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陈寅恪，寻找丢失的耻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版)，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42 .00元。

终于等到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再版。上世纪90年代，此书的一纸风行和随此书而来的“陈寅恪热”，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若从内容上分析，和初版比较，修订版除了因为当时一场官司不得不于相关处作一些必要处理之外，其他改动可以说几乎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也许难免会让人担心：此书的初版本既然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如今将一个改动甚微的修订版推出，是否还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时移势变，此书再版可还有丰富的蕴涵？有的。此书再版，适逢中国知识界之剧烈分化。重温此书，今之读者可以从陈寅恪那里寻找一种近乎丢失的耻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里，弥足珍贵的当然是作者费尽心力发掘的原始文献，而其中最惊世骇俗者则是一份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档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陈氏弟子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陈寅恪开出了就任所长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真要感谢忠实记录了这场谈话的陈氏弟子，尽管他当日不可能意识到这份记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曾经说过，发现一个古字和发现一颗彗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躺在尘垢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其光芒又如何呢？相信所有对中国1949年后的历史稍稍熟悉者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陈寅恪这里的表态不过是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以贯之，无甚稀奇。此言不差，但为什么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环境中，如陈寅恪一般对自己体认之“道”坚守者寥寥无几，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哪怕是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却常常轻易为外力所动摇和左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个人数虽少但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为基本符号的普世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群体中，陈寅恪、吴宓和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堪为代表。

1949年后，在一个与自己经验完全陌生的时代里，面对新的主流话语和价值符号，除了唯利是图的投机者，知识分子如何选择真是一个难题。许纪霖分析过金岳霖这一个案，金岳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以前一直担心中国被瓜分。正是这样的‘瓜分情结’，使得他在解放后认为共产党解决了国家的独立，所以国家有自由了，个人自由受点损失也就认了”。因此，金岳霖们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也许并非完全自愿，但于理性层面，又往往是自觉的，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应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看来尽管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尽管备尝痛苦，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毕竟还是转过来了。与此相比较，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却固守自己的领地，这是为什么？

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儒家理想人格的榜样作用。何谓儒家理想人格，内涵和外延或许都十分模糊，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就活生生地存在于先贤的只言片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陈寅恪们来说，先贤的片言只语就仿佛是一种神示的力量，始终能让他们从艰难竭蹶中倔强地昂起头来。有时候他们可能显得不通权变，甚至颟顸，但在传统文化浸润之下，其耻感却是最深的。

吴宓赠陈寅恪诗曰：“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耻感沦落，底线丧失，迂执如陈、吴二公者，又怎能不生“吾道孤”之叹？昔日的大儒顾亭林在圣贤经义中最看重两点，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任何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如果准备扮演适当的角色，就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须“行己有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两重担当。寻找丢失的耻感，不妨从重温陈寅恪开始。而这一点正不妨看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