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藏书楼：四部备要，古今集成

对于何以要出版《四部备要》，陆费逵曾自写过一篇《缘起》，他在文中称：“吾国学术，统于四部。然四库著录之书，浩如烟海；坊肆流传之籍，棼若乱丝。承学之士，别择维艰；善本价昂，购置匪易。本局同人有鉴于此，爰于前年择吾人应读之书，求通行善本，汇而集之，颜曰 《四部备要》。”陆费逵说，四库著录之书，数量十分庞大，一般的人难以选择，但如果购买这么多的善本，一般人也很难有这样的雄厚资本，所以中华书局针对这种情况，选择出一些古书之中必读之书汇在一起，这就是《四部备要》的来由。

但对于这部书为何选择丁氏兄弟所用的仿宋铅字？陆费逵做了如下的解释：“提纲絜领，取便研求；廉价发行，以广传布。惟是普通铅字，既欠美观；照相影印，更难清晰。适杭州丁氏创制聚珍仿宋版，归诸本局，方形欧体，古雅动人，以之刊行古书，当可与宋椠元刊媲美。兹将第一集至第五集分年校刊，共计二千余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

《四部备要》出版之后，因为物美价廉，广受社会欢迎，成为那个时代畅销的一部大部头书，而今全套者流传到今天，也并不多见，一旦上拍，也均能以善价成交。但从内容而言，这部书也受到了后世学者的诟病，其中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当年中华书局所进行的点校。中华书局为了能够印出这部用老式标点排印之书，当时请了许多的人同时对该书进行点校工作，虽然那时找到了一些前清遗老，但那些人因为名头大，其实并不做事，而是由他们的门生故吏来具体操刀，那点校质量当然难以保证。虽然在选目方面《四部备要》受到了白化文先生如下的赞誉：“从古籍丛书书目结构的角度看，《备要》堪称组织得最好，收书最全面的，实用性最强的一套丛书。”

但是因为这种点校改变了原书的面貌，使得后世学者在使用该书时，只能作为一般的读物浏览，而不能作为资料予以引用，故而白先生又对这《四部备要》有了如下的说法：“作为一种能够引用的‘版本’，限于上述条件，《备要》恐怕不够格。您看见学术书籍与论文的注释中，有引《备要》本的么？青年人有首选阅读《备要》本的某一种典籍的么？附带说一下，已经有人指出，《备要》采用的底本颇多可议，禁不住细心的学者比对。这也是《备要》难以长期行世的一块定时炸弹类型的硬伤。”

《四部备要》以排印的方式出奇制胜，在那个时代大部头书能够排的这么漂亮，成为了那时的一个至高点，但是这个成果并没有让陆费逵满意，他还是希望在影印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这项大工程，他选中了《古今图书集成》。该书以铜活字排印于雍正、乾隆之间，然此书当年仅刷印了64部，而后到光绪年间，同文书局又受朝廷的委托，按照原样大小影印了100部，后因失火，这部影印本也流传不广，但有一部分被皇帝作为国礼送给了国外的图书馆，故而这部书被外国称之为中国的百科全书，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能陆费逵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要从此书下手，虽然中华书局自有藏书量很大，但是这稀见的《古今图书集成》，他的书楼里却未备，正好在此时，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出现了。当时广东有位藏书家叫叶廷琯，此人早年从北京买到了一部《古今图书集成》，而后运回了广东，这部书后来又归了大藏书家孔广陶，那时康有为的老师朱九江听说了此事，就命令康到孔家去读这部大书，康遵师命，在孔家一读就是3个月。

可能是他对该书太过喜爱，竟然这部书后来就归了康。到民国初年，康以万元的代价把此书卖给了简照南，简去世后，该书被陈炳谦买下。这件事被一位叫路锡三的人听到了，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陆费逵，于是中华书局得到了这个底本。当时这也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很多人前来中华书局观看此书。为了应对这么多的观赏客，1937年3月27日到4月1日，中华书局每天下午可以让人来自由参观。这个做法也应当是预热宣传的一部分吧。

因此书有一万卷之多，另外还有目录40卷，如果将其原样影印出版，售价依然难以便宜，经过商议，最终该书以缩印的方式予以出版，而陆费逵也同样给该书写了一篇《缘起》。为了能够说明这部影印本的价值，陆费逵在这个《缘起》中有如下一段话，这段话对这个价值的判断十分重要，故将其抄录如下：“民国十五年，敝局刊行《四部备要》全书之际，高野侯先生即主张重印《图书集成》，就扁字本影印，或用聚珍仿宋版排印。然细加整理之后，发现扁字本脱卷、脱页、脱行、讹字，不可胜数。舒新城先生力主用铜活字本，然求之多年而不得，即影印本亦鲜完全无缺者。客冬，陈炳谦先生以铜活字本原书见贻。是书旧藏孔氏（岳雪楼）、叶氏（华溪），继藏康氏（有为），全书五千零二十册，仅有六十二册抄配。每册首均有孔氏、叶氏、康氏藏书之印。武进陶氏谓：‘同文影印本缺十余页，以与故宫所藏四部对勘，所缺相符。岂六十四部一律如斯耶？甚可惜也！’乃一经核对，则《草木典》所缺之一页，此本居然存在，且确系铜活字本，并非配补，诚人间瑰宝已！”

陆费逵说，当时高野侯提议，用美查版的扁字排印本作为底本来影印出版，而第二个选项，则是用从中华书局所买来的聚珍仿宋体来排印，经过查证，美查版扁字本在排印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错讹，故若以此来作为底本，无论是影印还是排印都不合适，于是舒新城提出还是用《古今图书集成》的第一个出版物，也就是当年的铜活字本。然而此本中华书局寻求了多年，却没能得到，于是就想用同文书局的原大影印本，即使这个影印本，也找不到全套者，而后终于得到了康有为旧藏的这部铜活字。

可惜的是，这里面有62册为补抄。而后中华书局派人下了很大工夫，到各地图书馆去寻找所缺原卷，最终才将其补齐。我不知道陆费逵在写此文时是否想到了他所排印的《四部备要》，也正因为这个排印所产生的错讹受到了后世的诟病，看来古籍点校真是看上去简单，其实是很难做完美的一件事。总之，这部大书影印了出来，虽然是缩印本，但毕竟在价格方面便宜了很多，从此也成为了一部畅销的大部头书。

正是因为陆费逵的这种既有前瞻性，又有执著的秉性，使得中华书局得以迅速壮大，他曾经说过，做事情专一和有耐性，才是能够将事情做下去的先决条件：“我的长处，我也不必客气，不妨说说。第一，专心。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别种商业和入政界，但我始终不为所动。第二，忍耐。近十年来，无论怎么样我都忍耐得住。第三，不失本来面目。我从小到现在总不断的看书，不阔绰。这三种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却也是办事必须的条件。”（陆费逵《我为什么献身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