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业作为一种信仰

因到韬奋基金会做事，不能不查询研读邹韬奋先生的相关资料，深入之后，不禁为他的职业操守所震慑，思昔看今，感慨万千。

韬奋先生的父亲自然也望子成龙，希望他搞工当工程师，在南洋公学他学的是机电；他逆反，偏偏爱文，圣约翰大学期间就翻译发表外国作品，给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撰稿。毕业后到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兼翻译不久，便到职教社的《生活》周刊做编辑，并兼职《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1926年《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杂志主编。当时刊物发行只有2800份，人就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职会计孙梦旦共两个半。自此，他把自己的毕生全部倾注给了这份事业，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求变、求新、求发展。“努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追求“有价值、有趣味”的风格，每期几个栏目，他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七八个笔名撰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的内容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生活》周刊这个职业教育刊物瞬即变脸为新闻评述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全国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这正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愿望，刊物发行量猛增到15.5万份，创下我国杂志发行当时的最高纪录。他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他一面搞出版，一面笔耕不止，翻译了《革命文豪高尔基》，撰写出版了《经历》《萍踪寄语》等著作，结全集14卷，计800万字。

韬奋先生因何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如此执着，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为着做了编辑，曾经坐过牢；为着做了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韬奋先生对事业的这份执着，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定力。

信仰，相信与敬仰，假若不相信，不敬仰，何谈信仰尔？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喜爱的精神寄托精神事业何尝离得开信仰？

过去，鲁迅、韬奋先生他们为了自由，为了国家存亡，为了民族尊严，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用文学、用书刊去捍卫自己的信仰、立场和主张，坐牢遭枪杀的威胁这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让他们有丝毫动摇，他们像战士一样战斗在文化阵地上，手中的笔杆子发挥着跟枪杆子同样重要的战斗作用。

说到底，信仰与定力由人的胸怀决定。什么样的胸怀，就有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定力。韬奋先生在出狱欢迎宴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

他的信仰是国不可亡，民族不可侮，中国人必须停止一切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为此，他愿意牺牲个人一切。因为他心里装着国家存亡，装着民族安危，他才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

影响信仰与定力的根本原因，只怕是心里装的东西太多太杂。当你把自己的人生跟出版事业结缘，决意在出版行业有所作为，那么你就静下心来，反观自己，修正行为，洗礼心灵，确定好人生坐标，为此而不遗余力。不管你的跋涉到达何处，只要你能问心无愧地跟自己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心力，足矣。

（《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 黄国荣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