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本·大时间·大对话：巴赫金的俄罗斯性

《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王志耕 著，商务印书馆

【导读】在“巴赫金学”已经成为全球显学的大背景下，王志耕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由 “大时间”切入思想层面、由 “大文本”切入历史层面、由“大对话”切入文化层面，将巴赫金的 “俄罗斯性”作为研究核心，置于俄罗斯本土的大量历史文本语境中进行开垦式解读和原始性审辨，将其对话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现象与思想资源对接起来，揭示出巴赫金对话理论区别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俄罗斯品格。对目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巴赫金学做出了突破，开辟出一个新的、有更多生发性的研究空间。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巴赫金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 “巴赫金学”（Бахтинология，Бахтинистика，Бахтиноведение；Bakhtinology，Bakhtinistics，Bakhtin Studies），但如果我们回顾巴赫金学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将巴赫金这位俄罗斯理论家推向世界并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的，不是俄国人，而是西方人，并且他的理论也始终是在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被阐释，甚至连俄国本土的研究者也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巴赫金理论的俄罗斯特性是什么。所以，从近年来的巴赫金学成果看，似乎巴赫金研究本身已无突破性进展，而更多是把巴赫金的理论实用化，将其转换为一种批评理论或工具，用于对文学现象的解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对此做出了有力的回应。王志耕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以下简称《巴赫金对话理论》），将巴赫金的“俄罗斯性”作为研究核心，将其置于俄罗斯本土的大量历史文本语境中进行开垦式解读和原始性审辨，将其对话思想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现象与思想资源对接起来，从而揭示出巴赫金对话理论区别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俄罗斯品格，由此，对目前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巴赫金学做出了突破，开辟出一个新的、有更多生发性的研究空间。

一、大时间：新质产生

关于巴赫金的时间观有大量论述，中国的研究者多站在中国特有的往复循环时间观的立场上来理解，而西方的学者则多站在线性时间观的立场上来理解，众说纷纭，却都没有为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巴赫金为什么要为他的时间观中的关键概念命名为“大时间”（большое время）。就此，王志耕提出，这一概念具有三个要素：大时间不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大时间之内的任一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大时间之内的任一存在都是彼此对话的。所以，要充分理解巴赫金的时间观，必须将其置于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结构之中，他既否定康德的主观时空观，也否定黑格尔的客观时空观，巴赫金强调的是时空的整一性，即过去与现在并非以一种消逝与未现的状态存在，而是以一种交互回答的状态存在。他看重的是对话行为中“绝对新质”（абсолютноновое）的产生，即每向前迈出新的一步，先前的脚步都会获得新的补充性含义。

为了说明巴赫金这种时间观的特性，《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重点考察了它与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正教及其圣愚文化框架内形成的神学历史观之间的联系。书中提出，巴赫金的时间观一方面受到东正教非线性时间观的影响：“这种观念强调人对上帝的领悟，即身在尘世的人，自然受着时间的支配，有生有死，但人可以凭借对上帝启示的领受而进入超越时间的空间，从而达于永生。这个永生的标志就是上帝……”该书从方法论层面强调，如果把一种文化结构视为一个大的对话体，那么在俄罗斯的文化结构中，上帝就是这个对话体的 “含义整体”（смысловоецелое）。因为有了这个含义整体，所以整个文化系统就成了一个“大时间”系统，其中所有个体都成为自由对话的一方。

书中通过对东正教早期圣徒传叙事方式的分析说明东正教时间观的原初形态，这种形态作为一种世界观奠定了此后东正教文化结构中的文学叙事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巴赫金本人对话理论中时间学说的文化前提。但《巴赫金对话理论》并未就此为止，而是继续考察了东正教教义中涉及时间观念的 “炼狱”问题，由此推导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的时间叙事模式，同时也说明了巴赫金为什么会用“门槛”时间命名陀氏小说中的对话形态。此外，书中还阐述了在东方教会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圣愚（юродство Христаради）现象，发掘出它所蕴含的叙事伦理以及对历史进化性的超验理解，并指出在这种文化结构中，历史的目的是预设的，而非知识的、体验的，非基于认识论的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消解了理性主义时间和空间架构，用“另类的眼睛”（другиеглаза）以 “另类的方式”（по-другому）重新发现和理解世界。而这样的时间观念帮助作为主体的人摆脱客观时间桎梏，在精神上获得真正自由，为个体的此在和有限空间争取了绝对的意义。

《巴赫金对话理论》特别强调，巴赫金的“大时间”所统辖的空间不同于西方后现代视域中失去意义的空间，也不是前现代的独白性空间，在这个“聚合”且“存在”的“大文本”中，意义是潜在的，这个意义不指向某个现实的终极性目标，而指向存在的敞开。

二、大文本：论从史出

在“大时间”中必然会形成多种多样的 “大文本”——俄罗斯“东西”之争的历史文本、世纪之交新精神文化运动的“众声喧哗”文本、世俗文化的对话文本、东正教对话文本、静修主义对话文本、狂欢式文本、圣愚文化文本等，这些都成为《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考察巴赫金对话理论形成的起源文本。

因为该书集中探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民族文化成因，所以，在对历史文本的发掘上主要集中于历史文本的对话特性上。当然，各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文本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应的对话特点，但俄罗斯的历史相对其他民族的历史而言是一个大型的对话文本。没有哪个民族像俄国这样始终纠结于自己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到底应该坚守斯拉夫主义立场还是西欧主义立场，近千年来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大型对话。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为巴赫金对话理论产生的本土历史渊源提供了可信的论据。此外，书中对若干代表性小型对话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如伊凡四世与库尔勃斯基的通信对话、伊万·别尔森与马克西姆·格列克长老的“交谈”、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对话、《约伯记》中的未完成性叙事、东正教文献中的“交谈”文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内在对话”等。特别是该书用了40多页的篇幅详尽考察了尼尔·索尔斯基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对话文本的叙事机制，说明了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内核之一的静修主义在叙事方法层面上的对话特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俄罗斯性”所在。

书中注意到，巴赫金在阐述他的狂欢化理论的时候，所引证的均为西欧文化史上的例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理论脱出了俄罗斯文化的框架，相反，俄罗斯本土的狂欢化文本同样构成了巴赫金理论的传统基石。因此，《巴赫金对话理论》集中考察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本土历史文化的狂欢化因素。一是俄罗斯节庆中的狂欢因素，如送冬节上的吃文化和伊万-库巴拉节上的洗浴文化，尤其是送冬节上的焚烧稻草人的行为，这些都包含着巴赫金意义上的全民性、开放性、反规范性、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就此，书中得出结论：“要么是俄国本土的狂欢文化已经浸透到巴赫金的无意识之中去，因此，他带着这样的‘期待视野’发现了西欧国家的狂欢节，而忽视了对本土文化的考察；要么是他对俄国本土有关民间节日研究的著述没有做过研究，甚至是没有阅读，而在他成长的时代，正是世纪之交充满动荡的时代，民间节日的庆祝已远不如19世纪之前的规模，其重要性在民众的生活中也大大降低了；要么是巴赫金有意地拒绝解读俄罗斯传统文化现象，因为这种解读无法与俄国的宗教历史相分离。但无论如何，从俄罗斯民间节庆的文化功能推导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同样具有坚实可靠的论据。”书中论述到的俄罗斯本土其他狂欢化因素，还有民间文学中的傻瓜形象、圣愚文化的狂欢之笑等。值得一提的是对俄罗斯12世纪伪经代表性文本《圣母马利亚启示录》（ОткровениеПресвятой Богородицы）的解读。书中不仅将这部6000多字的古代文本翻译过来，以向读者展示整部作品的全貌，并且对其中所蕴含的“地狱狂欢”模式从生与死的对立与博弈、圣母形象的“闯入者”功能、圣母游地狱的“复活”功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巴赫金在他论述狂欢化问题时提到过教会文学中的伪经文本：“叙事的基督文学（与狂欢化了的梅尼普体的影响无关）同样直接触及了狂欢化。这只要指出经典福音书里‘古犹太王’的加冕脱冕场面，就可以明白了。不过，狂欢化表现得远为强烈的，是在伪经的基督文学里。”然而，他并没有对任何伪经文本做过分析，只是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伪经文本非常熟悉。而《巴赫金对话理论》书中的译介与分析，弥补了巴赫金理论的缺憾，并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对话理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文本的内在联系。

当然，巴赫金本人的思想同西方同样有着多样的关系，因为正如弗兰克所说：“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归根结底都起源于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融合体，它们只是同一树干上的不同枝丫。”但我们必须清楚，由于缺少了文艺复兴的世俗化进程，俄罗斯始终保有着以东正教文化为主导的 “聚合性”形态，而巴赫金思想就是这种文化结构在新时代语境下的表达形式。

三、大对话：彼此应答

当任何一个声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都潜藏着某种悲剧意味，甚至是毁灭性灾难——这就是巴赫金创立对话理论的起点，巴赫金的理想就是整个世界成为一种大型对话，参与对话的每一方都与对话者“共处于一种联系之中，这种联系是没有主客之分的”。巴赫金提出一个关键概念——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中文译本都将这一概念译为 “责任”，而王志耕提出应译为 “回应性”。因为巴赫金使用这一概念不是指一方对另一方负责，而是彼此应答，也就是对话：一方面，对话是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另一方面，对话克服了唯我论的独白。

《巴赫金对话理论》从三个层面对巴赫金的“大对话”进行了解读：其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为起点，重心在于考量巴赫金的“大对话”与陀氏小说艺术的关系。巴赫金对话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呼应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人学结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叙事实质的探讨酝酿成熟的。在后一方面，我们不仅能够确认对话思想与复调小说、狂欢化思想与现实主义成长小说的对应关系，还能够发现这种关系也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与小说的世界、现实中的人与小说中的主人公，以及上帝与作者之间。小说作为人和世界的完美镜像，从其原初形态就蕴含着杂语性本质，或者说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着的未完成的对话形式，始终呼应着一个平等对话的世界图景。狂欢化的杂语小说，用荒诞解构神圣的叙述，以卑下解构崇高的描写，对传统和谐优美的美学圣殿构成冲击，颠覆了“独白”在文学叙事中的垄断地位。所以，与其说是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特性，不如说是他借助于对陀氏叙事形态的阐述证明自己对话理论的合法性。

其二，以“圣愚”和“聚合性”为切入点揭示巴赫金“大对话”的俄罗斯性。“圣愚”被教会接纳为一种建制内的苦修，在各种文献中得到神圣化修饰，而这种现象在俄罗斯文化叙事结构上的特性却被遮蔽了，这就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为之命名的“闯入式话语”。圣愚以其夸张的生活态度、恣意妄为的行为举止、心灵谵妄式的话语，以及自我嘲弄的方式激活现实秩序所固化的话语形态，让每一个对话者都在这个闯入者到达的时候成为一个与上帝发生交流的个体，获得对话的合法性。而“聚合性”文化结构对巴赫金的影响体现在，巴赫金视野中的对话不仅是多元的、存在的，而且也是统一的、本质化的。但这种本质不是如本体论哲学所理解的那样先于存在，而是与对话事件的发生相关，即对话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一个 “含义整体”存在，对话一旦发生，含义整体即被激活。因此，可以理解为人固有在本质之中。所以，生命的意义不是“思维”层面对本质的认识，而是 “行为”层面对本质的实践；不存在生命有无意义的问题，只存在如何实现这种意义的问题；既体现为人对自身作为“上帝类似”的共同本质的维护，也意味着上帝存在的意义正在于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是“爱”与“自由”的统一。这也正是《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通过历史考辨所揭示的巴赫金理论的“俄罗斯性”所在。

其三，阐说 “大对话”负载的多种思想价值，以此演绎其世界性意义。展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寻神派（богоискатели）和激进派、希腊文明（理性思维）与基督文明（圣经思维）、埃及的马卡里乌斯（东正教隐修思想的奠基性人物之一）、博尼法斯长老等的对话交谈文本，一方面说明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对话性，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大型对话中不同思想的存在价值。这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巴赫金来说，不是另一个意识在“我”询问并要求回应时才有价值，而是本就作为另一个同“我”一样的主体同“我”发生关系，这是一种存在现实；不是“我”在主观上将他人 “拔高”到与“我”平等的地位，而是存在的现实要求了这种对等的交流。

正如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特瓦的评价：“巴赫金在我们心目中曾是两种重要倾向之综合，这两种倾向是：其一是内在的，它导向自由，它倾听人民的声音；其二是外在的，它向国际性语境开放。”巴赫金以他的整个精神境界影响俄罗斯和世界的文学和历史，在自己身后留下了一道漫长、光辉的甬道。《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由 “大时间”切入思想层面、由“大文本”切入历史层面、由“大对话”切入文化层面，三者并辔而行，互为因果，其解读轨迹与巴赫金本人学术探索的内在理论相吻合，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分析既有真切的民族历史文化思考，又具有宏阔的全人类视野，揭示其俄罗斯性与世界性的互文关系，绘制了一张气韵贯通的国际巴赫金学的新“云图”。

《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是王志耕先生继《圣愚之维：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后再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著作，全书的写作历经20多年的酝酿，而后再经八载编写（2013—2020），参考俄文、英文文献200余种，中文文献近200种，堪称呕心沥血之作。程正民先生在该书的序中称，这部著作“对俄罗斯民族文化语境和巴赫金对话理论关系进行关联性研究，这不仅是对巴赫金和巴赫金思想的研究，而且对跨文化研究和跨文化诗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有益的启示”。书的结语中写道：巴赫金以“大时间”统辖的空间，“既是‘聚合’的，也是‘存在’的，它避免的是人类文化的死寂，通往的是救赎。这也许就是巴赫金在‘大时间’中传达给我们的意义吧”。而《巴赫金对话理论》一书通过对历史、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多学科知识的融会，所提出的极具价值的思想观念在许多方面与巴赫金的理论形成了对话与互文，因此，上面这句话也适用于对王志耕先生这部著作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