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点校本《史记》初版问世54年之后，迎来了首次修订本。10月19日，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4个城市29家书店举行了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当当、卓越、京东三家网店的征订从半个月前就已开始。19日上午10点，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首发式会场，《史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为《史记》修订本揭幕，并为专程前来购书的读者签名、加盖《史记》首发日纪念章。

10月20日，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史记》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受到海内外关注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进入正式出版阶段。参与修订工程的各方专家学者共聚北京，研讨修订工程后续工作，见证这一成果的丰收时刻。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对这项国家文化工程的顺利推进表示祝贺。

（二）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了五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度。“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记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司马迁的《史记》，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纪传体和编年体兼而有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翦伯赞语），从民众百姓到帝王宰臣，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司马迁关注人物、关注社会、关注历史的兴衰成败。他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理想，表达了中华民族恢弘、深邃的精神追求。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史记》这部巨著，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史记》在后世受到高度重视，各种传抄刻印的版本层出不穷，一代代中国人不断从中汲取历史智慧，得到文学滋养。

（三）

新中国历届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以史为鉴，重视读史。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古代典籍，好读史书。1958年9月13日的一次史学工作会议，讨论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的工作，会后范文澜和吴晗联名致信毛泽东主席，主席同意了整理计划。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部署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从20世纪50到70年代，由中华书局承担组织和出版工作，顾颉刚、陈垣、郑天挺、宋云彬、陈乃乾、唐长孺、王仲荦、翁独健、张政烺、陈述、王钟翰、启功等百余位文史专家参与，完成了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实现了郑振铎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的出版梦想。毛主席晚年读史，在中华书局1959年1版1次的《史记》上留下了珍贵的批注。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版后，迅速成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的通行本，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版本。单是点校本《史记》，1959年出第一版，1982出第二版，截至2013年6月，一共印行27次，569250套。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点校本《史记》为基础，衍生出了众多不同形式的图书产品，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广大读者的阅读学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四）

21世纪，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积累、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对点校本进行修订的时机逐渐成熟。今天能看到的《史记》珍贵版本比当年更为丰富了；五十年来新出的大量与《史记》有关的出土文献、专著和论文，积累了可资吸取的丰富成果；技术的进步，使得文献的检索、查核变得非常便利。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更是不断加强。

2005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引起了学界广泛、热烈的响应。季羡林、任继愈、冯其庸、何兹全四位先生联名致信中央，呼吁支持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同志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要求重视和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解决资金和人力问题。2006年4月，召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专家论证会，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得到了学术界和各修订承担单位的积极响应，季羡林先生在病榻上写来贺信，希望这一工程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黄钟大吕，成为庆贺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的二十四响礼炮。

2010年1月，温家宝总理、刘延东同志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给予大力支持，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管理。

温家宝同志在看到《史记》修订本后专致贺信，对参与修订工作的专家学者表示祝贺，贺信说：系统的古籍整理和修订，对于保存我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保护民族的精神财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不仅是传承我国历史文化的基础性工程，而且是民族复兴、国家昌盛的标志。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不负重托，全面、高质量地完成修订工作。

（五）

七年校书不寻常。今年56岁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先生是《史记》修订组的主持人。从修订启动到正式出版，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埋头工作。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已经通行了半个多世纪，今人的工作如何体现新时代的成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七年来，赵先生专心致志，常常是废寝忘食。期间因为太过劳累而病倒住院，不想不知情的中华书局编辑依旧致电询问修订进度，多年默默支持这项工作的赵先生夫人，接到电话就哭了。

专家保证质量。除赵先生的团队主持具体修订外，中华书局还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的学者参与修订，数十位文献学家、史学家参与审读。修订团队召开多次会议，展开热烈细致的讨论，合理的意见不断地被吸收到修订稿中。今年8月，中华书局先行印发了征求意见本，接到数十封意见书，在正式出版前进行了最后一轮讨论和修改。

学术需要传承。任继愈先生生前曾殷切希望：“此次修订的意义不但在于推出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定本，重要的还在于培养一支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队伍。上个世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汇聚了当时全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学术力量，锻炼出一批基础扎实、水平高的学者专家；当年参与点校的中青年学者年岁都大了，借着这次修订的机会，将一批年青的研究者带出来，使他们成为未来古籍整理的中坚学术力量，这样才能保证学术发展薪火相传。”围绕“二十四史”修订本的工作，一批学术青年骨干正在成长。

（六）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充分地反映了时代学术的进步：

1，广校诸本。全面、系统地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2，新撰校勘记三千三百余条。原点校本使用方圆括号表示文字增删，未撰校勘记以说明理由。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正乙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3，订补疏误，后出转精。修订本对原点校本的分段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纠正讹脱衍倒。全面检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确立引文的精确起讫和来源。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

4，尊重底本、优化完善。金陵书局本由学者张文虎主持刊刻，参考多种版本及钱泰吉校本，系统吸收梁玉绳、王念孙、钱大昕等人的研究成果，改正《史记》正文及三家注错误甚夥，是清末以来最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修订本一仍点校本《史记》选用清代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尊重、保留金陵书局本、点校本的整体面貌和优秀成果。依据当代《史记》研究成果和读者需要，修订本对于金陵书局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重新恢复其原来面貌。保存文献，方便读者。《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所缺部分补入相应篇目，《三皇本纪》作为附录增补于书末。

5，多领域专家协作。

（七）

拿到最新出版的《史记》修订本后，海内外学术界反响强烈。

修订工程学术顾问，今年九十六岁的饶宗颐先生题词祝贺：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在接受采访时，修订工程的学术顾问冯其庸先生对《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倍感欣慰，他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是千秋万代永远影响下去的。现在新的一版认真地修订出来，而且不受任何干扰，纯粹是从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今后的年轻人，今后的学术界再要使用二十五史，就有一个可靠的依据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不能忘记自己祖国的文献记载的资料，爱国主义就在这里头，我们没有自己祖国的历史怎么能爱得起来，只有熟读我们自己祖国的历史，祖国的传统文化，祖国留下来的许多文化精华，我们自己才会懂得国家的可爱，人民的可爱，懂得我们国家历史5000年不断辉煌的成绩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说：这项工作受益的人太多了。全中国、全世界都受益。以前的那些重要的版本都被吸收到修订本里面来了。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中华书局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项目，为将来中国的出版史写下了一页。

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说：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是五十年来世界通行的标准本，曾给予我们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以极大的便利。现在中华决定全面修订原本，其眼光之深远与气魄之宏大令人肃然起敬。学术只有在完全开放的空气中才能不断前进。几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全面修订二十四史的点校，时机已成熟了。何况标点和校勘永远有改进的余地，而且往往是后来居上。总之，这部新版《史记》代表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相信，新版《史记》是一个可靠的信号，指示我们：修订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之后必将取代原本，在二十一世纪通行全世界。

文献学家安平秋先生指出：总体上，应该说《史记》修订本在原来顾颉刚先生他们点校的基础上又有进步，不论是分段还是标点，应该说更好一些，更清晰一点。在校勘方面，现在参考的本子比顾先生那个时候注意到的本子更多一点，校勘的面更广一些。从《史记》修订本正文和三家注的文字来看，要更可靠一些。这是我对《史记》修订本一个总体印象。

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说：这个书的出版值得庆贺。一个是成绩很大，另外自我评价还要留有余地，准备继续提高。

10月15日，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先生代表史语所致信中华书局，恭贺《史记》新校本成功出版。他说，打开书，即发现纸张、印刷和编排都极见用心，令人赏心悦目。相较于先前的“二十五史”点校本，今天的成果无疑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中华书局在前所未有的条件下，再接再厉，勇敢承担起属于“盛世”可有的工程，调动空前庞大的人力和资金，检讨缺失，慢工细作，完全以出版一套“定本”为目标，理想宏远，志气可嘉。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珍藏的北宋景佑监本，曾对书局校订《史记》的工作有所贡献，令人欣慰。史语所衷心祝福“二十五史新校本”全套陆续顺利出版。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发来贺信，他说，书局所出点校本《二十四史》，早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一部权威性典籍。我读研究生时候曾购置一套，因阅读方便，校勘严密，就一直不能离身。其标准地位在四部书中无与伦比，几乎相当于佛经中《大正藏》。为精益求精，书局与学界同仁发愿修订，历时数年，工程颇大。据悉，此次新版在标点和校勘等方面更为准确、全面、精当。我殷切盼望全书早日出齐，以裨益于广大读者与中外学界。

（八）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要多了解历史，多了解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历史经验的运用。我们相信，《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将使这部优秀的中华文化经典焕发出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