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有的体制之下，古籍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60多年来，古籍出版社已经习惯了在事业单位下的生存状态，这与其特殊性密切相关。从这一点来说，古籍出版面向市场发展的基础就稍显薄弱
虽有发展但陷入险境
目前，国内有22家古籍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60年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近2万种，其中80%是改革开放30年间完成的。古籍出版种类除传统四部及文史哲古籍外，农医科技类、少数民族古籍均有重要成果问世，方志类、域外汉籍、出土文献、海外珍藏善本古籍等均有不同成果出版。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家谱总目》及各馆馆藏、地方文献等综合目录先后编纂出版。《中国古籍总目》历时17年，将于年内由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预计收书20余万种，将是历史上首次集中全面清理古籍总数的集成性成果，收录古籍收藏机构逾千家，汇集整理了全球收藏的现存中国古籍的绝大部分版本，颇具价值。
全国古籍保护工程全面展开，展现了古籍出版的勃勃生机。大型出版工程系列化，重要古籍整理成果相继问世。其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文》《全元戏曲》《全粤诗》陆续出版，《四库全书》(两种藏本)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陆续影印出版。另有《中华大藏经》以及一批总集、别集、大型类书丛书出版。各类大型出土文献和海外汉籍出版已成规模，如俄藏、英藏、法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系列，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本。《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中国藏西夏文献》(17册)和《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大量简牍陆续出版。
同时，流失海外的汉籍出版成为热点，已出版的有：中华书局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全6册，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2008年已出版第一辑，5年内计划影印800册，包括2000余种。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旧有的体制之下，古籍出版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就是说，60多年来，古籍出版社已经习惯了在事业单位体制下的生存状态，这与它的特殊性是密切相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中华民族来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中国古代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整理出版好古籍，对于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古籍出版面向市场发展的基础就显得稍微有点薄弱。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籍出版社即使在事业单位的体制之下，有些出版社也已陷入了生存的危机。例如，创办于1912年1月1日的中华书局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这家已经屹立了近一个世纪的百年老店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依旧屹立不倒，焕发着青春活力。但在2004年，中华书局遭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华书局可以说是经营惨淡。那段时间中华书局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几乎是跌到了事业的最低谷。根据记录，当时中华书局书库内积压了过亿元的图书，但是根本无法销售，只能当做废纸来处理。例如，一本书印制3000册，发行1000册就算是最好的了，其他的全部积压。当时整个中华书局的经营方针和领导观念并未转变，顾青迫切希望一场变革的到来。其他一些古籍出版社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
2009年文化体制改制成为出版领域的新热点。一些古籍出版社积极思考如何才能在市场大潮中求生存，并纷纷寻找突破口。处于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社，应该依托集团的背景，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市场
走向市场如何应对
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相比是更加传统的产业，多年来图书出版市场一直风平浪静，几乎很少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然而，2009年文化体制改制的新政策却把图书出版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时间，图书出版领域成为转企改制的新热点，一些古籍出版社纷纷积极寻找突破口。
黄山书社走在了改革的前列。据书社对外合作部负责人介绍，黄山书社在坚守古籍出版主阵地、履行文化传承使命的同时，积极转变观念、开阔眼界，选题策划更贴近读者，图书出版更贴近市场，经营效益显著提升。他们一改传统古籍书刻板、灰暗的老面孔，将古籍书做成宣纸线装书，兼具文化传承和收藏欣赏双重价值，如黄山书社新推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新意十足，成为走俏的高品位礼品书；他们还瞄准当下兴起的“国学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开发传统文化普及读物，陆续推出了“中华古典珍品书坊”丛书。他们利用海内外两大资源、两个市场，加强与海外出版社、民营工作室合作，于近年来，策划推出了一批畅销书。目前，书社一般图书销售品种2500余种，较之2004年的不足600种，增长了4倍多。
中华书局在面对改革时也陷入了思考。作为当时文学编辑室负责人的顾青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在市场大潮中求生存。他们经过探讨与实践发现，整理古籍并不能带来更好的市场效益。怎么办呢？传统古籍如何在市场中赚钱？顾青锁定了普及性历史读物这个点。于丹的《论语心得》让他深深体会到了改制后市场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从以上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积极跟进才是古籍出版社应对市场之道。但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都能做到如此，在此不详细阐述。当然，走向市场如何应对已经成了人们早已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今年9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古籍联合体社长年会上，各位资深人士也根据他们的实践，给出了一些建议。
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认为，处于集团化、企业化环境下的古籍出版社，应该依托集团的背景，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市场。
他相信，改制以后，古籍出版社在未来书业市场的专业出版领域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古籍出版还有海外市场，国家还会通过项目补贴的方式扶持古籍整理出版，因此，古籍出版社面对市场，还是要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自己的主阵地，集中力量，保持专业队的水准，这才是古籍出版社的生存之道。
齐鲁书社社长宫晓卫认为，齐鲁书社能够保持10余年的稳步发展，效益良好，主要还是出版方向明确，形成了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和助学读物4大出版板块。他认为，古籍出版社要将古籍大众读物的出版作为服务大众的重要工作来做。
有些古籍社面临的压力很大，使得出版社要为完成指标疲于奔命，难于静心做大项目。有人建议应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国家、政府行为，由政府出面给予更多资金及人力的支持
古籍出版问题依旧
对于应对市场，很多出版人士都纷纷建言，都有一些共同的困难，古籍出版工作者们还是要一起面对。在笔者相关的采访与参会中，还是记录一些古籍出版存在的到困难。比如，一些出版社负责人曾谈到改制后面临的压力很大，上级单位在任务指标的制定上，没有考虑古籍整理出版的特殊性，使得出版社要为完成指标疲于奔命，很难静下心来做大项目，因此，建议应把古籍整理出版作为国家、政府行为，由政府出面给予更多资金及人力的支持。
还有就是人才的问题。著名出版人黄义侠认为，我国古籍出版虽抢救整理了大量的古典文献，对弘扬祖国文化遗产、保存古代典籍为功尤巨，但古籍出版还存在不少问题，尤其近20年来，古籍乱点、乱注、乱译以及重复出版现象相当严重，校勘体例前后不一，编辑章法不伦不类，有的不考证版本源流，有的不加选择而以劣本出版，影响恶劣，贻害学林。其实，存在这个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出版人才的问题。
在当前，古籍出版面临着专业编辑培养难、古籍出版人才匮乏的问题。据记者了解，一方面古籍出版的专业性对编辑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由于古籍整理出版投入大、时间长，不能即刻带来利润，使得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待遇较之其他大众图书编辑要低。
因此，这几年，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和流失现象较为严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表示，对于要求调离的编辑，社里都会放行，因为留得住人留不住心。比起专业知识和高学位来，更重要的是要对古籍整理出版这份寂寞的工作有一份真正的热爱，心甘情愿地去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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