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封建体制即将土崩瓦解。曾任革命团体日知会五人评议员之一的陆费逵，在自己家中秘密约集了戴克敦、陈寅等人，共议编撰适应共和政体的新版教科书。
在陆费逵看来，教科书不革命，“自由真理、共和大义莫有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他和朋友筹集了几百元，一面秘密编辑新教科书，一面商议成立新书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由陆费逵等人筹备的新书局，也选择这一天，在上海宣告成立，名为“中华书局”。
同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凭着对时局的把握，中华书局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一跃而成为能与商务印书馆相较量的中国近代第二大民营出版企业。
陆费逵和新式教科书
1912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书局在2月23日《申报》上刊登《中华书局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一开始，它就阐明自己的宗旨，即“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注重实际教育以及融合国粹欧化。”
同一天，设在福州路的营业所开始发行第一套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国文、算术、习字帖以及中学、师范课本等。《中华书局大事纪要》记载，此时的中华书局，规模尚小，租用店面三间，连编辑和办事员共十余人。
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也将教科书作为一项重要的业务。陆费逵等人看中新式教科书的发展，将其作为与商务印书馆竞争的突破口。
事实上，中华书局从成立到发展，一直与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立门户前，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3年，曾任编辑、出版部部长，后由于在教科书问题上的分歧，而另立新书局。中华书局创办者5人，包括陆费逵在内，多为原商务印书馆的同事。
1912年1月19日，受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委托，陆费逵参与起草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这个办法中规定，各种教科书应符合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布教科书一律禁用。
上述办法颁布施行后，率先于2月出版的中华书局版新式教科书，“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在《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中这样写道。
《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作者吴铁声对此评论说，“陆费伯鸿（陆费逵复姓陆费，字伯鸿）这时能顺应革命潮流，首先编辑适应时代要求的教科书，就这一点而言，不能不说他是有远见卓识的。”这一年，陆费逵27岁。
借着这股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1913年，在国内重要城市开始设立分局，至1916年，有分支局40处，职工2000多人。同年，中华书局又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自建总厂，在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新建五层大楼的总店，而旁边就是商务印书馆。
作为当时的两大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各自携着代表新思潮的出版物，参加了1915年美国巴拿马世博会和1926年费城世博会。其中，中华书局分别获得丁等金牌奖章和乙等荣誉奖章。两家出版社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出版教育用书，制造教育用具，参与教育实践，推动近代新思潮的发展。
中华书局20年编辞海
与今天作为古籍整理与出版的专业出版社不同，彼时中华书局是集出版、印刷、教育实践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出版机构。在其出版的巨著中，不能不提融入20年心血的《辞海》，时称其“煌煌巨著，声动全国，名重一时”。
如今，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便是脱胎于中华书局版《辞海》，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正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辞海》的出版还与其“对手”商务印书馆《辞源》的编撰出版密不可分。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编撰者有近50人，历时8年，推向市场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引起了中华书局的关注，决定也编一部大辞书与之竞争。
《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载，一开始，时任《辞海》主编的舒新城预计两三年就能把全书编写成功，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计划是不合实际的。
《辞海》问世晚于《辞源》21年，也因此加入了许多新词汇，收录过去被视为粗野俚语的俗语，《辞海》条目“凡引用之古书，仍复查对原书，加注篇名”。中华书局为之投入前所未有，仅主编一职，就数易其人，前后参与编写百余人，历时20年，才于1936、1937年完成《辞海》上下两册的出版。
此后，《辞海》一再进行修订，到今天仍是许多人案头重要的工具书。
陆家连夜摆渡到香港
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膝下有三个子女。1941年他病逝于香港时，小女儿陆费铭琇仅16岁。如今84岁的陆费铭琇在北京的家中回忆说，“那时我还小，对父亲的记忆不深。但是，父亲的思想却（对我）影响很大。”
她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朋友来访，闲聊中说起他读初一时，国文教科书第一篇文章便是陆费逵的《敬告中等学生》，这位朋友当场背诵起来：“我国家社会，正在复兴的路上，不知有多少事业，等着要建设，不知有多少东西，等着要生产……诸君要知道，诸君学业的成败，关系于诸君个人者小，关系于国家社会者大。”
“这篇文章是父亲在1915年写的，30年后被选为教材，又40多年后，还被人珍存。” 陆费铭琇说。
陆费铭琇在总结父亲的一生时说：“父亲博览群书，有渊博的知识，高深的文化素养，在家中常谈古论今，出口成文。他像家长一样关心中华书局的人，关心政治又不愿参与政治，一心要办好中华书局。”
在主持中华书局时，陆费逵有不少机会从事其他行业。有人聘他到报馆担任高职，或到教育部、外交部工作。但陆费逵却没有为此所动。1937年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陆费逵从朋友处得知汪精卫伪政府想要请他担任职位，“为了不沦为汉奸，父亲决定逃往香港”。
陆费铭琇记得，那时日军飞机常低飞扫射，一家人带了件小手提包，连夜摆渡到香港。到了香港，陆费逵继续主持中华书局的主要事务，直到1941年病逝。
在战后短暂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开始陆续出版一系列丛书，期待着战后出版业的复苏。但是，一直到解放以前，“市面不振，新书销路有限，营业前途，更多艰难。”
图书出版开始摆脱困境，走向复苏，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感谢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陆费逵之女陆费铭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作者周其厚提供资料）
世博会荣誉榜 ·中华书局
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等人筹备的“中华书局”宣告成立。中华书局编纂并出版了首部共和政体下的新式教科书，为中国近代第二大民营出版企业。在191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和1926年费城世博会上，中华书局的代表新思潮的出版物，先后获得丁等金牌奖章和乙等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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