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陈寅恪

《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出版

难得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1890年—1969年），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陈寅恪这位不世出的文化大师。他在当时、后来以及今天都感动了无数人，只是人们至今仍很难准确地理解他。多数人是附和别人称赞他的学问和个性；也有人多少了解陈先生在艰难环境中对学问、精神自由的坚守。但人们很少能总结出他给我们带来的精神力量以及他对现代大学教育、人生教育的启示……

陈寅恪的学问和传奇是难以说尽的。他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胡适评价：“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

谈起陈寅恪，总让人想到一句唐诗：“千古文章未尽才，一生襟抱未尽开。”他平生最大的志愿是写成《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但晚年因为“文革”和双目失明，未能完成。有人说，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他以悲情的形象占据了历史页面。如果人们不能了解并理解这一悲情，那谈论陈寅恪就只是隔靴搔痒。

陈寅恪不惮于暴露并表述自己的悲情。他在谈论王国维时就说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并自称“寂寞销魂人”；1953年，在文化人都与时俱进之际，他耗费10年时间，写作《柳如是别传》，坚定于“著书唯剩颂红妆”；据说，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只有理解这种悲情，才能理解陈寅恪对自己人生事业的执着。这种执着，从他人生的起点处就开始了。

祖辈、父辈均为名臣、名士，但陈寅恪并未像今天的“富二代”、“贵三代”公子哥们儿那样，拿个学位就迅速进入成功人士行列。他20岁时开始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校就读，游学十几年。

在外多年，陈寅恪却从未想过拿文凭，而是以求知为主。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于是他辗转游学13年，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数十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古代印度的一种语言，在佛教典籍中被保存下来）为精。此外，他还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

他的游学精神让去欧洲考察的傅斯年大开眼界，感慨不已：“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若干年后，傅更是高度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陈寅恪回国，35岁的他算是“剩男”了，但他根本没放在心上，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书、做学问，乐在其中。直到快40岁时，他才娶到了同样热爱学问的唐筼（音同“云”），开始过了几年幸福而安顿的生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陈寅恪都可以不过那种清苦寡淡的生活。不说家庭的人脉，单凭他自己在游学中建立起的学术资源，都可以迅速地进入“民国教授”的精英之列。但他依旧在执着于自己的路：问道不问贫，不积累，不聚财，不求所谓的社会成功。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先生为汉学教授。这是牛津创办以来首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这一极具荣誉感的邀请，陈寅恪两度辞谢。后考虑到自己眼疾甚重，欲借此机会赴英医治，才答应就聘。不料欧洲战火突起，终未成行。

穷困中求得大学问

国家的命运也影响到陈寅恪。抗战开始，高校南迁，师生流离失所。在当时，发国难财者有之，逃离中国者有之，投机者有之，陈寅恪却没有趋时而生，而是执着于学术，以至于读书读得视网膜脱落、眼睛失明。对陈寅恪而言，他是心甘情愿做了“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他的女儿回忆：“父亲工作时汗流浃背，在一个风雨一来都能刮塌的房子里，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个小板凳写文章。写完，父亲需要休息，就带我去散步。他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远离战乱的欢愉。”

“父亲用眼过度，视力日渐减退。母亲很着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父亲增加营养。于是托人买来一只怀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后，母亲学着挤奶，给父亲饮用……”

1942年春，有人奉日军之命，专程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从，随即出走香港，之后又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在广西大学、中山、燕京、清华等校任教。

在香港时，日军军部发文给香港占领军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就往外拖，硬是不吃敌人的面粉。日军用官职和金钱利诱，陈寅恪拒不接受，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友人的日记中曾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陈寅恪平时主食只吃一两片面包，副食只吃一两片瘦肉。病了后，食量更是大减，靠打针和服维生素B来补充营养。当时打针费用昂贵，维生素B价格亦不菲。唐筼为买药四处奔波，实在是煞费苦心，尽力支撑。

穷困伴随了陈寅恪一生。他的身体之差多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有一次历史学家邓广铭去看陈寅恪，陈躺在床上呻吟说：“这个身体快不行了。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又说：“不写完这书稿，我不死。”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与蓝文徵听说这件事后，约同往谒，蓝文徵买了三罐奶粉。陈寅恪和夫人都还在病中，只能倚靠着被子坐起来。这样让人心酸的事例太多了：为了买煤，陈寅恪不得不卖了藏书换钱；而到了除夕，让女儿美延“吃了一顿白米饭”，陈寅恪欣慰的笑颜却显得尤其悲怆……今年，陈寅恪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写的回忆父母的感人著作，就用了“也同欢乐也同愁”作为书名。

这种人生，在当时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可怜，甚至迂腐的。但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这种悲情，使得1946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陈寅恪暂时不要开课时，陈拒绝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这种悲情，使得他声明：“我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种悲情，使得1953年，他回复是否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一事时，要求毛泽东等人能给他一证明书，“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这种悲情，使得在知道他失明的情况后，当时主政中南地区的陶铸专门嘱咐在陈家门前修建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以方便他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也是这种悲情，使得他的魅力不为时间所能占有或放弃，到今天依然让人钦佩、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