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前，家兄蒋力推出新作《杨联陞别传》（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第一版）。阅后，我一直手痒痒得想写一篇书评。说实话，早在蒋力编辑出版已故著名美籍华裔汉学家、我们的外公杨联陞先生著《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2004年12月第一版）、《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第一版）、《哈佛遗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一版）、《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8月第一版）、《莲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10月第一版）的时候，我就屡屡动过撰写书评的念头。但是，每当准备敲击键盘之际，又总是觉得弟弟给哥哥编辑的书籍撰写书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不容易，主要是“沾亲”。有亲属关系在里面，畅所欲言，难；回护批评，也难。不过，每当想到中国还有“举贤不避亲”的典故时，又觉得写一篇自己想写的书评，说出自己想说的一番话也是无妨的。

在我的印象里，最近40多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语文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都陆续出版过杨联陞先生著作的单行本，但不曾有一家出版社像商务印书馆这样，在杨联陞先生著作的编辑出版上，用力如此之深，用功如此之久。不能不说，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出版界“老字号”是别具眼光的。当然，商务印书馆能够做到这般，与家兄蒋力与编辑们十多年来建立起的良好学术与书情关系也是分不开的。

据我一孔之见，杨联陞先生有关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以后，书评并不多见的。我推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则是杨联陞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供职多年。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岁月，是杨联陞先生学术业绩最为辉煌的岁月，但国内学界无从深入了解，至今便也难评。二则是学术人的“断代”。当年与杨联陞先生一起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周一良先生、吴于瑾先生以及相互来往的一些学术前辈都已陆续作古，中国大陆现在的学者中没有杨联陞先生的直接学术传人，这也给评论带来一些困难。三则是杨联陞先生的学术研究比较深奥偏僻，善于“探微识小”，在个案研究上喜欢穷究其尽，让后来学者在单项上难以与其进行学术博弈，评论起来也就十分不易。

杨联陞先生的汉学研究，在海外处于什么样地位，他的传人弟子余英时先生曾撰文做过评价。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杨联陞先生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探亲的时候，曾经对亲属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日本，搞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如果不知道杨联陞，他就不是真正搞中国史研究的。”当时，正在上初中的我，认定这是一句吹牛的话。

上个世纪80年代末，29岁的我自费负笈东瀛。记得90年代的一天，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位于东京的国际文化会馆讲演。事后，我作为华文媒体《留学生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他，他说：“我在海外不接受采访的。”我用中文对他说，“我是杨联陞的外孙。”他听后立刻微笑着用中文说：“真的？那我一定接受你的采访。因为我在哈佛大学与杨联陞先生一起工作过。”

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文学研究科攻读硕士学位，从师于当时日本“四大中国史研究专家”之一的川胜守先生。有一次研究课上，我无意中说到杨联陞先生是我的外祖父，川胜守先生问：“真的？”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我前些日子专程到美国波士顿，想拜访杨联陞先生。他们家人告诉我，杨先生患病不能见客。没有想到我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见到了我所尊敬的杨联陞先生的后代。”

2016年，我去西安，参加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活动。在前往活动现场的面包车上，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坐在我的身旁。当我说到我是杨联陞先生的外孙时，身穿博导教授服装的杜维明先生不顾车行在途中，站起来头碰车顶，给我鞠了一个躬，说：“我曾经受教于杨联陞先生。今天看见你非常高兴。”

讲这样几件往事，并非是要炫耀我与杨联陞先生的亲属关系，而是希望映衬出杨联陞先生在海外学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应该是凭借着杨联陞先生将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学识素养建立起来的，同时也是凭籍着他敦厚善良的为人之品构筑起来的。从这里，我也感到杨联陞先生仍然在海外汉学界温暖地存在着。

回头说家兄蒋力的这本《杨联陞别传》。坦率地讲，我对书名是有异议的。所谓“别传”，应该是“正传”的补充。迄今为止，并未有过“杨联陞正传”。曾有人试图写过，并且复印了杨联陞先生47本日记，但后来没有结果。在没有“正传”的时候撰写“别传”，当然有作者谦虚的表现和借此抛砖引玉的意愿，不过，我也说一句大话，未来不可能有一本能够超过这本《杨联陞别传》的“正传”。因为作者与杨联陞的亲属关系、作者所掌握的杨联陞的书信、作者的笔力与情感，都是其他人难以超越的。

韩石山老师在《杨联陞别传》序言中称“蒋先生此书，不妨称为纪人本末体。可说为中国传统史书体例，开一新生面。”我以为，这也是过誉之辞。中国传统的史书，讲究“三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作为“纪传体”顶峰的“二十四史”，已经把人物传记写得传神逼真，后人想“开一新生面”，谈何容易。何况近年来诸如《胡适的圈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鲁迅的圈子》（东方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都是这种“交友考”的写法。

《杨联陞别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通过杨联陞先生的“圈子”——传主与胡适、赵元任、钱穆、萧公权、缪钺、何炳棣、余英时、吉川幸次郎、戴密微等海内外学人热络的学术往来，不仅“掌故性”地勾勒出杨联陞先生作为“西方汉学界一流学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的生动形象，同时也给这些海内外学人做了“别传”。这些，都是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非下一般功夫可得。正因为此，这本书作为一本“工具书”，是可以摆放在案头的。

翻阅《杨联陞别传》，不仅可以看到传主的学术生涯，更可以看到传主的一些情结。比如，杨联陞先生浓郁的“北大情结”、隐隐的“日本情结”、深沉的“故园情结”——他早年即想就读北京大学；周作人担任伪北大校长时，他拒绝了周作人接连发出的讲师与副教授的聘书；留美期间答应胡适将来回北大任教；晚年最大愿望之一是到北大做一次学术讲演。他与日本学者多有往来，也曾经到日本研究中国史的“重镇”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访问和讲演，钦佩日本研究学问的精细，但内心中有着一种不服。到了晚年，杨联陞先生对故园的思念愈加深沉与深切，和海内外学人交往时难以克制地流露出来。作为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了30年的我，对此岂能用“同感”两字了得！

或许是观察角度的不同，或许是生活体验的不同，家兄蒋力对杨联陞先生晚年生活的着笔点似有欠缺之处。我和蒋力曾经一起去拜访过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葛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期间，曾经详细阅读过杨联陞的47本日记，回国后陆续写了一些文章。我记得葛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杨联陞先生是被‘汉学第一人’的称号压死的。”他给我们兄弟介绍了杨联陞先生在日记中显示的种种“要强”，绝对不能输给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心态和行动，结果导致精神抑郁患病，晚年的精神生活并不愉快。说实话，后来我也曾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翻阅过《杨联陞日记》，更多地关注到杨联陞先生在美国生活中喜欢“包饺子”，没有葛先生观察的深入细致，所以才为《杨联陞别传》中没有收入葛先生的见解而感到略有遗憾。

拉拉杂杂写来，这篇文章已经无法称为“书评”，勉强可以称为“书话”了。我想说，《杨联陞别传》把一个中国学界已经生疏的“学匠”重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由此为中国的文化海外传播填薪续力，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