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爱深沉：不能忘却的遗孤之殇

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何有此生》一书在中国出版，引起了读者极大关注。作者中岛幼八以战争亲历者、受害者的身份书写了这部弥足珍贵的回忆录。他向中日读者描述了“战后遗孤”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用鲜活的个人成长经历还原了一段被战争湮没、被人们遗忘的历史。

可以说，这部作品的难得在于承载了太多战后中日底层民众的爱与痛苦，再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历史图景，成为加深中日民众相互理解的桥梁。中岛幼八曾言，中日友好如果只停留在喊喊口号是不会有什么发展的。这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一部优秀纪实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精神感召与情感共鸣是无以估量的。

阅读《何有此生》，让人动容不已，有如一场精神洗礼，又似一次心灵净化。回忆录不是史料的堆砌，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个人物富有温度的“群像展示”。人物形象是回忆录的有力支撑。由于全书起止正处于作者童年成长期，因而他再现了一种少儿视角，使得观察更加“真切纯粹”。养父母没有私心，博大深沉，无怨无悔的形象，让我们领会到“大爱”没有理由，超越狭隘仇恨，无需华丽语言。在书中，养母孙振琴是一位中国底层妇女，她的坚韧善良、隐忍负重、勤劳勇毅和母性胸怀正是几千年中华传统女性美德的汇聚化身。面对濒死的日本婴儿，她能说出“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这是热爱生命的担当；在“我”面临死亡威胁时，她反复揉“我”肚子，“再把吃的东西嚼烂，嘴对嘴喂我吃下肚”。她虽然不识字，却镇定沉着、精明能干、深明大义。“我”是多么需要这位能给我安全温暖的养母，她成为了“我”的“主心骨”。

作为遗孤，作者饱尝流离辗转、民族负罪和身份认同等诸多不幸，但却比其他人都幸运。养母为了“我”的成长、学习和发展，不惜家庭支离破碎，两次改嫁。甚至当得知“我”有回归日本的想法，一向刚强的她也泪流不止，强忍着说，“你想要回日本，明摆着说出来，妈把牛卖了，也要给你张罗盘缠”。这种为了孩子前途，愿意放手，独自承受苦痛的母亲，让任何溢美之词都会失色，因为这是至真至爱。

形象的凸显使事件自己动情讲述。而细节使情感凝结深沉，画面让美好回忆定格。养母在途中买下两根冰棍，却反着吃，把甜的部分都留给“我”。三个养父相继承担抚养的职责，陈父不顾安危雪地打柴，回家小酌，备感温馨；而被疯狗所咬，发疯逝去的场景震颤心灵。李父貌似严厉不语，却赶着牛车四处为“我”求医治病，全家一起置备年货，度过新年的画面欢喜热闹。赵父佝偻的后背背“我”度过“险路”，四处求问羊羹，带“我”看电影的情景永生难忘。回忆录绘就了养父母用生命灌注爱意的温情画面。童年时期在沙兰、太平沟学习和放牛生活的无忧无虑，桂芳姐姐、三哥的照顾，段元昌、刘玉波等同学的陪伴玩耍，刘庆福、梁志杰等老师的贴心爱护，颜大爷的文化启蒙都让作者度过“金色”童年。

美好的记忆，总是带着难以忘怀的哀伤。它源自年少对世事的懵懂不解和作者事后的深深遗憾。与养母、赵父和姐姐以为仍有机会再作“道别”，不想却成永别。从此，千言万语的心里话再也无从倾诉。也许，这正是中岛幼八的亲人无缘听到，广大读者却能体会到的那份感恩、思念与记忆。作者回到日本，虽远离“故乡”，与养父母、师友天各一方，但其一生致力的中日友好事业或许正是对养育他的中国热土、至爱父母的最高致意与回答。

《何有此生》纪录了中日两国普通民众共同的战争创伤，对友好和平的美好憧憬，以及对军国主义的深深控诉。中国普通民众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无怨无悔的深沉大爱、不计回报的人性光辉使全书一唱三叹，感人至深。今天，我们反思战争之殇，正是因为，爱是不能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