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应编写出精气神

要研究和探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何与当下时代精神进行对接，如何做好扬弃。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过常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高等教育阶段需要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并编写专门的传统文化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韩星

教材选文非常重要，在过了基本的字词义这一关后，还要让学生做到思想、情感、意境、文化的认同。传统文化教材编写应坚持经典意识和审慎态度。

——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吴颍惠

应当把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气神、中华文化独有的神韵传承给孩子。在编写教材时应发挥创造性，教材编写切忌碎片化和拼盘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山

4月15日下午，首届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交流研讨会在中华书局举行。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中国出版集团成员单位及齐鲁书社等数十家出版和教育机构，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传统文化教材编写与出版成果。传统文化教育应当传承什么内容？如何编写教材？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实施路径是什么？参会代表就各自在传统文化领域的探索和经验进行了研讨。

对接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今年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意见》的印发引起出版单位高度关注，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李岩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出版集团近期正在制定贯彻落实两办文件的意见，将对传统文化教材出版予以大力支持。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华书局作为“传统文化故乡，现代精神家园”，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负有重大使命。李岩介绍说，中华书局2009年成立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研发出版了九大系列的传统文化教材、读本，并举办了“中华诵·经典教育论坛”等传统文化师资培训活动。

正是有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多年的耕耘，中华书局对传统文化热度有很强的敏感性。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说，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教育、传承和发展，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编写的《论语译注》常年热销，2016年销量达到40多万册，从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高涨。尹涛认为，社会转型发展快，传统文化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新生事物”。出版单位如何编写教材，如何选择内容，与现有课程内容如何区别与联系，仍是有待出版界、教育界共同探讨的话题。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编写面对的核心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过常宝提出，一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区分层次，明确哪些是青少年应该学习的，哪些是适合普通大众的；二是要研究和探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如何与当下时代精神进行对接，如何做好扬弃。

教材编写应坚持经典意识

围绕传统文化教材编写这一话题，来自教育界的专家给出了基于自身专业背景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的是未来的君子，应当把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气神、中华文化独有的神韵传承给孩子。他提出，在编写教材时应发挥创造性，教材编写切忌碎片化和拼盘化。他的观点获得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院长蔡恒奇的认同。蔡恒奇说，传统文化教育要建立“道”的系统，教材编写应做到内容丰富、形象化，而不能只是单一的知识灌输。

“教材选文非常重要，在过了基本的字词义这一关后，还要让学生做到思想、情感、意境、文化的认同。”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颍惠认为，尽管编写难度颇大，传统文化教材编写仍应坚持经典意识和审慎态度，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一套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经典教材。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龙麟从高考命题和中学生素养需求角度出发，提出中学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应该围绕四书五经基本知识，经典章句的解读和传统文化常识普及，着力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则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高等教育阶段需要将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并编写专门的传统文化教材。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在总结发言时谈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骨干和核心内容。在思想多元的时代，在编写传统文化教材和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业界要抱着尊重、礼敬和珍视的态度，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传统文化教育不可将“道”与“术”分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是育人，是培养具有优秀品行的中国人，培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