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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里的两本日记

——季羡林、夏鼐日记中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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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清华园日记》,夏鼐著,王世民审定,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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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日记》,季羡林著,叶新校注,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8月第一版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同年,夏鼐考入燕京大学,并于翌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两人均为清华大学1934届毕业生,都有大学时期的日记留存下来。季羡林日记是1932年8月22日开始“复活”的,夏鼐日记从193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日书写。

季羡林于1932年9月13日晚在日记本前面的一页写了三段话,其中说:“我尝想,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夏鼐在1932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学的四年生活最堪留为纪念;将来如有所成就,这四年是前途的基础,假使将来是一败涂地,这四年的记录也可留作伤心的回忆录,知道自己曾经用过如何的努力,而终归失败。”

我们比较阅读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二书,感受那个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氛围,了解他们在大学时期的心路历程,会颇受触动和启发。

 一起参加的活动

季羡林和夏鼐互不认识,但两人同届不同系,在校园里说不定碰到过。有些活动两人都有参加,他们日记均有记录的就有:凌晨去气象台看狮子座流星,听朱庆澜、查良钊、胡适、伯希和、黄杰等人的讲座,看《呆女婿》《奋斗》《残春》等电影,参加级会,参观演习高射炮,观看上海交通大学与清华大学足球赛,等等。

两人关于听讲座的记录都颇多。1932年9月22日,朱庆澜、查良钊讲座。季羡林评论了朱庆澜演讲时的声音、用词和表达方式,认为是“粗人的演说”“军人的演说”,又评价查良钊“学界出身,但说话也断续无头绪”,对于两人的演讲内容并没有提及。夏鼐只记演讲内容,“听朱庆澜、查良钊演讲东北义勇军之奋斗及苦况”,并不评价两位演讲者演讲的风格。

1932年10月13日,胡适讲座。季羡林用三百多字记录演讲内容,并评论听后的感受,认为不管是读他的文字,还是听他演讲,都有浅薄之感,但也承认他“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夏鼐在听讲座当天只记“听胡适之讲演”。次日与好友王栻散步聊天聊到胡适,这才在当晚日记中对胡适

予以一番评论,说胡适“是时代的落伍者了,短短的十几年间,便将一位前锋移到后卫去,恐怕他读到自己所作《回国杂感》中关于康有为一段,未免有‘夫子自道’之感了”。

1933年5月17日,黄杰师长讲座。季羡林记黄杰演讲的是“南天门作战经过”,并评论“黄极年轻,颇奕奕有英风”。夏鼐则记为“南天门失守之经过”,并郑重写道,“所率一万三千健儿已战死三分之二”。两天后黄杰部经过清华,夏鼐仅记“见中央第二师(黄杰)过境,闻将驻扎海甸”;季羡林则用一百多字对比了官兵和农人的行为,哀叹国人之冷漠,并记,“据说黄的兵在南天门牺牲了三分之二,这些回来的都是百战余生了”。

对其他一些活动,两人也常常都有记录。1932年10月7日晚第六级级会。季羡林记:“到会人数极少。一进门就嚷着吃茶点。所谓讨论会务,简单是胡诌八扯。终于茶点吃到了,于是一哄而散。不混蛋者何其少也。”夏鼐也去了,感受也是一样,“与星期二的浙江同乡会一样,吃吃茶点,胡闹一番,真是无聊”。

1932年12月31日看电影《呆女婿》:季羡林记:“晚上看电影——《冒充女婿》。还不坏。”夏鼐记:“晚间观电影滑稽片《呆女婿》。”1933年9月22日看电影《奋斗》:季羡林日记先交代是合作社五周年纪念请客,而后介绍电影主演,继而评论主演陈燕燕“颇迷人”,戏里郑君里“更是流氓气十足”,最后一锤定音,“总之,这片子失败了”。夏鼐记:“晚间观电影《奋斗》。”

  不得不提的法文老师

同在清华大学,总有些课程是不同系的学生都要修的,譬如法文。教法文的老师中,有一位德国来的女老师华兰德,不管是季羡林,还是夏鼐,都花了不少笔墨来写她。

季羡林对华兰德有生动描写:满头银发,闪闪发光,独身,性情反常,脾气有点变态,课堂上“专以骂人为乐”,能够把选课的人骂走一大半。

季羡林是1932年秋季选的华兰德的法文课。9月17日他去上了一堂课,华兰德“泼辣如故”,季羡林还没有决定是否选她的课,但华兰德看起来已经承认这个学生,所以季羡林“只好决意选她的课”。于是一个学年都为法文忙碌,“预

备法文”“上法文”“看法文”“念法文”“作法文文”“考法文”,学习法文相关内容在日记中频频出现。10月6日的日记中,季羡林评价说华兰德“易怒而固执”,但是“还卖力气”。1933年5月29日晨“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季羡林翘课,华兰德还会“打电话来催”。至于考试,考前华兰德会想尽办法让学生多花时间备考,当然,在季羡林眼中,其考题“一定要‘绝’不可言”,既有听写又有翻译,既有动词变形又有作文。看来要求比其他课程的老师要高得多。

夏鼐是1931年秋季选修华兰德的法文课。华兰德课程难度在夏鼐日记中也有反映。12月24日,批改后的法文考卷发下来,旁边两位同学是“最差”,夏鼐得了“良好”。但夏鼐觉得“今年的课程以法文最麻烦,尤其是这位MissHol⁃land特别注重发音及听讲能力”,“今后对于法文该特别留意才好”。

华兰德的性格在夏鼐的日记中也有佐证。1932年1月25日下午,华兰德在家办茶会,夏鼐等六七人参加,大家相谈甚欢。3月15日法文课上,华兰德“又大发脾气,睁大着眼睛,红涨着面孔,骂全班太不用功”。夏鼐喊冤,认为全班同学“只有对法文顶费工夫”,所以当天日记称之为“教法文的老太婆”。3月17日午餐后,华兰德请同级生到消费合作社去吃茶点,夏鼐觉得“这位先生真好笑,凶起来时吓得人发抖,高兴起来时又请人吃东西”。

1932年秋季,夏鼐改选葛其婉的法文课。1933年5月1日,夏鼐日记载,“自春假以后葛教授因病未曾上课”。10月25日日记载:“上学期读葛其婉的二年法文,她是马马虎虎,教书不起劲,自己也落得偷懒,不肯费工夫,今年读三年法文,很觉吃力。”比较之下,华兰德对法文教学可谓尽心尽力。

 读书这点儿事

读书总归是件愉快的事情。游览西山时,季羡林就常想,“这样幽美的地方,再有一架书相随”,那就“再好没有了”。他在1932年11月7日日记中称自己“对书仿佛生了极大的爱情”。在1932年11月22日晚就着烛光阅读《荷尔德林的生平》,季羡林状态出奇地好,兴奋地把这种美妙的读书体会写到了当天的日记中,觉得每天晚上“读几页所喜欢读的书,将一天压迫全驱净了,然后再躺下大睡,这也是生平快事罢”。

夏鼐也是一个书迷,1931年2月18日日记描写了他对读书这件事的喜好之情,称“曾几次对友人说过,我的念书成了瘾”。夏鼐用“瘾”字以示和“用功”无关,因为他认为“要克制欲望以读书才配称用功”,他的读书瘾是“喜欢自己读书”。因为读书成瘾,夏鼐不得不要求自己多关注些别的,1931年8月1日就写道:“自家年来沉溺书籍,生活太干枯了,很想有机会多学些玩意儿。”

谁都有自己的偏好,读的书如是自己兴趣所在之书,甘之如饴;如非爱好之书,又不得不读,那就苦不堪言。马上要考古代文学了,1933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季羡林就发问:“终日在考里过生活,为考而念书呢?为念书而考呢?”两天后的日记记道:“几日来,给不愿读而非读不可的书压得够劲了。一切清兴都烟似地消去。”夏鼐也有同感,就要考经济学了,自己喜欢看的书不得不停下来,1931年4月20日,夏鼐日记中称“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的事”,“课外书只好暂停阅读”,“硬生生地被打断掉兴趣”。1931年2月18日日记中也说他的读书瘾是“不喜欢有教员在后面督促着”。

再爱读书的人也会有不想读书的时候。季羡林1932年9月30日就说自己“懒病大发,瞪着眼看桌子,却只是不愿意看书”。1933年8月24日的状态是“说不看书,又丢不开”,“说看,又不能沉下心真看”。夏鼐也有这种时候,1931年9月20日,“今日仍旧没有读书,这几天不知怎的,总是心神不宁,不能静坐读书”,他在日记中自我批评:“这种糊里糊涂将光阴蹉跎过去,连一点书也没有读,你也觉得对得起自己吗?”

读书要不要细读?季羡林在1933年11月15日日记中写道:“一天只读一首,必须再三细研,毫无疑问才行。只贪多而不了解也没有多大用处。”夏鼐1931年1月5日的日记也谈到这个问题:“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慢读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这是呆法,可是我相信读书没有一蹴便到捷径。虽可用较省力的方法,而不能太取巧以贻后悔。”

 写作及以此谋生的可能性

季羡林大学期间创作后发表的文章共27篇,1931年1篇,1932年4篇,1933年11篇,1934年10篇,1935年1篇(1933年创作),主要发

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华北日报》《北平晨报》《文学季刊》《文学评论》《现代》《清华周刊》等报刊上。

季羡林读的外文系,故他的创作从翻译开始。第一篇是1931年4月在《华北日报·副叶》上发表的译作《蔷薇》,接着是1932年9月在《华北日报》发表的译作《守财奴自传序》。1932年9月吴宓邀请季羡林等同学为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写稿,季羡林先后创作并发表了10篇书评。

译作和专业有关系,书评和吴宓约稿相关,散文则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里按自己兴趣自由创作的。写作过程有顺利也有不顺利时候,但散文写作让季羡林尝到了把灵感变成文章并发表出来的满足感,他和李长之说想成为小品文家,并作中外小品文历史研究。季羡林喜欢的《年》被《现代》退稿,他认为编辑没眼光,但李长之也不喜欢。季羡林把自己厌恶的《兔子》给李长之看,李长之却说好。于是季羡林把这些文章一并送给叶公超看,叶老师表扬了一番,称“可写下去,比徐转蓬一般人写得强”,并把《年》拿去发表。季羡林认为叶公超给他“指出了路”,而这条路又是他自己愿意走的,高兴极了。但另一篇自我感觉满意的文章送给叶公超,叶老师却“一个字也没看”,季羡林勉励自己,只要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然而小品文其时被批判为“有闲阶级的产品”,季羡林在日记中说,“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又仿佛怕被他们骂”,但“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在此种起起落落的情感动力下,季羡林在此期间创作发表了9篇散文。

夏鼐大学期间创作后发表的文章共15篇,1932年1篇,1933年8篇,1934年6篇,主要发表在《图书评论》《清华周刊》《外交月报》等期刊上。

1933年1月8日夏鼐收到《清华周刊》稿费5元,极为开心,称之为“第一次卖文所得的钱”。这次的文章是翻译林语堂《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

夏鼐创作并发表的第一篇论述文章是1933年1月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秦代官制考》。转入清华大学后,夏鼐所修课程有钱穆的《战国秦汉史》。《秦代官制考》的创作得益于该门课程的学习。按日记所载,该文创作于

1932年5月23日至5月28日,但直到9月29日夏鼐才予以整理,称“预备投到周刊社去骗稿费”。12月31日周刊社送来校样,1933年1月14日文章刊发,2月4日夏鼐收到“第二次的稿费”12元。2月22日吴晗、马玉铭邀请夏鼐做《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后面在该刊持续发稿就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1932年11月18日夏鼐日记称“搜集外交史材料,预备作一篇对于蒋书的批评”。20日日记即写道,“作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的书评约六七千字,费了我搜集材料的工夫不少”。25日夏鼐送书评请蒋廷黻过目,蒋转《大公报》副刊,但《大公报》以“非名家撰述之文”的理由退稿。12月2日夏鼐寄书评给《图书评论》社。1933年1月6日,《图书评论》回信同意登载,称书评为“有所胜于若干业已成名之投稿者之稿件”。2月1日书评刊出,3日夏鼐收到第6期《图书评论》,初次看见文章在校外刊物登出,“明知道这些算不得什么”,但“其喜也可知矣”。7日收信说书评稿费有25元。

1933年12月19日,夏鼐盘算一下这一年稿费收入有200多元,极为高兴,“从前的一番辛苦,总算不白费了”。夏鼐的稿费收入远超季羡林,他是否乐意走上写作之路呢?当天日记中,夏鼐这样写的,“不过我仍觉得卖文生活太清苦,偶一为之则可,若靠此来维持生活,似乎有点困难”。在1934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夏鼐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卖文这事,至多只能当作副业,若专靠这吃饭,大概是要饿肚皮的,尤其是像自己这种人”。5月27日写完毕业论文,夏鼐长吁一口气,直曰:“假使找到适当的职业,还是多读书少写作为佳。”

责任编辑: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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