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由于承担了对我国江苏籍的编辑出版家进行研究的一个课题，又因为早就仰慕范用先生在出版界的名声，笔者特去拜访、了解他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范老听了我的话，连连摆手：“哪里有什么贡献，我当年15岁背井离乡，逃到汉口找舅公，3个月后舅公病逝，是生活书店收留了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范老说着，拿出三联书店2008年专门为他编印的书《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一页页地翻看着，对我讲起他与三联书店的那些时光……
一、红泥护花，不舍好书
范用投身三联书店70年，编过的书、设计过的封面数以千计，但在记忆中有几本使他终身难忘，这些书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都可称为传世之作，是三联书店的畅销书、品牌书，在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印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1年，范老得到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原稿，读后觉得写得很好，就给杨绛先生打电话，建议杨绛在国内也应出版（编者注：该书于1981年5月在香港先行出版）。他在此书的选题报告中说：“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为了此书在三联书店的顺利出版，范老多次与先前在香港出版该书的出版商沟通，得到香港方面的同意由三联书店出版但仅限国内发行。范老又给上级领导打报告，在胡乔木同志的支持下，克服了很多阻力和困难才使该书得以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文革”题材纪实作品的突破，表现了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对“文革”境遇真实的感受。正像当年胡乔木同志评价此书“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在当时的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并成为三联书店的畅销书和长销书。
同样是在1981年，范老为出版《傅雷家书》而费尽心血，因为傅雷及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傅聪因父亲傅雷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借1958年出国演出之际滞留国外，靠演奏钢琴为生。“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后，傅聪主动要求回来，政府也欢迎他回来，林默涵同志当时代表文化部曾表示过，傅聪肯定不是叛国，而是属于政治流亡性质，他有错误，但本人已表过态。当年在作者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范老还是执着地要推荐出版《傅雷家书》，这究竟是怎样的编辑眼光呢？范老在1981年5月13日为该书写的推荐意见中写道：“傅聪第一次回国时，（我）了解到傅雷生前曾写给他一百四五十封长信，内容很精彩，我知道此事后，即动员他把这批信整理发表。现在摘录编成一集，约15万字……我仔细阅读过几遍，认为值得出版，对年轻人、老年人都有益处（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三联出这样的书合适。”历史证明范老的眼光没有错，《傅雷家书》一经出版就成为畅销全国的好书，自出版以来，5次重版，19次重印，曾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1986年）；短短几年发行量就超过200万册，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
在范老的记忆中为恩师陈白尘出版《牛棚日记》、《对人世的告别》同样呕心沥血。范老提起这两本书激动地说，陈白尘是我的恩师，我14岁丧父，陈老师视我如子弟，爱护倍加，循循善诱，启蒙文学，既是良师又是益友。陈老师“文革”初期就被揪斗，关牛棚、服苦役，发配到干校，受了很多苦。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陈老师虽蒙受屈辱，仍偷偷地逐日记录其亲历及所见所闻，翔实可靠，无一字虚构，实际上他写的《牛棚日记》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文革”史，许多作家都在其中。当年我亲自为老师的书给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同志写了4封推荐信。这两本书的出版反映的绝不是范老个人的师生情，而是他对老一辈作家忠诚于党的事业，虽身处逆境仍坚守革命信念的感动。正如他在给董秀玉的信中所说：“我首先想到的是三联出版，出版一本好书，一本长命书。”
1985年范老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三联书店推出了许多精品图书，这与他的开拓精神密不可分。范老为巴金先生出版的《随想录》也是独具慧眼。1987年他看到香港《大公报》连载的巴金先生的《随想录》，读后感到这是巴金先生用心写的一部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一朵奇葩。于是他就趁巴老到北京来开会的时间，到民族饭店找到巴老说：“巴老你听我说，我一个字不删。”巴老很高兴地把书稿交给范老，很快三联书店又出版了一部传世好书。范老像这样为一部书稿、一位作者倾尽心力去组稿、荐稿、编稿的故事还有很多，正像他所说：“我们做出版工作的有一种责任，看到好的稿子，就应该想办法让更多人看。”巴金给他的题词——“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温暖的脚印里”，正是对范老70年出版工作的真实写照。
二、绿叶寻根，不舍书衣
范用曾说过：“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三联书店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籍，不少封面都是出自他之手。作为一个出版人，他不是一般地爱书，他爱得很痴情。他认为，书是有生命的，我们要像尊重人一样尊重每一本书。书的内容以及封面、扉页、勒口、正文版式、插图、纸张材料等都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丝毫将就不得。范老谈到在三联工作时，总是随身带着一些封面设计精美的好书，一见到熟人，就情不自禁地掏出来，对人说：“这是一本好书，看，封面设计得多好啊！”滔滔不绝地夸赞。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果一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难看，不成样子，他就会生气，发怒，说话很难听。提到书籍的封面设计时，范老的眼睛霎时变得光彩灼人，胸脯一挺，说：“我喜欢给书设计封面！”话音未落，他已经从书房拿出一本《叶雨书衣》：“看，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他的自选集《叶雨书衣》（三联书店，2007年2月版）就汇集了他为三联书店设计的70余种图书封面，其中有巴金的《随想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杨绛的《干校六记》、郑振铎的《西谛书话》、叶灵凤的《香港风物志》和俄国绥青的《为书籍的一生》等，三联书店近20年来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封面精品多囊括其中。这本自选集书名叫《叶雨书衣》，叶雨，业余的谐音。设计封面是范用的业余爱好，叶雨就是他制作书衣的专用署名。范老制作书衣始于1938年，他在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时就常“跑”封面。其处女作是《抗战小学教育》，当时范老拜丰子恺为师，受到丰先生的鼓励，丰先生还为他设计的封面题签。令范老伤感的是，他为李公朴先生设计《社会大学》封面时，与李先生通过好几封信，书还没出版，李先生便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范老说，做一个好美编不容易，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在设计封面时，要读文稿，吃透精神方可落笔。主政三联书店时，凡看到不满意的封面设计，范老就让美编重作，或亲自重新设计。他不是学美术出身，论学历，小学毕业；但他肯动脑子，肯不耻下问，肯钻。在为朱光潜先生设计《诗论》封面时，他别出心裁地把朱先生手稿中《诗论》的两个字放大了几十倍作书名，作者签名也用朱先生的手书，下缀一方朱先生的名章，几乎将封面占满，显得美观、大气，连行家看了也叫好。范老有自己的设计理念，认为三联书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多属学术作品，比较严肃，因此，封面的色调宜冷，构图宜简，色彩宜单，这样才富有书卷气，才有韵味，才能典雅而大方。为杨绛的《将茶饮》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设计的封面就体现了他的为学术作品设计的风格，两本书的封面都是在素色的背景框中勾勒出抽象的小草、小花，线条极其简练，大面积的留白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的空间。
20多年来，三联书店的人文社科出版物基本沿袭了这一风格，当然，也绝非千篇一律。范老很善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为美国海姆·金诺特的《孩子的心理》一书作书衣时，他就颠覆了自己的设计套路，以孩子的心理特点为旨要，把封面设计得色彩斑斓，鲜亮夺目，用稚拙的儿童画作主体，饰以儿童心中的太阳、花草和鱼等元素，生机勃勃，使形式和内容达到和谐一致。有人说，范老设计的封面，可以下酒。而范老在《我很丑也不温柔——漫画范用》一书中用自己的漫画像作封面可谓亦庄亦谐，使人忍俊不禁，是全书的点睛之笔。
三、源头活水，不舍书友
范用的书房里，几个大书橱顶天立地摆满了书，案头、书桌上也堆满了书；四壁的楹联、书画更是难得一见的大家之作。范老兴致勃勃地逐一介绍着这些书画的来历故事：客厅的北墙挂着一幅笔力遒劲的书法：“文酒足风流，杯倾松鹤楼。几时摇画舫，一夜到苏州。”那是1985年春日寒夜，与宁沪旧友聚饮都门松鹤楼时，李一氓先生题赠的。客厅东墙上挂着丁聪、方成、叶浅予、廖冰兄、华君武、苗地、黄永玉等众多漫画家为他画的像，其中廖冰兄的画上题曰：“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活画出范老与漫画和漫画家的情谊。西墙上是黄苗子集陶渊明诗句所书之联：“且共欢此饮，时还读我书”，并称：“范用老兄耽酒嗜书，有五柳先生高致，所撰散文亦不让桃花源记也。”范老有“三多先生”之称，“书多，酒多，朋友多”。夏衍先生曾经说过：“范用哪里是在开书店啊，他是在交朋友。”范用自己也说：“毫不夸张，三联可以说到哪里都有朋友，所谓得道多助。”范老结交朋友多是以书画结缘，以真诚、侠义相待，往来皆鸿儒，多年成故知。范老谈到，1969年9月底，人民出版社近200人被“连窝端”，来到鄂南接受所谓的劳动锻炼。忽然有一天晚上，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调范老回城工作。出人意料的是，当听说连里只调自己，没调其他人时，范老立刻作出反应：“那怎么行，还有许多有经验的行家在干校，光调回我一人有什么用？”他想的更多的是奋战在一起的各位老友。范老在人民出版社工作36年，在三联书店520办公室（当时三联书店归属人民出版社，在朝内大街166号人民出版社内办公）待了30年，由中年到老年，很多好友故人都曾来过这里饮茶神侃，其中多有名家：王世襄、费孝通、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办公室离厕所很近，范老被同事们戏称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范老打趣说，自己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不过“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欣然登高五楼，赠给一书一画，范老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有一年，艾芜要率团到朝鲜访问，从成都到北京来，虽已70多岁了，还爬上五楼到范用的办公室。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是范老的书友，经常往范老的办公室跑，看到好书就拿走。有一次借走一部《艺林从录》，非常喜欢，看完不还，范老便去追索。田家英还了，却在上面盖个印：“家英曾阅”。有段时间，丁聪是这间办公室的常客，每周必到办公室找范老诉苦，说“家长”（夫人沈峻）太怜爱他，不忍看他横向发展，早餐总是定量供应，他只好找范用“反饥饿”。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约定：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款。提起丁聪老友2009年5月去逝的消息，范老显得很伤感。他说，以前的好友夏衍、叶浅予、萧乾、柯灵、戈宝权、汪曾祺、新凤霞、吴祖光等都不在了，这是自然的规律，人老了就像梧桐枝头的黄叶，肃杀的秋风一掠，没准又卷走一枚。范老对生死十分豁达，1989年，体检时疑患胰腺癌，范老自拟了几句告别词。但人有福寿，到底只是有惊无险，那几句告别词倒是要言不烦，十分别致：“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其对待朋友之豁达洒脱而又率真多情，以至于斯。
范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但一直没有离开编辑出版战线，与作者之间的通信多得数不清，在《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一书中就择登了夏衍、钱钟书、巴金、冰心、茅盾、胡愈之、朱光潜、李一氓、柯灵、聂绀弩、汪道涵、艾芜、启功、新凤霞、鲁少飞、王元化、汪曾祺、赵家璧、绿原等给他写的20篇书信影印件，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和范老的书情和友情。“问君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就是为什么范老一生中为三联书店策划编辑了那么多好书，创办的两份期刊《读书》、《新华文摘》深受读者青睐的原因。作者与编者之间的这种交流现在是难以见到了。电话、短信、Email基本上已经取代鱼雁往返。高科技时代的出版人如何向老一辈出版家一样，尊重作者、热爱作者、成为作者真心朋友，实在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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