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源自何处？

《花园：谈人之为人》

[美]罗伯特·波格·哈里森 著  苏薇星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一书中写道，在无可作为的黑暗时代，逃离人世是正当合理的，只要逃离者并不忽略现实，并时刻认清现实正是逃离的对象。花园，正是这样一个居于自然之中、遵自然律生息，又以人力围合、设计与耕种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它是“人之为人”得以恢复、保存和庇护的场所。

隐藏的源泉

把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引向花园的，是最近一年生命中的一段旅程。一个21世纪的普通人足不出户，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目睹疫情的肆虐如何夺去遥远城市和角落里人的生命，见证大国关系的恶化和世界秩序在眼前一步步逐渐崩塌。这种距离感的消失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整个世界不同空间里同时发生的苦难层峦叠嶂地向一个个渺小个体扑打而来，全可以将人吞噬碾碎。

人类曾许多次穿越历史的精神暗夜：被斯巴达打败的雅典，离乱的魏晋南北朝，崩坏的五代十国，漫长的中世纪，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两次世界大战，多次瘟疫的肆虐……能够敏锐感知黑暗降临的人曾是享有一定程度信息特权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不同时代探索过各自那个有限空间里的出路；如今，我们却要在大海一般浩瀚的黑暗中寻找缥缈的航向。

这个时候要从精神上安定下来，实在很难。安劳苦难，安闲散难，安于乱世更难。这种难的当代性还在于，知道自己对一个遥远地方的人的死亡和苦难负有或多或少的责任，却空前的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畅通无阻的信息已将大陆与大陆之间的海床联成一个整体，我们却依旧没有渠道通过行动对他人的事务发挥影响；我们目睹和感知了更多他人的痛苦，却因行动上的瘫痪让这种情感体验变得不堪重负。

假若我们背过身去，不再面对触手可及的世界，如今，仍可算得上是道德的吗？当他人的苦难近在咫尺，我们是否还有权利去追求和获得个人的幸福与快乐？

一切都无所依凭，人如浮萍。直到2月初的一天，听闻成都家中海棠花和山茶花开的消息，我惊觉到，大自然仍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悄然完成着它自己。沉默不语的自然律把我从无依的状态中唤醒，让我看到幽微烛照，它是一切无序中的那一点有序，一切不确定中的那一点确定，也是疫情期间无处逃遁的死亡阴影中那一点生命的气息。

到了早春三月，家中的紫蝴蝶兰和阳台前的玉兰花绽放了。每给文竹、绿箩、吊兰或阳台上的月季、蔷薇浇完水，注视它们一点点发芽开花那段短暂时间里，总似有一首无声的抒情诗流过心间，给予我一点奇迹般的平静力量。不久，当麻雀和喜鹊开始不管不顾人类的灾难在树梢热闹欢叫的时候，我们在露台的一小块空地上播下了丝瓜、西红柿和薄皮椒的小苗。

每天一点浇水施肥除虫的劳作，想到小苗在土壤里悄然生长，便带给我一些期许。正是这一点点期许，让我在四月那个所有人都倍加哀恸的清明节里，面对已开满春天的紫丁香和白丁香，想到的不仅是T.S.艾略特“从死去的土地上长出丁香”的荒芜和保罗·策兰“开花的消息，比尖厉更尖厉，抵达流血的耳朵”的痛苦，也领悟到“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的回眸，多了一些往前走的勇气。

今年的春夏就像一场悄然而盛大的复活。象征着曾经秩序的日程表逐渐不复存在的日子里，我记录下院子里一些开花结果的时间：四月的丁香、甜樱桃、晚樱、海棠、黄玉兰和蔷薇；五月的腋唇兰、鸢尾花、茉莉花、车厘子和出油的松果；六月初的樱桃、枇杷、山楂、凌霄花、绣球花、枣花和香椿树花；到了六月中下旬，播种下的番茄、小辣椒、丝瓜先后开出了有点生涩的花。七月，我体会到了收获的喜悦。海面仍笼罩着夜的薄暮，但埋头劳作所收获的大自然的回馈，如一缕光穿透厚厚的阴云层，照亮心房一隅。

社会生活失序时，自然逐渐向我显现了它的时间：每一个春夏都像千百万个春夏那样到来，每一个春天和夏天都循环往复无穷无尽；在每日花开花谢的迎来送往中，有一种情感逐渐滋生出来，让我意识到每天无声无息发生着的自然的一切，原来并不比人类社会活动缺乏一分一毫的精彩，一朵花盛开和枯萎的消息，与一条新闻相比并无差别。

当花园向我敞开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时，我并不感到有罪，也并不因背对现实世界而自责，之前的道德顾虑自然而然消失了。相反，我知道这短暂的逃离，不是为了遗忘，恰是为了让我面对死亡时忆起生命，以在大雾中辨明方向。

我希望理解花园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力量源自何处。寻寻觅觅中，找到了《花园：谈人之为人》这本书。书中，作者罗伯特·波格·哈里森写道，当“人之为人”受到威胁，花园历来给人们提供庇护，“借以避世的花园是福是祸，取决于在它的庇护下有几分现实尚得到了保存。倘若能不与现实完全丧失联系，那么，有些花园就能在黑暗势力的包围下，或者说不顾黑暗势力，让人得以重归人性”。

作者的名字让我想起，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哈里森是斯坦福大学法语与意大利语系的教授，七年前，我曾在斯坦福大学咖啡厅短暂见过他，当时我去旁听同事对他的采访。在斯坦福这个被硅谷资本激荡、人人都喊着创业口号、荷尔蒙澎湃的校园里，哈里森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异数，与这里的雄心勃勃格格不入，无动于衷地埋头研究着他的文学和花园。对那时的我来说，他仿佛一个居于高速运动漩涡中心的风眼，无事发生，显得凝滞无趣。如今，经历了一些人生的湍流和风暴，偶然与他的书相遇时，才体会到书中悠然自若的气息的可贵之处，它意味着一种非凡的定力。

哈里森在书中描写了一处隐匿在斯坦福校园深处的金斯哥特花园。七年前，我完全无意在斯坦福显赫阔绰的校园中寻觅这样一处远离权势场的幽境，它也完全向我这样一个无心者隐藏起自身。

如今，通过这本书，它向我揭开了面纱，却只能在想象中描摹了。在它几乎总是空无一人的小园子中，唯有一条低矮的石灰石凳可让人歇脚。它的一边被一带树篱围合，有一口池塘，一片草坪，一棵蔚然挺立的橡树和两株鹅掌楸，池塘一端的曲墙上，一丛野蔷薇每年春天穿过松柏的垂枝，以素雅的姿态绽放开来。它没有迂回的纵深，也没有移步换景的宽展，不过，虽可以让人纵览全局，却守着凝练与含蓄，随时辰季节变化显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从而具有了抒情诗般的晶莹形式，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打量它变化着的整体。

正是它别无目的之纯粹，虽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却如斯坦福默默脉动的心脏，打开一扇通往未知世界和隐藏秩序的门户。也许正是由于哈里森时常徜徉于这处花园中，他才能在躁动与喧哗的硅谷保持着超然的恬淡吧。花园深处的静谧，还有它全然不张扬的生命历程中自然律岿然不动的定力，正是力量的源泉。

被遗忘的快乐

黑暗时代，我们仍然可以拥有快乐吗？快乐在什么意义上是不背离道德的，是无损甚至丰富人性的？对这个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曾给出过求解的路径，这些小径穿过花园。

公元前306年，笼罩希腊的黑暗日渐浓重，35岁的伊壁鸠鲁离开雅典城，迁居郊区。他在雅典第普伦城门外购置了一小块园地，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花园。在他之前，感受到威胁袭来的柏拉图也放弃了从政的想法，退居雅典郊区办学。与柏拉图的学园不同的是，伊壁鸠鲁园地的地产契约由他本人署名，是一处私产，可以免受雅典城视察官的监督，享有今人所说的“学术自由”。

在雅典，伊壁鸠鲁目睹了争端四起的公众生活给奉献于它的人所带来的失望和苦难，看到了雅典政治家在面对民主威胁时耻辱的结局：演说家希佩里德斯被处死，狄摩西尼为了避免被众人处死的命运自行结束了生命，年轻的柏拉图目睹了满是阴谋诡计的荒唐政治剧。与柏拉图，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伯克利等——不同的是，伊壁鸠鲁不认为一个人必须通过作为城邦的一员来实现潜能，主张规避城邦的喧嚣骚动和权力纷争，让哲学服从于“至善”的利益，而不是城邦的利益。

伊壁鸠鲁的花园是一个家庭小菜园，他和他的弟子春播夏种，食用亲手栽培的果蔬。食用并非他们精耕细作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教育：这是领悟大自然法则，感知它荣枯交替，理解水分、土壤、空气和阳光互动平衡的方式，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生命力——最原始却也至善的力量。耕种花园，同时也就是人在德性、精神与心智上的自我修养；古希腊人的生活与思考，与东方哲人的探索遥相呼应。

与古希腊哲人的主流思想不同，伊壁鸠鲁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智慧和正义，而是臻于幸福；而“幸福”在他看来，可以无关政治和公民身份。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学派与东方哲学中关于心灵的学问有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他把幸福理解为一种从容淡定、不受烦扰的安宁心境，获得这种心境需要日复一日的训练和不间断的维护，最后通过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来获得平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修行——而花园耕作就是修行的旅程。

花园中的劳作不仅揭示一岁一枯荣和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大自然不羁的狂暴也不时闯入悠然安详的花园里，必须时刻警惕和不断干预，才能在秩序与无序的张力之间维护微妙平衡，获得宁静。宁静的意义是什么？我很喜欢哈里森的诠释。他说，平和的心境让人免受诸如死亡恐惧或负罪感的困扰，“与其说它克服了焦虑，不如说它转化了焦虑，花园幻化了自然，而非征服了自然”。

生之“快乐”，则来自于伊壁鸠鲁花园里那些经过精心栽培而获得的珍贵鲜果。快乐实则与欲望的满足无关，恰好相反，伊壁鸠鲁谴责淫欲、奢华、暴食和自我放纵。与快乐有关的，其实是一个如栽培花园一样悉心培育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世界，维系这个世界的是个人的与社会性美德，这个世界的幸福，包括了和悦相伴、相互倾听和彼此启发的友谊，有人与人之间相待时的温厚儒雅，也有对他人的体恤和真诚的坦率。最让我感怀的是伊壁鸠鲁所提倡的坚韧、希望和感恩，这些德性与古代中国哲学一脉相通，却早已被当代人嗤之以鼻驱赶进遗忘的荒原。面对经济和政治上都陷入混乱困境的雅典，他主张的竟然不是愤怒和抗议，而是无怨恨地忍受困苦，这在一个现代人看来近乎不可思议。

是的，我们已如水在水中般生活于“前瞻”和“将来”的时间观中，忘记了古人曾习惯于望向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向——过去。感恩就是面对以往和已有的感念，正是愉悦的回忆给当下和日后带来欣慰，它让人对来日能报以善的期待。这种人生哲学，与我们的“知足常乐，终生不辱”，“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何其异曲同工。

这些失落的德性、目光和心境，也与花园的劳动者那已近消失的埋头劳作的姿态有关。我们这些脱离了土地的城市动物，每当想到自然和远方，顶多只能留意云彩和星空，兴致所至还能想起山川河流，但我们早已忘记如何像园丁那样低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了。只有对一位辛勤劳作的园丁来说，他才能真正领悟到土地是多么优美多变和充满魔力，甚于头顶的云彩。

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曾风趣地描写过一位真正园丁的肖像画：当你受邀到他的花园中，你会在一大丛常绿植物中发现他的臀部，他说摘好这一株就完工了，但其实当他刚直起身子，马上又会发现地里的几根杂草，然后又发现哪里的花下忘了翻土，进而又决定挪动一下几株靠得太拥挤的花，就这样一直弯腰劳作下去，只留下植物丛中臀部的轮廓给悄然离去的客人。他们能在哪怕有限的一小方地中无休止地劳作下去，无论那里的生命以密集或稀薄、广阔或局促的形式存在，他们专注的仅仅是栽培它们。

我必须引用这一段每一句都让人击节的话，它们有一种不舍得让人错过的说服力：

伊壁鸠鲁是召唤弟子栽培生命之有限的极少数古代贤哲。他没有号召他们无畏地挑战生之局限，或者坚忍地服从死之必然，而是召唤他们把生命之有限当作幸福的途径与归宿来进行栽培。伊壁鸠鲁注视着黑暗时代的人间，他看到了支配人世的种种荒唐欲念，看到了它驱散平和、消解安宁的变态冲动，看到了它引灾致难的劣性顽习——这些灾难与神明无关，全然归咎于未能将人性赋予人间的人类自身。

阿伦特问，我们一旦被人世驱逐，或者从中隐退，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对人世负有义务？伊壁鸠鲁则问：如果介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世界背叛或扭曲了我们的人性，在何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对人性负有义务？这或许正是黑暗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区别于现代哲学家的地方，可以说，也是古代中国哲学家区别于现代哲学家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义务看作对人性的义务，而不是对一个已沦为地狱的人间的义务，我们的抱负就变得朴素得多，规模小得多，实现的可能性也就大得多，正如伊壁鸠鲁的花园并不自诩将雅典从活地狱中拯救出来，而是要在地狱中为人性争取一处空间，培育它生长壮大一样。

还有什么，比地狱之中也依旧保持着平和从容的人性，更能作为人性本身的证明呢？而又有什么，比不能自已的疯狂、层出不穷的欲望和无休无止的焦虑，更能证明人性的堕落和泯灭呢？在伊壁鸠鲁的小花园里，一个古希腊哲学的学派植下了根，它蔓延至整个古代世界。

当我回过头重新读《秘密花园》这本著名的童书时，我充满惊喜地发现，那座让忧郁孤独的孩子们获得友谊、亲情与重生的花园，正是一座伊壁鸠鲁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