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序言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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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学者杨奎松、傅国涌推荐给民国史爱好者的史学经典——《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1980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首度出版时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本书利用大量的经济史料研究了1927—1937年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经济政策，揭秘了以江浙财阀为首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之间金钱与权力的联合，以及为了争取政治地位与各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下文为作者序言。

序言

在20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的年代中，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扎下了根子。特别是1895年以后在同西方接触的刺激之下，出现了现代的贸易企业、西式的金融机构和中国人自办的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竞争暂时减弱，为中国现代经济的扩展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的机会，因而使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现代经济虽然规模还比较小，但由之而滋生的现代商业阶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却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新因素。

资本家在上海是最强大的，那里已经发展成为现代中国贸易、工业和银行业的中心。在20世纪最初动荡的十多年中，以一批坚韧不拔的领袖人物为首，上海资本家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等组织，成了上海资本家的机关。当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时，这批资本家成为中国中部重要的政治、经济集团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了。

1927年春，蒋介石及其同盟者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以后，直到1937年夏因日本发动侵略而受挫为止，这十年中它一直是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关于这个时期的南京政府，从30年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一些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认为国民党政权和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例如长野在1931年写道：“近来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资本家的影响已经显著增长了。中央政府不取得这些势力的支持就不能存在，……资本家左右着政府的政策。”11933年鲁斯的《幸福》（Fortune）杂志说，南京政权主要是建立在和上海银行家联合之上的。2左翼编辑斯潘塞在1934年写道：“改组后的国民党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和城市的实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地主之上。”3巴尼特1941年在一篇为太平洋学会撰写的文章中说，1927年后“一个前进的但反对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给予了执政的国民党重要的激励和支持”4。

现今仍有相当多的作者重复着这种论点。穆尔虽然把着重点放在农村地主阶级，但也认为国民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是“一部分旧有的统治阶级和城市的新兴分子两者的融合”5。外交官朗宁在1974年所写的回忆录中，把南京政府说成蒋的军事将领、陈氏兄弟和“有势力的上海金融和商界人物的联合体”6。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一些学者、新闻记者、外交官，还有政治评论家，对国民党政权经常持有这种概念：南京政府同新兴的城市资本家密切联合着，这批资本家和农村地主共同构成了蒋政权的社会基础。这种联合的论点显然认为南京政权代表的主要是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则能对政府起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本文的论点则是：这两个集团间的关系，事实上其特点是政府极力从政治上使城市资本家俯首听命，并从现代经济中榨取利益。南京政府的政策，所关心的是财政收入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或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这种作用加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地位，并且有利于列强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方面，资本家通过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所提出的意见，南京政府任意予以抹杀，并且事实上企图把这些组织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资本家作为政治力量是被抑制的，而到1937年他们就成为政府的附庸了。南京政府并不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家也不能在政府决策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影响。

然而国民政府并没有蓄意消灭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一直到后期，南京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地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而且即使在后期也没有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倾向。政府和资本家都强烈敌视共产主义。因此，资本家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并非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及其对资本家的需索。

南京政府是1926年7月从国民党根据地广州北伐的最后成果。可是，该党的革命运动在1926年并没有明确肯定的政治方向。孙中山遗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商人和劳工，军人和学者这些身份互不相同的成员，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当北伐从广州开始时，中国似乎处于三项革命：政治革命、反帝革命和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建立强大的国民政府，其内容是最简单明白的。国民党号召用武力打倒军阀，缔造一个能坚强有力地控制地方政府和军队的全国政权。政治革命的成功将结束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

党的第二个激励人心的目标是反帝革命，即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外国人控制了将近一半的中国现代企业、国际贸易和现代银行；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外国政府利用债权控制北京，操纵中国海关、盐政和邮政。然而最令人激愤的是种族歧视通行于中国各通商口岸——不少公园、游乐场、戏院和学校禁止中国人入内。这些情况激起了席卷全中国的反帝情绪，接踵而来的便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北伐正是趁着这股激烈的反帝浪潮展开的。于是出现了包括收回汉口英租界和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内的对外国人和外国特权进攻的事件。

北伐的第三个方面是社会革命——一个阶级反对一个阶级的暴动。中国农民和工业无产者都是这项运动的潜在势力。国民党在广州时期就已在这些团体中从事群众运动，以激发他们的革命潜力。党控制的工会很有力量，国民党农民部组织的农民协会则号称代表了八十万农民。7然而直到北伐时期群众运动才真正如火如荼。强有力的工人武装实际上掌握了武汉和上海的控制权，农民协会则发展迅速，以湖南最为显著。

群众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支援北伐，并不是煽起阶级革命。可是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来自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国民党左翼（例如毛泽东，当时是国民党农民部的书记）。正因如此，在北伐的热潮中，群众运动日益激烈，出现了社会革命的幽灵。这种趋势震惊了许多国民党人，于是在中国中部取得胜利时，党内开始分裂了。那些反对社会革命、担心共产党人将控制党的人们，就穈集在蒋介石及其在南京建立的政权的周围。激进派则在武汉组织了政府。蒋占了上风，镇压了群众运动，从此国民党政权就坚决反对社会革命了。

1927年的这些事件对于国民政府十年南京政权特点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蒋介石的胜利还没有全部完成，社会革命的幽灵仍然存在，共产党人撤退到分散的各个角落，从那里继续发动农民阶级。蒋执意要消灭这个威胁，从而，内战就成为南京政府贯彻始终的特点。1927年的分裂也削弱了国民党的实力。清党把许多最有献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清除了，党和政府机构让一批自私的官僚控制着，8总之，作为革命变革工具的国民党被削弱了。

南京政府反对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使它离开了农民阶级。国民党简直没有做过什么组织农民，或者实行改善农民命运纲领的事情，在南京笼罩着反共产主义的气氛中，农村改革的主张受到了怀疑。因此新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南京政府缺乏创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需的要素——全民的政治动员，因而它行使权力基本上只能局限于一定范围之内，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部门中聚敛而来，从传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在全国国民总收入中，现代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例如，1933年仅仅占12.6%，既然如此，农业经济本应可以为南京提供一个强大得多的财政基地。9可是，开辟这个财源，就必须有一个统治巩固的农村地区，而这正是南京所缺乏的。

1927年的种种事件削弱了国民党的反帝力量。国民党收回主权的策略，是一种既对抗又谈判的混合体，尽管北伐时期反对列强的暴力行动曾经一度非常迅猛。几个国家派遣了军队来到上海，而在南京事件发生之后，存在着外国干涉的可能。当南京和武汉发生分裂之际，蒋面临着敌对政权的严重挑战。他认定不能冒两面作战的风险，于是就采取了与列强合作的政策。南京并没有放弃消灭帝国主义特权的追求，只是企图通过谈判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取得了一些胜利，有所收获，例如恢复了关税自主。然而列强在中国的基本结构毫无改变。国民党对付外国势力特别软弱无力，因为它的政治和经济基地都在沿海城市，帝国主义的力量在那里是最强大的。整整十年之中，南京不得不屡屡变更政策来顺应列强的压力，即使显然属于内政方面的事项。例如决定中国国内的卷烟和棉纱产品的税率，外国势力也是决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1926年国民运动是为谋求政治、反帝、社会这三重革命的话，那么到1928年它所进行的就只是政治革命了。它反对社会革命，便转而以谈判的手段来结束帝国主义特权。在十年之中，不管怎样，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力求把全国置于他们管辖之下，并加强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政府曾表示决心要通过经济的、教育的、科学的和工业的现代化来建立强盛的民族国家。国民党人获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获得了国际承认，并在统一币制和取消厘金这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南京政府的成就被很多失败抵消了。国民政府为严重的弱点所困扰，面临着重重障碍。它未能达到国家统一的目标。

使南京政府建设国家的努力受到损害的是折磨着国民党的政治上的分裂。南京政权硬是被等同于蒋介石个人；南京的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通常被视为他个人力量的扩张。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政治上的兴起是比较晚的，他招致了众多政治上、军事上的对手。孙科、汪精卫和胡汉民等党内人物觉得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与蒋介石不相上下。军界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等，虽然都曾表示效忠于国民党，但实际上其统帅的军队却不听命于蒋和南京。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对手不断向蒋统治的国民党政权挑战。蒋为了分化他的敌手，常常和他的一些对手携起手来，但又不愿同他们分享权力。结果是蒋和其对手之间不断发生混战，简直和军阀年代的政局一模一样。

蒋介石在这些内战中一般都是胜利者，并且在这十年中南京的权力逐渐伸展到南部和西部。然而这些成就是花了高昂的代价的。加上反共战争在内，这种国内的动乱耗尽了政府的元气和财力。蒋把军事置于绝对的优先地位，而把教育、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工作束之高阁。

无能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削弱了南京现代化的努力。在国民党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中，蒋力图把政府各机构严密控制在手里。政府人员提升的标准是对蒋个人的忠诚，而不是行政才干和创见。蒋往往任用亲属充任要职，对于有重大贪污舞弊行为的人员，只要忠诚于他，也予以容忍。

在发展现代经济方面，南京政府所起的作用说明了折磨这个政权的问题所在。国民党在理论上强调发展经济是增强国力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因此十年之中，政府曾经发表了一些报告，举行了一些会议，并公布了一些发展现代经济的计划，结果却是有限的。可以利用的钱很少，因为南京有限的储备都首先用于军事。蒋的亲属指挥着大部分的经济事业，往往利用他们的官职谋取私利。政府企业往往由于经营不善和冗员过多而遭受损失。因此，南京政府所做的努力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南京政府这种失败的基本原因在于它薄弱的财政基础，这是它对农村地区控制得很有限的结果。例如1933年国民政府的全部支出，只占国内生产的2.4%，这在现代政府中是极低的水平。对照来看，19世纪晚期日本明治时期的当政者经常至少掌握着日本全国收入的10%，因而他们能进行重要的经济改革。10南京政府即使拥有精干的、有革新精神的和组织完善的行政机构，并且以相当数量的政府收入投到发展规划中去，其结果也未必能在南京政府时期内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年中经济上无所增长，而是说另有原因。经济学家张长治认为，从1928—1936年时期包括满洲在内，中国现代工业每年的增长率为8.4%，11我虽然认为这种估计太高，但确有重大发展。）总之，国民党在政治革命方面的成就——建立一个强大的国民政府——由于内战、无能的行政机构、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继续起着作用，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对农村地区的无力控制，使这种成就受到了限制。蒋的力量主要用于对付向他权力挑战的那些军事和政治力量，既没有足够的钱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力量用于其他方面了。

如前所述，上海资本家和南京政府本来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双方都强烈反对社会革命。资本家害怕激进的工人运动并竭力支持蒋介石和武汉的决裂。可是，这个表面上的共同利害关系掩盖了南京政府和资本家之间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冲突。钱是双方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蒋介石频繁发动战争，造成了财政方面的超额需要，这些需要几乎全部都落在现代城市经济部门头上，而这些经济部门有一半集中在上海地区。这个城市是蒋介石生死攸关的财源所在。所有其他重要经济中心——天津、广州、武汉、北京、沈阳和青岛，在1927—1937年间有时是在同蒋介石对立的政权控制之下的。因为上海使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相形见绌，1927年10月后，南京政府控制了这个城市，使蒋得以凭借财政上的优势来打败这些地方势力。然而上海资本家对于政府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十分不满。他们的银行、商业和工厂以大量的收益供给了南京政府，新的捐税和强迫摊派的贷款往往使资本家确实处于困境。这样，1927年春他们对蒋的同情很快就消失了。

南京政府对外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态度是资本家和政府关系紧张的第二个原因。虽然很多资本家出身于买办，但是20年代后期他们感受到了现代经济部门受制于外国人的压力。外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比起中国的银行家、工商业者来，一般有较多的吸收资本的机会和较强的国际联系。后者愈来愈感觉到外国人是他们发展的绊脚石，期望国民政府能限制外国人的特权。南京政府却不仅以秘密谈判的政策扑灭了这种期望，而且在很多事例上表现出对外国人利益的照顾超过中国人。例如，南京政府对某些工业产品的税率，其加于中国工业家的负担重于外国工业家。又由于治外法权的关系，外国公司在和政府谈判税率时具有较大的影响。

当然，南京政府本可给中国工业家减低税率，以便他们和外国公司竞争时拥有同等的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对岁收的需求压倒一切，他没有这样做。有效的保护关税的政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不可能实施。南京政府在基本上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却用它来尽量扩大海关税收，而并不用来限制贸易。在上海资本家看来，南京政府对本国工商业的命运是漠不关心的。

资本家希望在南京政府中获得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和政府冲突的第三个原因。1927年前资本家在政治上曾经是活跃的，他们希望在国民党统治下还能如此。他们为在党内有直接的代表和承认私人资本的合法性而呼吁。资本家的组织，如商会、银行公会，曾经企图用电报、请愿甚至以威胁停付各种税金的手段来影响国家的政策。

蒋介石压制了这些政治上的愿望。他全力贯注于控制政治，不允许任何阶级或政治团体发展成独立的势力。资本家由于对南京政府提供资金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被视为特别危险。结果蒋介石以迅速的行动把资本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商业团体有的被改组，有的被取消，有时用强力手段，使他们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国民党还保持着其在国共合作时期采取的反资本家理论。虽然南京并没有什么趋向社会主义的行动，这种理论用来剥夺资本家在党内或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却是有用的工具。

国民党政府在驾驭资本家方面面临着一个主要的困难：许多银行、商店和工厂都开设在南京权力达不到的上海租界之内。蒋介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和上海横行不法活动的地下帮会势力结成联盟。这些帮会分子使用绑架、勒索等手段来控制资本家。尽管蒋介石为了攘夺上海的财富，需要采取这种手段，却招致了恶劣的副作用。同黑社会的勾结，产生了一种恶浊气氛：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为他们的奔走效劳而索取酬报；他们的头目获得了经济权力，而且助长了上海本已存在的投机贪污之风。

总之，认为南京政府时期上海资本家是和政府密切联合的论断是必须加以否定的。南京政府和资本家虽然都同样反对社会革命，他们之间却是一种紧张和敌对的关系。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对外国经济利益的公然照顾，使资本家在政治上处于软弱无力地位的决策，以及对黑社会组织的利用，这一切全都证明了上海资本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所起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南京政府同资本家的关系倒足以说明资本家或任何其他城市社会阶级，都充当不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南京政府主要依赖它的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是一种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它们，而不是收买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