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岂但谋生足衣食 还应服务为人民

历时8载努力，通过各方人士的多方搜寻和打捞，25卷37册《王力全集》目前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集总字数约1400万字，全面、完整地收录了王力的论文、学术专著、文学作品和译文，堪称定本。其中《博白方音实验录》是首次在国内与读者见面，《王力译文集》也系首次结集出版；《全集》中所收的《做书评应有的态度》等文章在今天读来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力全集》的出版，不仅是中华书局的大事，也是出版界的大事，更是语言学界的大事。与同时代语言学家对某一领域的研究不同，王力对汉语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是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汉语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3000多年历史。王力对3000多年的汉语的语言现象，进行历时的研究和描写，从甲骨文开始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宋元明清，呈现清晰的时代层次。这是对汉语的开创性研究。尤其是全集中的《汉语史稿》及其以后修订的有关汉语史的著作，堪称语言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在汉语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了庆贺这一出版盛事，近日，中华书局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王力全集》出版座谈暨王力学术思想研讨会”。（链接：本报5月19日总第2138、2139期合刊第19版“中华版25卷《王力全集》正式面世”）唐作藩、郭锡良、洪成玉等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近50位专家学者参会。借此机会，本报对王力弟子、著名音韵学专家唐作藩和王力之子王缉志进行了专访，从为人师、为人父的角度谈论王力在二位受访者心目中的样子。

唐作藩：我和老师曾是邻居

唐作藩（1927年~），湖南省洞口县人，当代著名音韵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已退休。1948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学系，1953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从岑麒祥学习语言学理论，开始走上语言学研究之路。1954年9月，跟随王力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汉语教研室的助教兼秘书，从王力先生学习汉语史与音韵学。主要著作有《汉语音韵学常识》、《音韵学教程》与《上古音手册》等。

走进语言学的殿堂，对唐作藩来说既有先师的栽培和鼓励，更有机缘巧合的偶遇。上中学的时候，唐作藩在学校里表演过话剧。1948年参加高考时，看到广州中山大学有语言学系，他很高兴地填报了这个专业，满怀欣喜地以为语言学系肯定就是演话剧的，不曾想，到了大学上课才知道，这个语言学系不但跟话剧半点关系也没有，而且每天接触的都是枯燥乏味的历史语言学方面的资料。在大学上了两年课，听过两位老师的专业课，唐作藩还是没弄明白自己学的到底是什么。直到1952年，临近大学毕业，恰逢院系调整，当时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合并，中山大学搬迁至岭南大学校址上课（当时王力正执教于岭南大学），唐作藩有幸听到了王力的“语法理论”课。“听完王老师的课，我才稍微懂得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也算是迈进了这个学科的大门。”唐作藩如是说。

大学毕业后，唐作藩留校任教。巧合的是，唐作藩就读和任教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正是王力执教中山大学时于1946年创办的。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语言学系。当1948年唐作藩考入中山大学时，王力已调任岭南大学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唐作藩才真正成为王力的学生。“当时语言学系的各班学生都很少，有的班级只有几个同学。王师母有时候就把大家叫到家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给我们做一桌很好吃的饭菜，以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唐作藩回忆说。

1954年，胡乔木的一句“要集中精力培养语言学人才”，促使语言学人才的首次齐聚，主管部门调集全国多地的语言学人才会师北京大学，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也因此整体搬迁进京。更为巧合的是，此次进京，唐作藩一家三口与王力一家竟然搬进了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同一所四合院里。由师生到同事再到邻居，唐作藩与王力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有一天，吕叔湘见到王力，建议他写一部普及性的语言学读物《汉语音韵学常识》。王力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学生唐作藩。唐作藩说自己连音韵学的知识还没学好，哪能编写书呀。王先生鼓励他说，你可以边学边写嘛。正是由于先师的信任和鼓励，唐作藩撰写的《汉语音韵学常识》不仅在国内得到了学界和读者们的认可，惠及语言学领域的几代人，而且还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好评，该书在日本就有多个译本面世。

唐作藩说，音韵学在文科中的作用，就如理科中的数学，是最基础的学科，也是最重要的。遗憾的是，如今的多数高校已不再重视像音韵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了。谈及先师王力对自己的影响，唐作藩说，是王老师将自己真正领进音韵学的大门，教会自己如何做好基础学科的学问，也是王老师一路的栽培和鼓励，才有今天的自己。

王缉志：父亲是很有远见的人

王缉志（1941年~）四通打字机发明人，曾为中关村四通集团主管开发的执行副总裁。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第四子，1957年至196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3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上世纪80年代初辞去公职下海经商，现为蓝科公司独立董事。

王缉志的家族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曾祖父王文田为清朝贡生，祖父王炳如为晚清秀才，父亲王力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但王缉志算是王家的一个异数，他学的是数学，做的是计算机，更堪称壮举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便毅然决定辞去公职下海从商。

1986年3月，王缉志任四通公司总工程师，在四通公司主持开发四通文字处理机工作，正带领一支开发队伍在日本横滨做产品开发的最后调试。在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时候，王缉志接到四通公司总裁的电话，告知王父生病住院，病情严重，如果需要，可以中断手中的工作，立刻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此时的王缉志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四通公司首次开发自己的品牌产品，也即将结束，如果此时回国，就意味着这次开发要中止，公司产品的推出必然要拖延一段时间，甚至将失去商业机会；如果不回国，万一父亲去世了，他将失去和父亲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情急之下，王缉志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得知父亲患的是白血病，而且病情很快恶化。但母亲说，“我知道你在日本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那里的工作离不开你，你就不必回来了，北京有你的弟弟和妹妹在。”以工作为重，是王家父母的一贯作风。以母亲的做人原则，留在日本继续做开发，是很自然的选择。

工作结束回到北京，已是4月中旬，飞机落地之后，王缉志立刻跑去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王缉志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工作，并告知开发工作已顺利完成，父亲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1986年5月3日，王老驾鹤西去，享年86岁。5月16日，四通文字处理机正式发布，并成为四通公司的拳头产品，累计销售20余万台。王缉志说，如果老天能让父亲再多活上10余天，他就能亲自给父亲讲解自己开发的产品，并让父亲亲自体验。他还说，没能让父亲用上自己设计的文字处理机，是其终生最大的遗憾。

国人常言，子承父业，但王缉志没有继承父亲的志业。他从小喜欢数学和物理，而父亲是从事文科的。1957年，王缉志参加高考，当时计算机行业正在兴起，那年大学也刚开始设置计算机专业。当时的王老就认识到计算机是一门新兴的行业，必然会有比较大的发展，并力荐儿子报考这个专业，但是父亲的建议没有起作用。王缉志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并就读了北京大学数学专业。

机缘巧合的是，自1963年大学毕业以后，经过10年的职业变迁和调整，1973年，王缉志还是回到了从事计算机行业的路上，一直到现在，他做出的所有成绩几乎都与计算机有关。“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很有远见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建议是正确的。”王缉志对记者说。

谈到对父亲的印象，王缉志说，父亲是个做学问的人，平时都很忙，很少管孩子，兄妹们的家教主要来自母亲，尽管如此，因为父亲是研究语言学的，所以对子女们的语文要求很严，他要求所有子女写的文章里不能出现不通顺的句子，更不能有错别字，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此外，还要求文章要符合逻辑。“尽管我后来学了数学，但在语言表达和写文章方面，我从父亲那里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缉志坦言。

除了语文素养，“从小喜欢独立思考，凡事自己拿主意”是父亲给王缉志的另一大影响。1984年，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王缉志决定从国家单位辞职，和朋友一起创办民营企业四通公司，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王老不但没有反对，还很支持儿子，并挥毫写了一首《七律》鼓励儿子。也因此，“岂但谋生足衣食，还应服务为人民”成了王缉志的座右铭。

王缉志说，父亲离开自己快30年了，但父亲对自己的教诲以及父亲的为人做事准则，时时铭刻在心，一直以父亲为榜样。此次，《王力全集》的出版，也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