系统和完整的观照。陈尚君老师所做的《全唐诗补编》则是系统性的，以地毯式的梳理最终形成了集成性的成果。

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体会

我进入学术领域的一个小切口，就是《全唐诗补编》里面包含的《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有一个图书馆，其中有一套完整的《敦煌宝藏》。我核校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就会借《敦煌宝藏》来核，实在看不清楚就去国家图书馆，钻进那个黑布盖着的阅读器仔细看。于是我开始接触敦煌遗书，也因为这项工作接触到了敦煌诗歌，开启了学术之路。

其实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别人要到图书馆才能看到《敦煌宝藏》，很难完成翻检、抄录、查考等工作；而我们中华书局的《敦煌宝藏》可以借到办公室里。于是我就5册5册地借，用完再还回去，每天看到凌晨两三点，乐此不疲，直到把140册《敦煌宝藏》一页不落地翻完了，对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对所有诗词作品做了校录。

那时没有好的检索工具，还好文学编辑室当时留存了河南大学李嘉言先生手抄的一套《全唐诗首句索引》，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条件，陈尚君老师的《全唐诗补编》，每一首都用这个索引查过是否为佚诗。很快，我又承担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的编辑工作，正好里面所有新见的诗人和诗人履历考证，都是陈尚君老师写的，由于和陈尚君老师的工作联系，在我查考敦煌诗歌时，再次获得了这一便利条件。 

对于新见文献，我们往往首先重视的是它的补缺辑佚价值，但当我把《敦煌宝藏》全都翻检完，有了一个整体判断之后，我的体会是：敦煌文书对于当时文学生态的还原价值，远远超过作品的辑佚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在敦煌那个区域里，唐五代到宋初这个时段，文学的发生、发展和传播的情境，文学传播过程中的改写以及和当地的宗教文学、民间文学的穿插，形成了一个特别丰富的现场。 

有一年在一个敦煌会议上我提交了一篇名为《身临其境的诗坛》的文章，这个“诗坛”与我们通过《全唐诗》一篇篇读诗得出来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后来我花了很大功夫给《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写了5万字的前言，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对敦煌文学作品的认识、写本时代和刻本时代的区别、敦煌诗歌整理的原则等。目前，这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篇。

我还要讲讲荣新江老师。当时，所有与敦煌有关的书我都是找荣新江老师借的，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而他得到与诗歌有关的资料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放假之前，我的稿子全部完成了，复印装订成3册，送给他看。荣新江老师利用寒假时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做了大量批注；还有一次荣新江老师去巴黎开会，只有一天空闲时间，为了我发邮件询问的关于一些原卷的问题，在巴黎图书馆待了一天，把我有疑问的地方全给解决了。 

我真的特别幸运。唐代文学方面有最顶级的陈尚君老师，敦煌文献方面又有最顶级的荣新江老师，才让我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后来我的论文集《鸣沙习学集》出版，就想一定要邀请两位老师作序。因为这本论文集对我这个已离开研究领域的人来说，是一个学术纪念品，纪念品要做得完美，两位老师的在场不可或缺。

讲了这么多，我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学术研究也好，编辑工作也好，一定还是要有机会去打一口深井，触类旁通地接触相关文献。如果你曾经深入地做过一件事，再接触其他事时，哪怕没有直接经验，你的认识、理解和敬畏之心，也会带给你很多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