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情：我与中华书局

学者的成长是离不开出版单位的。我大约与海内外十多家出版社有过交往，中华书局并不是我出版著作最多的一家，但与中华人的过从，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的过程，所产生的感情，在我却视为生命中的重要印记，也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我是1950年代生人，虽然是读着中华书局的书籍成长的，但与这个“文化巨族”近距离接触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的事。当时参加唐代文学的一些学术会议，先得与傅璇琮、许逸民两位先生拜识。傅先生德高望重而待后学甚为亲切，记得初见时他说的就是一句话：“你就是罗时进，知道的。”其声不朗，其语温雅。许先生是著名学者，极平易近人。参加会议时他如先到，总是在下榻的宾馆前帮助接待陆续到达的学者，热情招呼。记得第二次开会时，他也是先到的，我稍后抵达，刚下车他老熟人般招呼后竟帮我一起拿行李到报到处，真让我大生惭愧，何以承受！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有次会议他评点一位学者的论文，读到文章中一句话，突然停顿下来，然后很认真地抱歉道：“这个字，意思知道，读音有印象，但说不准，容我跳过。”是一个极生僻的字，将他卡住了。这是学者常会碰到的事，见他那样认真、坦率做说明，颇能感到一位编辑家兼学者的严谨。

唐代文学学会会议，中华书局参加的还有徐俊、俞国林、罗华彤等先生，我们逐渐都成了至交、朋友。徐俊先生其学问远在我之上，尤其研究敦煌学，惠我甚多，我一直以兄长事之。我们一起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担任一些工作，他既是学问家，又是富有经验的管理者，虽然因工作繁忙，学会会议他“偶尔缺席，经常迟到”，但凡一到，擘画事宜，意见无不妥洽，疑碍往往冰释。他的工作效率亦给我极深印象，记得一次一起到复旦大学参加陈尚君先生一个古籍整理项目的结项鉴定会，一天时间他在光华楼上下进出，拜访了中华书局几个重大项目承担单位主持专家，会议刚结束即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商量事务，其敬业如此。

这些年，一直与中华书局出版家、编辑、学者保持交往，其中有常请益之师，有常交游之友。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邀请俞国林先生和朱兆虎兄参加研究，皆慨然应允，倾心尽力。常年接触，邮筒翰墨往还之际每生惊异：中华人的书法怎么个个了得！ 这也许就是文化底蕴和长期熏陶的结果了。我想，如果趁110周年纪念之机或以后适当的时候，出版一本《百年中华书局编辑家法书集》，定有其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

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著作其实寥寥。第一本是《丁卯集笺证》，那是国林先生多年前给我来信，询问是否可以将许浑集整理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一种。这对我当然是极为乐意之事，了解到原江西人民出版社版权期限已至，便很快与之签订了出版协议。只是当时冗杂缠身，很难完全按照这套丛书的基本体例彻底重编，询问是否可以大致保持原有样式，得到允许后花数月功夫修订交稿。他们接稿后认真审读，精心编校，顺利出版。前年告知，书已售罄，嘱修订再版。这些年我个人和学界许浑集研究都有新的进展，这对我是个再次修订增补的机会。此次稍得从容，累月修改，增删若干，时间拖宕，编辑部诸位皆予宽容。收到修订本清样后，通看一过，仍感到不满意，便希望容我在清样基础上再改一遍，竟得慨允。如此又进行了一番删削、增补和部分校订，这一来又是数月时间。此事让我感到中华书局对作者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第一，始终是他们的追求和坚持。

另一本可提及的即《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这是我多年从特定角度研究明清诗文的成果，自以为有一番心血在，便联系国林先生。国林接到书稿后即与徐俊先生商量，决定接受书稿并抓紧出版。此书编目原极简略，经编辑成后显示出每篇下的章节目录，内容清晰，甚便阅读。装帧尤其考究，乃綦契我心的那种简约之美。此书甫出，学界即有不错的反响，后荣获江苏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又经评审列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华书局接受此书并为出版付出了许多智慧和辛勤劳动，我是深深铭感的。

时光如梭，我与中华书局的交往延续三十多年了。在此，匆作小文，向中华书局的历史致敬，为中华书局的未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