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推出两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3月3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21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推出该社本年度两部现实主义作品《我和我的命》《洛城花落》。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梁晓声和周大新分别与到场嘉宾畅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作家梁晓声在新书《我和我的命》里，也写了这样的“深圳女孩”。她是80后，是养父养母眼里的“小公主”，亲生父母眼里的“摇钱树”。她曾被遗弃，但面对血缘亲情，她有抱怨却不能决裂，有委屈却放不下责任。她在奋斗中寻找爱情和友情，被社会历练和洗礼之后，也开始重新感受亲情的意义。她和千千万万的普通青年一样，用城市奋斗把自己变成了家庭的“责任天使”。至为难得的是，面对故乡贵州，这个“深圳女孩”反哺家乡的方式是亲情扶贫。

80后也与父辈一样，有能力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这是这部小说的立足点，也是梁晓声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是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曾几何时，梁晓声在书写知青生活的时候，在写下思考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总是会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更多的，是被动的回应，是不屈不挠。而到这了这部新长篇，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在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承担起血缘、家庭和生命、社会带给人的责任。在李敬泽看来，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梁晓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所以，对我们的时代而言，这是一本宝贵的书。

同时，梁晓声也提出了女性的话题。一般而言，命和命运，总是和女性的联系更紧密一些。这种联系似乎有一些被动的色彩，有一些令人伤感的意味。然而，在评论家刘琼看来，这一次女性和“命”的联系却并非如此。梁晓声虽然不是女性主义者，但他至少给予了女性最大的尊重，他肯定女性的奋斗，肯定女性之间像男人一样的友谊，肯定女性的独立自主和坚强勇敢。

如今，《新民法典》要颁布，“离婚冷静期”也成了热搜词，这些都为现在的婚姻制度，为女性如何确立在婚姻中的位置，提出了新的话题。在《洛城花落》中，周大新用“拟纪实”的手法，从一个媒人的角度，用四次离婚庭审的忠实记录，讲述一段婚姻故事中的风花雪月和一地鸡毛。跟其他小说不同，这一次周大新关注的焦点是:考验婚姻的，从来不是现实困难本身，因为两个人的感情出了问题，现实雪上加霜。对婚姻来说，生活艰难远远不如互相猜忌更有杀伤力。

在“审判婚姻”的外表下，周大新想要探究原生家庭带给人的情感能力，探究在智商、情商、财商之外，“婚商”的问题。所谓爱情需要浪漫，婚姻需要包容，都是学习的表现，都是提高“爱商”和“婚商”的办法。不要到了离婚的法庭上，才发现自己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周大新用这部新书，融汇法律和人情、偏见和洞见，书写了一部“理性婚姻指南”，更书写了“爱的幸福提示”。

评论家潘凯雄认为，《洛城花落》是一部小说版的“婚商学”。“爱情需浪漫，婚姻更需学习与经营，其内容则不外乎平等、坦诚、理解与包容。这些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许多有关婚姻的‘秘诀’往往要到离婚的法庭上才令人幡然醒悟。”

周大新借着两个人的婚姻，把笔墨延伸到历史上婚姻中的女性成长和男女平等问题，在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形象刺激下，这些老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有生活鲜度，有历史厚度，有现实深度，是周大新这部以“婚姻”为关键词的长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

《洛城花落》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封笔之作，在这部告别长篇小说写作的作品中，周大新选择了世间最普通也最复杂的“婚姻”作为故事载体，将时代、现实与人的复杂关系包裹进来，用“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来呈现生活的光怪陆离。写婚姻是为了写“爱”，这人类永恒的命题。“花落了，我依然爱你”，是小说对主人公的描摹，也是作家对人性永远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