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情，又有信仰”——《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编后

《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刘锡诚 著，商务印书馆

心无旁骛的民间文学守望者

本书上编，主要收集了先生研究民间神话传说方面的文章，如《论原始诗歌与神话》《陆沉传说试论》《葫芦与人类起源神话》等。它们的得来，既要伏案做很多资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又要深入全国各地做田野调查。除了交通便利的省市，刘锡诚先生的足迹更遍及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中国文化报》在庆祝刘锡诚先生八十寿辰时的《刘锡诚：心无旁骛的民间文学守望者》一文，记述了一些细节：

1965年9月末，刘锡诚奔赴西藏错那县勒布区一个门巴族聚居地采风。“进山之前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三件事：找一位当地的向导；向老乡借一匹性情温顺点儿的马；到县上仅有的一家供销社买一斤高级糖，一旦没有饭吃，可以用来充饥。”刘锡诚说得很轻松，其实背后的行程十分艰辛。西藏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个山口可能就会下起瓢泼大雨。“雨点借着雨势像雨箭一般迎头向我们射来，心情却格外激动。”几经周折，刘锡诚一行终于寻访到了那位脑子里装着很多门巴族民俗知识的老牧民。“那位牧民住在一间孤零零的土房子里，里面很黑，几乎没有什么家当。好客的主人在屋子中间点起了火堆，拿来了糌粑，在明灭的酥油灯下为我们讲述他们民族的故事，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夜深了，刘锡诚便与主人“仰卧在被篝火烤得温热的地板上，拉过来发出阵阵膻味的老羊皮盖着”，他觉得很幸福。

像这样艰苦的调查，刘锡诚经历了很多。1960年，他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农牧民中生活过一年。上世纪80年代，他曾到云南沧源佤族聚居地调查过沧源岩画，到广西三江调查过民间文学，到新疆的尼勒克调查过哈萨克民间文学……他还常以在田地里耕耘的农民自况：“不管天气多么热，在没有干到地头之前，总是弯着腰挥汗如雨地劳作，直到到了地头，才肯直起腰来。这时孤独的心绪会一扫而光，顿时从心底里迸发出一种胜利者的豪情。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

“我的一生就像是一个永远在劳作中的农民，靠毅力、靠勤奋支持着我的理想，靠汗水浇灌着我的土地。”这不是一句简单的以农民自比的话。

刘锡诚先生1935年出生于山东昌乐农村，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农民，生活贫困。因为战乱，庄稼地发现尸体也是常有的。他曾回忆：“家里的饭食没有油水，特别是春荒时，吃的都是榆钱、榆皮、榆树叶子，因此长期是夜盲症，晚上看不见。”“在邻村于留街村西边的塚子上上高小时，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我老师的屋里去聊天，然后走了。后来听说这个老师被活埋了。”

因为“爱好”，“志向是文学”，于是“很努力积极地学”。高中时去学校，每周来回要走50公里路。1953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8岁的刘锡诚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土布对襟褂子，走进了文学的课堂。后来受到当时的俄语系主任曹靖华的培养和教诲，走上了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的道路。

除了学术研究，刘锡诚先生还曾作为领导主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工作。在任期间（1983-1989），他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希望解除民间文学与政治的捆绑，以唯物史观辩证地看待民间信仰和民俗学（参阅《关于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一文）；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我国民间文艺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包括影响深远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他还主持了1986年的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调查和学术讨论。

1991年，已经57岁的刘锡诚调到中国文联做研究员，以沈从文晚年潜心古代服饰研究为榜样，一心著书立说。1996年，他完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原始艺术的《中国原始艺术》。2006年，又以七十岁高龄写就了98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并在2014年80岁时出版了该书的110万字的增订本。现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已是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这是2021年，先生还在为这本《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操劳不辍。

“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本书下编，主要收录了先生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和苏联民间文艺学方面的文章，大致介绍了我国神话学与民俗学在20世纪的成就与发展，更分篇论述了梁启超、顾颉刚、茅盾、闻一多等学者对民间文学的着力阐扬。

我们能在一篇一篇的文章里隐约感觉到一股气力，如在《闻一多的民歌与神话研究》一文里，刘锡诚先生引用闻一多为《西南采风录》写的序：

在都市街道上，一群群乡下人从你眼前滑过，你的印象是愚鲁，迟钝，萎缩，你万想不到他们每颗心里都自有一段骄傲，他们男人的憧憬是：

快刀不磨生黄锈，

胸膛不挺背腰驼。（安南）女子所得意的是：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

不是白脸假斯文。（贵阳）

哪一个都市人，有气魄这样讲话或设想？

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

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

……

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在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行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类似的，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的这股气力，贯通着这本《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里更多的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正是这些民间文学家毅然与“上层文化”背道而驰，“到民间去”，特别是到农民中间去，征集歌谣、传说、故事和谚语，研究乡村文化、乡村民众和乡村问题，才提出了那些被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家所补充和完善的思想。

正如刘锡诚先生所言，我们“长期以来把文化等同于政治，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学理论体系”，对现代学派的文化学说的分析与吸收，也还不多，更无从建立我们自己文化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体系。

“文化”仍被视作纯而又纯的圣物，不应该有任何杂质；一切不符合课本上的想象和理念的东西，都被归为“封建迷信”而受到贬斥。

当我们从家乡去到大都市，发现根本没有人知道塑造了我们的文化，没有人懂得我们从自己的方言中生出的想象和希望，因为没有一本书认真记述了我们生长的村庄、城镇，而文化仍执着于书本上记载的关于文化的概念。

我们是一个送外卖的快递员，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是一个乡下郎中，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一个中国人，我们都有自己所属的行业文化、企业文化、政治文化、村落文化、民族文化等等，而认同自己所属的文化，它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位置；我们为自己的位置而骄傲；在被主导文化欺凌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欺凌，并开始懂得抵抗。

天地间的正气

这些民间文学研究者，以及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的耕耘和雄心，“虽然一度放出耀眼的光芒，但他们就像是一颗颗一闪即逝的流星，在天穹中一划就消失了”。

但是，那一股我们不必细加揣摩便能读出的气力，在他们的著述里，在读者的阅读中，却真正地“生生不息”。在这本《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里，我也有分明的感受。

顾颉刚曾应编辑《孟姜女月刊》的娄子匡之约，给该刊写几句话，娄子匡给这几句话加了一个标题，叫《天地间的正气》：“情歌，是从内心发出的。宗教的信仰，也是从内心发出的。这两种东西的出发点和它的力量是相同的，同样是天地间的正气。”

刘锡诚先生在《关于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一文曾如此作结：从文化史的发展看，我们的民族，如能像顾先生所言，既有情，又有信仰，那我们的民族的前途就是“有望的了”。

在我看来，刘锡诚先生的这本《中国神话与民族精神》，正是一部“既有情，又有信仰”，宏大而又扎实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