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的非凡十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出版在内的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2016年11月1日和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第三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又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在此期间，中宣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有关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应的工作规划，对出版走出去工作作出部署安排。所有这些，为新时代我国出版走出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

我国出版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顺应新形势、新变化，紧紧围绕丝路沿线新战场，充分运用重大工程项目、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的支撑作用，推动版权、实物、企业走出去取得新成效，一批又一批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出版物源源不断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十年经历波澜壮阔

新时代以来，我国出版走出去波澜壮阔、砥砺奋进，大致经历3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2013年至2017年间。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倡议一经提出，旋即赢得世界上众多国家热烈响应。至此，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方向进行重大调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成为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新“战场”。

第二阶段为2017年至2020年年初。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事业的不断深入，与我国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也不断增加，且不再局限64个国家。截至2020年1月，我国已与世界上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范围由亚欧地区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西欧等地区的相关国家。

第三阶段为2020年至今。2020年年初所暴发的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牵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综合性、深层次危机，我国出版走出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外部复杂形势面前，我国出版界着力在危机中创机遇，在变局中开新局，着力构建发声矩阵、精准施策，力求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出版走出去。

主要举措扎实有力

2014年12月5日，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成为出版界唯一入选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成为走向丝路国家的主要抓手之一。工程采用项目管理方式，通过分级分类分档资助翻译出版了一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我国优秀出版物。从2015年项目正式实施至今，丝路书香工程共计资助1680种图书，涉及55个语种，相继有196家国内出版发行机构获益，覆盖“一带一路”沿线75个国家。

随着工程实施的深入，其涵盖范围愈来愈广，涉及领域愈来愈多。“中国书架”“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等新内容、新形式也相继注入其中，成为走入丝路沿线的新动力。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中国书架”先后落户于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书架近500个。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城市的重要书店、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展览展销了一批外文版反映中国的主题出版物，开拓了中国出版物对外传播的新平台、新渠道。由中国文化译研网组织实施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依托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者以及国内外向型出版企业，通过广泛联系和积极培养国外友华亲华的汉学家和作者，鼓励支持其面向国际市场、海外读者，撰写客观介绍中国的出版物。截至2022年11月底，中国文化译研网联络了103个国家63个语种的汉学家、作家、译者、出版人5012人，其中参与“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的就有260人之多。

与此同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图书走出去基础书目库和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七大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也纷纷向丝路沿线国家倾斜。这些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出版机构走出去，尤其是走入丝路沿线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加快了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间资源互联互通、内容共同挖掘、渠道共享共用的步伐。

经过多年培育，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成为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伦敦国际书展和纽约国际书展并列的世界四大书展之一。从第20届到第26届，规模愈来愈大、效果愈来愈好，参展国家和地区从76个增至95个，参展商从2000多家增至2600多家。从2013年开始，丝路沿线国家参展数量和版权交易量更是节节攀升，博览会主宾国均由丝路沿线国家担任，特别是在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由中东欧16国组成的主宾国团队集体亮相，成为国际图书展会史上的一个创举。尽管受到全球疫情影响，第2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移至线上，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但其国际的交流合作热情不减，其中的一些核心数据令人瞩目。

新时代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组织出版机构参加了50多个国际书展，足迹遍布五大洲。除参加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际五大出版市场举办的国际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书展外，还积极参加丝路沿线国家举办的书展。相继参加了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等40多个丝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在所参加的丝路沿线国际书展上，还分别举办了多场中国主宾国活动。这一系列中国主宾国活动，拓展了国际市场，传播了中国声音，增进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丝路沿线出版界相互间的友谊，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重大成果令人瞩目

由于2021年有关数据官方还未发布，在此以2013年至2020年全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的有关数据进行解析。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国出版（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版权引进与输出比已从2013年的2.09︰1转至2020年的1.02︰1。（详见表1）同时，版权输出领域越来越广，覆盖范围越来越宽。在巩固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版权输出优势的基础上，丝路沿线国家的蒙古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语、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希伯来语、尼泊尔语、土耳其语、印地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波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斯坦语、吉尔吉斯斯坦语、爱沙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等小语种版权输出规模也不断扩大。

2013年以来，尽管我国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实物产品出口量出现波动，但出口额基本维持在1亿美元上下。数字出版产品出口额不大，约在130万美元左右，还有很大上升空间。2020年以后，由于受到新冠疫情蔓延影响，出版物出口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详见表2）

但不管是版权输出还是出版物产品出口，其输出内容结构不断优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习近平讲故事》《习近平用典》《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一大批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出版物在海外大量发行，引发众多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关注，纷纷引入英文版。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以来，引起国际社会热烈反响。截至2022年8月底，该书已翻译出版36个语种，在31个国家举办首发式、读者会、研讨会等国际重大推介活动，在40多个国际书展、500多家海外主流书店、20多家全球线上营销平台持续展示和销售，进入13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高校和公共图书馆，海外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覆盖面最广的领导人著作，也是国际社会读懂新时代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之窗。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瞬间回眸：影像中的变迁》（汉英对照版）、《摆脱贫困》、《人民的名义》等一批围绕改革开放、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价值观念、中国精神风貌的出版物相继出口境外，吸引了不少海外读者；一批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原创文学作品和少儿读物，如麦家、刘慈欣、曹文轩等知名作家的作品贴近国外受众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战“疫”日记》《最美逆行者》等一批讲述我国抗疫故事、抗疫中国方案出版物的输出，宣介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的理念，提振了合作信心、凝聚了世界共识、联通了民心民意。

我国许多出版企业还通过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借助其人才、经验、渠道市场优势推动我国出版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累计有500多家出版企业相继在境外设立各种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作，开展本土化运营，推广我国优秀的出版物。这其中，既有国内出版集团，如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股法兰克福书展集团公司旗下的英国IPR License公司，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茑屋书店母公司Culture Convenience Club 合资在日本成立中信出版日本株式会社等；也有单体出版社，如浙江少儿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在境外多个国家建立尼山书屋等；还有民营出版机构，如人民天舟（北京）出版有限公司分别在摩洛哥和阿联酋成立分公司；再有与境外文化企业合作经营建立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美国宝库山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合作成立学术出版国际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罗马尼亚、印度、斯里兰卡、匈牙利、塞尔维亚、突尼斯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等合作建立中国主题编辑部等；更有一些骨干企业走入丝路沿线国家，如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在罗马尼亚设立分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意大利路易斯大学设立“中国馆”，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越南分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佛罗伦萨成立意大利分社，等等。

制约因素多重

在充分认识新时代以来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出版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对薄弱，出版走出去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自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外在因素来看，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持有偏见，加之英语为世界主流语言，欧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强势地位，我国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壁垒重重，面临着诸多困难。尤其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又进一步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出版走出去遭遇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从自身来看，资源分散，尚未形成走出去的整体合力。近些年来，我国对出版走出去的投入不小。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国家级有关出版走出去工程项目近20个，涉及的主管部门有七八个之多。但其中不少工程项目内容相互交叉重复，其评审结果大同小异。同时，在出版企业中专门从事走出去工作的专业人员较少，而且有些是半路出家，对国际市场、国际出版贸易规则等往往一知半解。小语种翻译人员极度匮乏，较高素质、多语种翻译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尽管目前国内也建立一些有关出版走出去方面的资讯库、版权信息交易库、中外专家库、翻译人员库等服务平台，但库中的内容十分有限、数据大多比较陈旧，针对性、实用性普遍不强，无法对出版走出去外部情况进行准确研判，很难推出有思想分量、对策质量、价值含量的研究成果。

施策立足长远稳中求进

当前，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出版业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出版走出去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定向领航，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立足长远、稳中求进。

深耕传播内容，提供中国方案。找准传播对象话语共同点、情感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小切口展现大图景、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运用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表达形式，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逻辑。

运用先进技术，创新传播渠道。在互联网时代，国际传播主体、传播机制、传播手段已然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网络技术、新媒体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层出不穷。应充分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AR/VR、流媒体、超高清等技术，打造多位一体、互补互动的传播体系，推出全息化、可视化以及沉浸式、交互式出版产品，丰富国际传播形态、传播样式。

深化国际合作，强化本土运作。注意选准合作对象，采用内容、渠道、资本等合作方式，把中国内容装进去、传播开。尤其是要加强“本土化”运作，通过组织开展“云对话”“云探讨”等线上交流活动，举办国际性、区域性出版传播论坛研讨会，借助外方学术资源和平台传播我国观点、立场、主张。加大开展跨文化融合传播力度，加强与国际知名机构、公关公司、智库机构、高校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不断拓展人脉资源，特别是那些关键时刻帮得上忙、说得上话、办得成事的真朋友，吸引更多海外有影响力人士，不断推动我国出版走出去。

锚定重点国家，强化靶向施策。面向重要节点国家，不同群体、不同任务加强研究，用心用情跨越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文化障碍，制定“一国一策”传播方案和工作指南，靶向施策完善走出去布局，强化力量配置，推动阵地前移，打造战略传播支点，巩固扩大我国出版物的感召力、影响力。

加强舆情研判，提供基础支撑。注重国际媒体、智库、大数据信息利用，建立重点国家和重点地区国际舆情收集和监测机制，及时分析研判国际传播发展趋势。充分发挥科研院所、知名高校等智库的作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出版走出去研究报告发布常态化，为党和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学科研究支撑。应用好用足现有的人才资源，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拓宽引才渠道，吸纳优秀人才，特别是吸引一批有影响力的名编辑、智库专家、企业公共关系专员参加到出版走出去工作中，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出版走出去。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所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国际传播史”（20&ZD300）阶段性成果。作者范军系该项目课题组成员，张晴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邹开元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