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跃：呼唤匹配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

文字是一种媒介。当然，无论电子版、还是纸质出版，其前提都是内容的生产和流通。

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媒介传播中国？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看来，就是借用中国文化的优势。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以逾10亿人口实现农业向工业、信息社会转型，其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远远高于西方国家。

进行这种表达，作为出版走出去的首要命题，则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造出影响”，最终开创属于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市场。

世界对中国文化有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问题？

谭跃：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文化的表现就会丰富多彩。它表现为我们自身会有很多创新的东西，也表现为外部世界了解我们的需求会增加。

其次，是我们的话语权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有两大话语权，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在国力强盛的过程中,中国的话语权逐步建立起来了。

第三是出版行业本身，也就是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一的事业单位体制越来越企业化，也需要进行多国别的推广，这是企业内在的需求。

出版业走出去，是国家层面对我们的要求，是政治任务、文化使命，其实也是企业自身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在倾向。

从文化企业来讲，它做到最高处是什么？就是它的文化影响在全球各国都能够得到发扬。这是它的最高追求。

《瞭望东方周刊》：在世界出版格局里，中国是怎样的？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或者讲中国出版、中国文化能不能走出去，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话语体系是否能够真正建立起来。既包括工具性的语言表达，也包括语言背后的内容、思想，以及独到的见解。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当中，特别是古代这一段的个性非常鲜明。而且，世界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潜在的需求。

中国文化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就在这个世界不断交融的过程当中，用中国文化的核心精髓、和合的思想潜在地告诉你，世界该怎样和平相处。

其中的困难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是不是了解并且把握了精髓？了解以后，也要知道：当今世界的需求在哪里？

如果找不到需求，这个了解只能是学术化的，不能被社会接受。

关注力还没形成市场力

《瞭望东方周刊》：出版走出去，制约因素是什么？

谭跃：现在效果还不够好，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们的内容是不是真好，二是别人对你是不是真的关注。这种关注分两个层面，一种是精英的关注，一种是大众的关注。

精英的关注是指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学者、政府的一定层级的官员、社会组织的组织者等。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精英的关注，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谭跃：比如牛津大学有一个藏书中心，里面关于中国的藏书有接近25万册，全部是汉语的，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书。这说明社会精英或者白领阶层，对中国问题的敏感性。

形成反差的是，在他们的书店里我没有找到汉语的中国书——也就是说市场没有反应。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在某些高端人群当中明显，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市场的普遍关心。

不过，当精英层开始关注的时候，离市场已经不远了。因为社会的阅读是由精英层慢慢引领起来的。就像国外的各种译介作品进入中国大陆，首先是在高校，在高校形成气氛后，市场开始有反响。

这20多万册汉语图书的作者中，境外作者特别多，也包括香港、台湾的。这正好说明两个问题：即需求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能力还不够。

中国道路需要学术表达

《瞭望东方周刊》：能力不够怎么解释？

谭跃：这与话语权有关系。我一直认为，不要把中国道路简单地理解成政治语汇。

需要告诉世界，我们找到了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版本。因为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只有“英美国家是发达国家”这样的表述。英美国家的道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上普遍推行。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成功的几乎没有。

中国走了另外一条路。从世界的话语体系来讲，其实是走了有别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是13亿人的道路。它的复杂性比英美国家要高得多。

但是这个话语体系，我们现在缺的是学术表达。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性，这是应该可以出学术成果的地方，也是有出版物的地方。

这么庞大的人口、国家、社会体系，由农业向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现代化的复杂性远远高于已经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加强自身的，是对这个道路有深刻理解的学术探讨。仅用政府文件的方式来表达还不够，需要上升到学术层面。

其实出版的背后是学术研究水平的表达，是一种呈现。我们有这个意识，也和很多研究机构专门进行了沟通，希望能够推动这件事情，就是让企业来推动研究，找准话题。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文学出版近几年形势不错。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对于中国出版走出去有什么样的影响？

谭跃：有非常正面积极的影响，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出版界的影响。世界会觉得中国有好东西。过去他们还有一点不太承认，现在感觉到了。

获奖，一方面是他们功力的表现，背后还是中国在世界的影响提升，是世界对中国的认可，产生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认可。

我们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对出版行业来说，需要研究怎么来进一步把它们运作好。所以在他们获奖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一条路径是很清晰的，通过对他们的宣传、推广、翻译、走向国际获奖，获奖了以后对两个市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曹文轩获奖后，国内已经形成一波一波的儿童文学出版热。另一方面，国外遇到出版商，一讲曹文轩的话题，他们都表示希望能聊一聊版权问题。曹文轩的作品，他们都知道。

我们把他们看作是珍贵的出版资源。其正面作用，一是会带动提升中国的整个出版的世界影响，同时也会改变国外评委们和读者们对中国作品的观感。

我们最近想得比较清楚，就是一定要走入，先走入国外的白领精英——就是所谓的主流社会。实际上他们就是制高点，阅读的倾向是由上往下沉的。我们想进到公共图书馆、研究机构以及著名大学。

不亏本，还要有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家出版企业，怎么平衡影响和效益之间的关系？

谭跃：对于出版走出去，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同时也更加谨慎。因为它现在不是出经济效益的阶段。如果我们大举贸然地去，没法持续怎么办？

根据我们对国外出版市场的判断，中国图书越来越热，但目前还不足以有很好的市场表现。我们的策略是，第一个阶段是要做响，以呼应它的热。做响以后才是做开，然后逐步做强。在我的脑子里，“十三五”“十四五”都属于做响阶段。

中国出版走出去还有困难的另一面。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成见还是存在的，还有很大程度的不了解，甚至还停留在清代晚期。对中国的了解，本身又是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我们企业来讲，一定要想到可持续，与国家战略有一致性，同时也要有差异性。国家战略就是强力推进，它主要是造形象、造影响，完全正确。但是如果企业完全这么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既要造影响、造名声，但同时更要稳步走。我们现在基本追求的就是不亏本，有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事实上是否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谭跃：现在基本是平衡的，关键是看这个账怎么算。如果要算大账，那我觉得是不平衡的，比如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人要出国，这些费用如果都算为走出去成本的话，这个账是平衡不了的。

但是狭义地讲，一本书一本书地走出去，还是能平衡的。我们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公司，给它的定位就是往外走，做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