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华书局的三重缘

今年，中华书局隆重纪念创立110周年。当此之际，除了真诚的祝贺，也顺便说说我与中华书局的三重缘。

先说第一重缘：我是读着中华书局的书，爱好上中国传统文史的。

六十年前，从小学升入初中，我开始用有限的零花钱买自己喜爱的书，记不清第一本买的什么书，但中华书局的《书的故事》至少是最早之一。这是当年在四马路上旧书店里买的，定价五分钱，还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初版，作为“初中第一集”列入《中华文库》，看完就记住了作者伊林，日后才关注到译者竟是大名鼎鼎的张允和，周有光的夫人。在我最早买的书里，印象最深且值得怀恋的还是中华书局那几本。从初一语文里读到古典诗词，立马喜欢上了，想扩大阅读面，先买《唐诗一百首》，再买《唐宋词一百首》，成为我在古典诗词上爱不释手的启蒙读物，书脊上印的都是中华书局，内页上却标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与“中华书局出版”。一个初中生哪能洞晓其中的关系，直认就是中华书局，后来才知道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读了两册《一百首》，再买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读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大体搞清了诗词格律，还比照学着写，当然很稚拙。初三那年，还买过中华书局《初中学生文库》中《注释分级古文读本》的零本，我的那册是“乙编一”，目录页上留下我的购买记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购于古籍书店”，书中夹着发票，标明日期是12月27日，旧书价八分，相当于当年沪上一副大饼油条的钱。据版权页，此书初版发行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时为抗战爆发前一年；买到的这册已是民国三十年六月五版，其时抗日战争正是最艰苦的年代，也足证国难时期中华书局对传承中国文化的卓绝贡献。这册共选《国策》到明代古文80篇，唐宋八大家入选40篇，整整占了半数，韩愈的《送董邵南序》、柳宗元的《桐叶封弟辨》与王安石的《伤仲永》，我都是最先在这里读到的。去年，有缘进入中华书局图书馆大库，发现插架有整套《注释分级古文读本》，不禁顿生如见故人的欣喜。这册小书与《书的故事》，虽几经迁居，却始终没能断舍离，只为留有我读着中华书局的书喜欢上传统文史的那份最初的温馨记忆。

次说第二重缘：我是借助中华书局的书，才踏入传统文史研究领域的。

高一下学期还没结束，非常年代开始，我的中学教育也戛然而止。接下来好几年，渴求读书的年龄却无书可读，与中华书局的初缘也中断了。1972年深秋的一天，路过福州路的上海书店，见新设的古籍柜台上竟有老中华与旧商务的古籍在售，真是喜出望外。但当年呆在城里没工作，囊中羞涩，线装书买不起，老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缩印本称得上价廉物美，便成为首选。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前，在我陆续购置的四部备要缩印本里，有王安石的《临川集》、苏轼的《东坡七集》、黄庭坚的《山谷集》、秦观的《淮海集》、陈师道与陈与义的《后山集·简斋集》，还有陆游的《放翁集》（附《渭南文集》），另有同一版本的《通鉴目录》《困学纪闻》与《古文辞类纂》等文史要籍（其他还有老商务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与《丛书集成初编》《万有文库》的零本）。当时没人指点，只是随兴所至地翻阅选读，对文史之学的兴趣却由此与日俱增。有意思的是，在我最初入手的四部备要中，宋代文史典籍占了主位，考入历史系后，我将专业圈定在宋代，或许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吧。1973年，听说中华书局重版了标点本《史记》，但供应渠道对外有限制，我托关系好不容易搞到一套。因未经专业训练，仅仅耽读感兴味的纪传世家。前几年，我在一篇自述读书经历的小文里说：

好在三四年后，高考1977让我叩开了史学之门，才知道“止看列传数篇，于史学无当”（张之洞语）。随着考入历史系，前30年泛览式阅读也告终结，转入下一30年的专业性阅读（这是仅就主要精力与阅读范围而言）。如此说来，《史记》既是我购读二十四史的发轫，也是我阅读类型转变的起点。入行以后，对太史公高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了真切的感悟，虽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环顾今日书架，一部《史记》领头的廿四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使用率最高的典籍。

毕业留校以后，治学方向既已确立，就更离不开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典籍了。在我的专业用书中，中华书局版所占的比例无可争议地居于首位。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受惠于中华书局精心整理的文史要籍，我在文史研究领域才得以蹒跚起步，踟蹰前行，并收获了些许成果。

再说第三重缘：承蒙中华书局的厚爱，我有幸跻身她的作者行列。

在学习宋史的起步阶段，中华书局《续资治通鉴长编》标点本陆续分册出版，到1985年我读研究生时，已出了第2册到第15册，成为我的常用书。当时中华书局决定尚未出版的第1册收入全书目录、局本卷首诸文与李壁的《巽岩先生墓刻》、周必大的《李文简公焘神道碑》以及徐规的《李焘年表》。负责《长编》后期定稿的徐光烈先生让我标点《墓刻》与《神道碑》收入其中，第1册迟至1995年才出版，这两篇标点虽没署名，在古籍整理上却是我与中华书局的最初交集。

我读研究生时，还参与了《文献通考》的整理。校点与出版这部中国典制巨著，原先就列入中华书局的长期规划，标校任务则由上海师大与华东师大两家古籍研究所分工承担。全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完成点校第一稿，九十年代初期交出第二次点校稿，但其时古籍出版陷入困境，中华书局无力付梓，最后经傅璇琮先生介绍，以简体横排纳入《传世藏书》，改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大有明珠投暗之憾。进入21世纪不久，古籍出版走出低谷，中华书局的主事领导就把出版《文献通考》重新提上日程，两校古籍所同仁启动了第三次整理工作，经过覆校完善，在2011年终于由中华书局推出全新整理本。我负责标校了《文献通考》的一头一尾，即马端临的《自序》与25卷的《四裔考》。在这部大书整理与出版的一波三折中，我以参与者的身份也见证了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事业与时代大形势息息相通的关系。

说完古籍整理，再说说作为作者与中华书局的因缘。1997年，《文史知识》约我写一写三年前逝世的导师程应镠先生，这年刊出的《追忆程应镠先生的史学研究》，或能视为我与这一名刊的订交书。数年以后，我着手写关于《水浒传》的随笔，《文史知识》也是刊发拙文的主打刊物。2006年，书局编辑来函说《水浒》随笔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问我是否愿意在中华书局结集出版，于是促成了《水浒乱弹》问世。进入21世纪后，我的其他随笔也不时由《文史知识》刊出，领域既有涉及史学的，也有古典文学的，时段既有宋代的，也有其他断代的。尤其令我感铭与荣幸的是，《文史知识》创刊四十周年之际，蒙中华书局厚意，还让我忝居编委之列。去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我的《从中州到钱塘》，这是我宋史随笔的一次全面结集。这些都应该向中华书局深致谢意的。

就是这样，我从少年时代读着中华书局的书爱好传统文史开步，日后逐渐走上了古籍整理与文史研究的学者之路，并有幸成为中华书局的一名作者。回想起来，正是书牵连起我与中华书局的三重因缘。而110年来，高质量、高水准的书也是中华书局奉献给近现代中国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唯有永恒的书香才是不朽的盛业！ 于是，我把这层意思隐括为四句祝辞：

丹黄烂漫染缥缃，佰拾风华织彩章。

却顾翠微相记取，书香墨妙最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