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陈寅恪，都不失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高度。值此诞辰120周年之际，《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于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不厚的一册书，融入了陈寅恪近80载的命运浮沉，也浸透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早年便镌刻于学人王国维墓碑上的一世执著。
编纂者卞僧慧，本专攻天津史研究，但因30年代即蒙受陈寅恪师恩，感怀一生，便花20余年的心血，成就了“师者”陈寅恪的年谱。
这位99岁仍念师恩的陈门弟子，日前在天津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强人从己”
一提师者陈寅恪，卞老便说，先生平生既不随声附和，也不强人从己。
连对此后学术史上的“小公案”——陈寅恪名字中“恪”的念法，陈寅恪生前都不“强人从己”。“先生曾说过，‘恪’在普通话里应念ke，在乡音里念一类似huo的音，但到清华，人家跟着念乡音，只是念成了que，我也答应。”
读书上，陈寅恪从不赶时髦，善于抉择，注重阅读“原典”及“老书”，中外皆然。在德国，陈读《古英语文法》。别人问他缘何读“老书”，他答曰“正因为它老的缘故”。与陈寅恪同时代的读书人，多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但陈仍有不同——不仅对《十三经》大部分成诵，且每字必求正解。“《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与卞老席间谈及，某些国学讲坛如今已成为二流学者的名利之场、电视观众的解闷之所。有人在国学讲坛走一遭，赚了以千万计的钱，可连《论语》都没有看过，甚至大言不惭，认为“看了束缚想象力”。卞老称，60多年前，陈寅恪对学生“言学习方法，强调一般人未看到原书，这样不好。说食不饱，需看原书，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从不故弄玄虚，小处着眼上大课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卞僧慧1931年考进清华，后因病由化学系转入历史系，曾邂逅北大几位先生到陈寅恪课堂“偷听”。“他们佩服得不得了，说跟他们学校讲的不一样，听先生讲就像听好戏那么过瘾。”
对陈寅恪的课，卞记忆最深的是“他很少会故弄玄虚。他的课好懂，还经常搜集学生的反馈，尽管他讲的时候总是惯于眼睛闭着，每每讲完一段，才肯睁开。讲史，他总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卞僧慧在陈寅恪年谱中提及，1944年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讲“元、白”诗，“第一课讲《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当时的话剧导演贺孟斧，耳闻陈寅恪大名，想来听课，但因被陈学生告知的第一讲名称，以为无聊，便没来。“其实，先生是以这个题目带出唐代婚礼制度，乃重要事。”
卞僧慧称，先生的教学，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抗战前，课堂讲授的，都是先生新的研究成果。在卞僧慧记下的陈寅恪课堂笔记里，有陈的这么一段慨叹：“每星期二小时，在听者或嫌其少，在讲者已恨其多。其原因有三：一则以自己研究有限，自己没有研究过的，要讲就得引用旁人的研究成果与见解（包括古人的与今人），这些都见于记载，大家都能看到，不必在此重说一遍；一则是有些问题确是值得讲，但一时材料缺乏，也不能讲；一则是以前已讲过的也不愿再重复，所以可讲的就更少了。现在准备讲的也是有新见解、新解释的。”
治史，在于致用
据卞僧慧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在清华园讲课，常论及研习方法，却鲜提历史观。先生治史，在于致用。他拟以“中国历史的教训”的角度，写一部“中国通史”，可志愿未能实现。
卞僧慧称，先生论史，虽极重视思想意识的作用，可是明确指出，当历史发展出现重大转折时，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是经济制度，而不同于唯心论者之后人的头脑中、意志中寻找终极原因。与此同时，陈寅恪非常重视中国文化。
在纪念王国维的文字里，曾言“吾之所学关天意”，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他深知中国文化的精深，可他绝不自持中国文化的傲慢。对“中国文化最高，或谓汉族文化最高”的言论，陈寅恪明确表示：“不能因为自己无知遂谓某民族文化甚低，或文化不足道。民族感情之挑拨，往往由于对历史之无知而引起。”
“大德不逾闲”，细微处“不使旁人吃亏”
卞僧慧在年谱中记载，1932年3月13日，陈寅恪曾和学生说到“道德标准”：“中国今日旧道德与新道德两种标准同时并存。有人谓旧的已去，新的未到者，殊非事实。此犹如有两种斗，小人以大斗量入而小斗量出，君子因此吃亏。今后旧者恐难复存，惟新者来自外国，与我国情形每有格格不入之处。”
其后，陈又谈到，“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减而后已。其不肖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而陈寅恪自己，恪守的准则是“吾人当准情酌理，行吾心之所安，总以不使旁人吃亏为准绳，至于细微处，则‘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
从国外初到清华，陈寅恪曾开过一门梵文课，但没有什么人能懂，后来课开不下去了。陈寅恪说自己“入门不足,养老有余”——愧于“入门课我教得不好”，有“在这养老”的嫌疑。“卢沟桥事变”刚发生之时，日本人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以联络感情之名，盛情邀约中国文化界名流赴宴，包括陈寅恪——同时受邀者有的成为了汉奸，陈寅恪选择的应对是“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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