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新闻出版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特别是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出版业逆势上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从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管理司获悉，“十一五”期间前4年图书出版品种数逐年递增：2006年233971种，其中新版图书130264种，重版、重印103707种；2007年248283种，其中新版136226种，重版、重印112057种；2008年274123种，其中新版148978种，重版、重印125145种；2009年301719种，其中新版168296种，重版、重印133423种。数字显示，4年间图书品种数增幅较大，特别是2008年、2009年两年增幅都在10%以上，而此时正值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音像制品4年累计出版114538种、18.99亿盒，电子出版物36235种、6.83亿张。
2008年和2009年我国出版物品种数跃居世界首位，成为出版大国。“十一五”期间，我国出版业的繁荣不仅体现在数量和规模的增长上，还体现在质量效益的提高上。通过实施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物规划，一大批精品力作得以出版。出版人的辛勤耕耘，结出累累硕果。截至2010年6月底，“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中图书1397种，音像、电子出版物531种，完成率达93%，为历史最好水平。
以古籍出版为例，“十一五”期间，国家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抢救、挖掘、整理，完成了一批对中华文明传承具有深远影响的出版项目。
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是“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该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在无数专家的努力下，经过17年调研整理而成。它对我国现存的20万种古籍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中华再造善本》一期工程“唐宋编”“金元编”共计758种珍贵古籍全面推出，这是中华古籍抢救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使珍贵的善本古籍重获新生。凤凰出版社的《中华大典·文学分典》的出版标志着这项规模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同时，黄山书社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100卷）、中华书局的《琴曲集成》（30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70卷、辽海出版社的《中国古代曲谱大全》、中医古籍出版社的《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凤凰出版社的《京剧历史文献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家谱总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明清赋役全书》、文物出版社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苏轼全集校注》等一批规模大、学术价值高的项目也相继完成。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也成果不断。四川民族出版社的《古译文献宝典》（133卷、藏文版）是藏学专家经过多年的抢救性整理完成的，它的出版引起了海内外藏学界的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对“西藏文化毁灭论”的有力驳斥。《羌族释比经典》也是四川民族出版社的重点项目，该书被誉为羌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填补了羌族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羌族文化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及时抢救和出版这一民族文化的精品更具现实意义。巴蜀书社的《中国水书》（160卷）、民族出版社的《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100卷）、四川民族出版社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100卷）等都是对濒临失传的民族文献的抢救性出版。
5年来，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重点项目的出版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十二五”出版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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