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110年前的1月1日，中华书局在创始人陆费逵这样的呼唤中创建。

110年来，中华书局以新式教科书“开启民智”，以理想远大而理念务实为出版宗旨，造就了绵延百年的优秀出版品质。如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在今年9月23日举办的“做好古籍整理出版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多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之所以能解决诸多重大学术前沿问题，中华书局功不可没。如果将古典文学研究比作万丈高楼，那么，中华书局组织整理出版的大量经典的文献典籍，就是夯实学术高楼的重要奠基石。”

与康震感同身受的还有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荣誉主任安平秋，他们在座谈会上的讲述同样令人动容。

两代人与中华书局有缘

邓小南说：“先父邓广铭曾经说，1920年他进入高等小学之日，所用课本都是中华书局编印，使他得以接触近代的启蒙教育。193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也受益于书局的各类出版物。1950年代，先父参与了《资治通鉴》‘唐纪’和五代史部分的整理、校点，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1960年代初期，他与聂崇岐先生商议，在中华书局的支持下，物色人员，编辑《宋人文集篇目索引》；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人生中有了唯一的一位工作助手，编制放在中华书局。”

到了邓小南这一辈，邓小南说：“少年时期大多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进入历史专业，又是读着标点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成长起来。今天，在我们的案头上、书柜中，都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类史籍和研究著述。提到书局，师友们通常简称为‘中华’，这一方面是因为书局一向承载着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年来，在学人心目中，中华本亲切而值得信赖。”

在邓小南眼中，中华书局是一个紧跟时代发展趋势的学术出版机构。在那里，许多同仁本身即是优秀学者，却甘于长期埋头为他人做嫁衣，这种精神在今天尤其值得钦佩。

它已是一个文化符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中华书局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1958年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齐燕铭先生任组长，哲学所首任所长潘梓年先生和郑振铎、翦伯赞先生分别担任哲学、文学和历史分组召集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在中华书局。

张志强说，哲学所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学者都曾是中华书局的作者和中华书局哲学类古籍整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中梁启雄先生的《荀子简释》《韩子浅解》，吴则虞先生的《白虎通疏证》《晏子春秋集释》，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等都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治中国哲学史的必读书。

张志强本人对文史的兴趣与从小阅读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和《中国历史小丛书》有关。他说，中华本的古籍都是从浩瀚古籍中揣摩挑选后，经过细致考订、点校、注疏的古籍精华。正是历代中华人的辛勤付出，中华本古籍不仅为研究古代的现代学术提供了基本资料库，更奠定了传统学术现代化的基础。可以说，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都是在阅读中华古籍中学会做学问的，在使用中华古籍中成为学者的。

张志强认为，出版事业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开民智、进民德、强民体、隆国势，此是中华书局自创建起就具有的格局与胸怀。正是这种格局和胸怀，让中华书局已经不仅是一家出版社，而且还是一个文化象征、一种文化理想，它是学者和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难忘中华书局两位前辈

82岁的安平秋同中华书局结缘始于1960年其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至今已有62年。安平秋说：“在中华书局110周年局庆之际，我想到中华书局的两位老同志对我个人的教导，对国家的古籍整理事业、对国家文化事业的杰出贡献。”

“一位是赵守俨先生。”安平秋回忆道，“按照当时国家科学发展规划的意见，为解决古籍整理的后继人才问题，在北京大学设立古典文献专业。1977级入学之后，北大古典文献教研室安排我上《史记》课。我就去请教守俨先生。他说，你讲《史记》是给古典文献专业开的，除基本东西要讲，不能省之外，要偏重于古文献学，讲《史记》的注家（特别是三家注）、版本等问题，要讲得深入、坚实。我照守俨先生说的列出提纲请他审定，后来我写出的所有讲稿都请守俨先生看过。他全部都看了，用铅笔加了旁注，改正了我的错字，最后还写了3页纸的类似审稿意见的文字。守俨先生这么关注我的《史记》课，不仅仅因为我个人同他关系比较好，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希望北大要为中华书局培养合用的古籍整理人才。”

“另一位是王春同志。他在60年代就是中华书局的党支部书记，后来做到党委书记、总经理。”安平秋说，“中央1981年37号文件的下达，王春同志功不可没！这一文件下达，才有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恢复和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才有古籍工作的春天。今天，我们回忆中华书局的过往与成就，往往提到出了哪些重点的书，同哪些著名学者有往来，但容易忽略像王春同志这样的党委的领导者和行政的总经理所起的作用。他贯彻上面的精神，贯彻党的意图，而又团结中华书局的人一起做好这项工作，承上启下，这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今天纪念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王春同志的贡献。”

“阅尽千帆，仍是少年”

“‘古字头’的学生、学者哪能不是中华书局的读者？我从它的读者，到作者，到同路人和合作者，今天成为它的追随者。谢谢中华书局！”座谈会后，一位业界人士在其朋友圈慨叹道。

的确，中华书局在学者和读书人的心目中，如著名学者任继愈所说：“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共命运，因为中华文化出版建设是中国兴旺的一面镜子。”

10年前，中华书局提出“百年再出发”。10年后，中华书局郑重宣布“创新向未来”，这是对百年前、10年前的精神传承，也是对10年后、百年后的前路期许。

“阅尽千帆，仍是少年。”少年最可宝贵的是登高望远、锐意进取的心性和不惧艰险、披荆斩棘的勇气，而对于一家文化企业，尤其是一家投身传统、志在千秋的出版机构而言，110岁正是青春有为、砥砺前行之时。

正像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周绚隆在座谈会上所说，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中华书局将继续传承110年来累积的文化底蕴，发扬工匠精神，把好出版质量关，确保导向正确、知识准确、编校精确；力争品质上乘、品位高雅、品牌长青，更好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持续用优质图书立德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