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下）

编者按

《邓小平时代》是美国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倾11年之力完成的学术著作，它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作了全景式的描述。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受到学术界与读者好评，经三联出版社引进后在中国内地也成了一本“明星书”——2013年，这本书获得了“2013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等十几个奖项。

鲜为人知的是，这本书的引进之路也堪称“惊险崎岖”。本文作者李昕先生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编辑，当年曾代表三联出版社争取该书内地版版权，与傅高义见面洽谈。本文讲述了《邓小平时代》一书在内地出版前后的故事，分上下两部分刊载，今日刊发下篇，敬请垂注。

“我问他，这11年中，你每天要用多少时间研究邓小平？他说，平均不少于每天10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大吃一惊，他竟然用了超过4万个小时！他在《前言》里列出的受访者名单，总数超过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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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记者采访我时，总有人问，当初，你们去争夺版权，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志在必得？我想，他可能并不知道这本书是怎样写出来的。我就对记者说，“这本书很厚，你要慢慢看，但是如果你急于了解这本书的价值，可以先看看它的《前言》和《导言》。”

《前言》和《导言》文字不长，非常概括地记述和阐释了《邓小平时代》的写作动机、写作过程和作者对邓小平的历史定位及评价。

傅先生写作这本书是下了苦功的。他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这时他感到自己时间充裕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做一点帮助外国人了解亚洲的事情。他想到了研究邓小平。他的逻辑是，“亚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中国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深入分析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可以揭示近年来塑造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力量”。于是，他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到2011年9月英文版出版时，他花费了整整11年时间。

他是犹太血统的美国人，继承了犹太民族的坚忍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天性。他曾对我说，他很幸运，在“二战”前夕跟着祖父和父亲从波兰移居美国，否则他相信自己肯定没有今天。他祖父一家留在波兰的亲属都遭到纳粹迫害，他的一个姑姑在防空洞中整整躲避了6年才侥幸逃脱法西斯的魔爪。而他在美国顺利完成学业，成为著名学者，是美国学术界唯一对日本和中国都具有影响力的亚洲问题专家。

他珍惜自己的幸运，研究硕果累累。他的著作《日本第一》和《日本的中产阶级》以及《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邓小平时代》更是被人称为邓小平研究的“纪念碑”式的著作。

我问他，这11年中，你每天要用多少时间研究邓小平？他说，平均不少于每天10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大吃一惊，他竟然用了超过4万个小时！的确，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注意到他精力之旺盛与像青年人一样，每天上下午加晚上，三个单位时间，都在不间断地工作，这样自然是忙得顾不了家庭。所以著作完成后，他唯一感到歉疚的是没有在退休之后拿出足够的时间陪伴他的夫人。他说，他只是每个周日陪夫人骑一次自行车作为锻炼身体，大约2小时，其他时间，他和夫人就各干各的。好在夫人也是学者，是一位生理学家。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行字：“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这是他为自己热爱中国的夫人取的中文名。

作为编辑，且不说别的，光是这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足以令我惊叹，何况这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

对于傅先生，我首先看中的是他的治学精神。他为了搜集《邓小平时代》的史料，花费的精力用得上“可歌可泣”四个字来形容。本书《前言》介绍，傅先生除了遍读中外有关中国当代史特别是有关邓小平的著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独家采访。从2006年到2010年，他每年都要在中国居住数周或者数月，采访了三类知情人士，包括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他甚至专程采访过新加坡的李光耀，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澳大利亚的霍克，英国的阿兰·唐纳德、理查德·伊文思等政要，并在美国采访过前总统卡特和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一大批接触过邓小平的官员。他在《前言》里列出的受访者名单，总数超过300人！所以这本书出版后，我听到学界的反馈意见，其中有一条共识，就是中国的学者，从这本书中获益的应该不止是观点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

《邓小平时代》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它采用叙事文体，作者的观点隐藏在背后。不像我们国内许多学者那样拉开架势，用官式的八股语言来做研究。这本书读起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我曾多次向友人推荐这本书的《导言》。

这《导言》篇幅不长，总共只1万多字，分为两个部分，“这个人”和“他的使命”。作者寥寥数笔，不仅为邓小平做了历史和时代的定位，而且画出了邓小平的立体素描。邓小平的性格、气质、胆魄，他肩负的责任和“建设一个富强中国”的使命，被清晰地勾画出来。国内那么多人写邓小平，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简练、精确而又传神的文笔。以至于后来我们讨论如何确定这本书的书名时，曾经想过，是不是就叫《邓小平：一个人和他的使命》，不过是后来大家觉得还是定名《邓小平时代》，听起来更为响亮。再看全书的内容，通俗、流畅、文字朴实易懂（英文版更是如此），娓娓道来，像是在讲故事。

这样治学，这样著书，写出的著作怎能不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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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介绍“2013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的奖杯，那是一个石膏制作的3D打印作品，从底座里伸出一只酷似真人的手，手里举着一本《邓小平时代》。傅先生看了伸伸舌头，做个鬼脸……

2013年，《邓小平时代》是一本明星书，而傅高义先生也成了获奖大户。

在本年度举行的各种官方和民间评奖中，他总共获奖达16次，特别是深圳读书月和新浪网的年度十大好书”,《邓小平时代》都名列第一。

举行颁奖典礼时，傅先生大多不在北京。他的奖杯奖牌，常常由我代领。有人后来开玩笑说，我是“领奖领到手发软”。

奖杯太多了，有水晶的、铜质的、石膏的，还有木质的奖牌。摆开来一大片。傅先生来北京时，我带他参观自己的奖杯奖牌，他一直抿着嘴笑。我向他介绍“2013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的奖杯，那是一个石膏制作的3D打印作品，从底座里伸出一只酷似真人的手，手里举着一本《邓小平时代》。傅先生看了伸伸舌头，做个鬼脸，好像觉得那只手怪怪的。

这么多奖杯奖牌，包装起来可以填满一只中号旅行箱。他不可能都随身带走，只能挑一两件。他想了想，还是选择了那个3D打印作品，说，“这个奖杯里有我的书”。

其实他获得的奖杯，有一个尤其值得重视，但他并没有专门去收藏。这个奖杯来自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

那是当年8月的事。叶彤写电邮祝贺他获得了这项大奖，请他前来领奖，他回信说，他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希望我能代替他领奖。

但是很快我接到颁奖会组织者的电话，还是执意邀请傅先生亲自到场。

我只得给傅先生写信，对他说：“这次颁奖活动，组织者极为重视。原本是准备由我受您委托代您前去领奖的。但是会议的组织者今天又再次要求我与您联络，恳请您调整一下行程安排，在8月27日专程来北京领奖。因为他们已经邀请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亲自给您发奖，让一个中国人代您领奖，他们觉得不合适。我知道今天又提出这样的要求，会使您非常为难，但是对方的言辞恳切，使我不能不再向您请求一次。如果我的请求非常失礼，请您见谅，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傅先生回信很客气，表示他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荣誉。”

但是他说，他的行程是半年以前就确定的，实在无法更改。还说会议组织者昨天已经派摄像师到他美国的家里，录制了他的“获奖感言”，专门用于颁奖典礼，他认为这已经足够了。他最后说：“我很荣幸，你愿意代表我去领奖，请代为转达我的歉意和最深切的谢意。”

我以为这样，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会议组织者再次建议，请傅先生考虑委托美国驻华使馆公使HeIler Lisa女士代表傅高义先生领奖，因为他们觉得，她是美国人，她的身份比我更适合这一安排。

无奈之下，我又和傅先生商量。这一次，他好像有些不悦了。不仅是中国人这一套“礼数”他不能理解，而且这还触碰了他的一个原则：他是一个民间学者，与政府是要划清界限的。

他回信说：“我不认识HeIler Lisa。因为她在美国大使馆工作，我相信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我想你会是一个更好的代表。我是一个独立学者，不是为美国政府工作，所以不该由政府方面代表我领奖。再说，你对我和我的书的了解，比她要多。我不会联系她，因为这不是我的主意。”

他仍然感到不放心。接着又给叶彤发电邮说：“我希望你能向他们转达我的强烈愿望，请他们允许李昕代表我接受这个奖励。因为他为我的书在中国内地出版所做的工作太多了。”

我没敢把傅先生的电邮都转给颁奖会的组织者过目。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让我上台。

颁奖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前，刘延东副总理会见了获奖人和代领奖人。见到我代表傅高义先生领奖，刘副总理并没有感到诧异。显然，她对傅先生还特别关注，很高兴地对我说：“我认识傅高义先生，我们一起谈过很多事情。他的身体好不好?请你代我问候他。”我回答说：“傅高义先生知道是您即将为他颁奖，很高兴。他也要我问候您。”告别时，她又对我说：“请你告诉傅高义先生，我想要一本他签名的《邓小平时代》。”

我顿时感觉到，那些会议组织者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

这可能，也叫做两种文化的差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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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雅的人，或许还会有几分清高，几分矜持，几分自我欣赏，几分不肯随俗。但是傅先生不是这样，他有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一种彻头彻尾的谦虚，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度。

说到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性格，有些人喜欢用一个词：“儒雅”。

这个词用在傅先生身上，合适，但我觉得还很不够。

儒雅的人，或许还会有几分清高，几分矜持，几分自我欣赏，几分不肯随俗。但是傅先生不是这样，他有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一种彻头彻尾的谦虚，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度。

作为80多岁的前辈学者，他没有一点架子。无论你是谁，是官员，是学者，是记者，是书店的营业员，或者是普通读者。他总是面带和善的微笑，亲切地和你交谈。对于后生晚辈，他就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如果你是他熟悉的三联同事，他会张开双臂给你一个拥抱，嘴里说，“太高兴了，老朋友又见面了。”

我见过的老一代学者不能算少了。但是像傅先生这样令人产生亲近感的，实在不多。

我常想，或许他能写出《邓小平时代》这样的著作，除了依靠他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见识和独有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之外，也得益于他的性格。

他像多数犹太人一样，极聪明，又善于学习。从青年时代起，他先学日语，再学汉语。他大约和中国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直到70多岁时还在坚持每天学习3个小时汉语。所以他在哈佛有一个外号，叫“中国先生”。

他的学习不仅是从书本上。他愿意随时随地向一切人虚心请教，不耻下问是他的一大特点。我与他在一起时，发现他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所接触的一切人交流，别人都愿意向他提问，但他却时时关注别人的看法，非常善于倾听，也非常喜欢发问。多年接触下来，中国学者，他认识很多人，有些和他同辈，有些比他年轻，他问道问学，皆称之为老师。有些人与他学术见解并不相同，却也能和他成为朋友。比如李锐老人，他并不同意傅先生的很多观点，但是提起傅先生却很亲切，说自己到美国几次去过傅先生家，还在他家里住过。资中筠先生和傅先生在学术上或许有很多看法不一，但是两人同年出生，资先生大傅先生一个月，傅先生见她就叫大姐，相处也极融洽。傅先生善于从各种各样的人身上学习。通过对几百位邓小平时代重大事件亲历者的采访，通过和各种专家学者的接触，他了解到许多，也观察到许多，同时还思考了许多。这使他能够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观察问题，写出的著作，让中国人读起来不觉得隔膜。他无时无刻都在观察和思考中国人。

为了掌握更多的材料，十几年来每年他都要到中国来，采访安排得满满的。他不计较采访对象是高高在上还是礼贤下士，是诚心交往还是虚以应付，也不在乎对方的态度是否霸气外露，是否傲慢无礼。我曾亲眼看到他在采访中被人像小报记者一样喝斥，而他依然面带微笑，表现出绅士的涵养。他总说自己是来学习的，来寻求帮助的，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这样他便会得到很多。

这一切都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性格使然。

他性格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友善。与人为善，诚恳待人，是他一贯的行为准则。《邓小平时代》出版后，他非常希望听到各种不同反应，希望读者讲真心话。不论你怎样评价，哪怕是否定他的作品，他也洗耳恭听你的意见，永远不失风度。当然他也有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坚守。对他这本书，学术界的争论其实不小，在国内国外都有人批评他过分美化邓小平，对此他一笑置之。学术界有很多派别，老左派、新左派和自由派从不同角度，都会与他商榷，他表示一概欢迎，特别希望专家们指出书中的史料错误，因为观点可以是一家之言，史料却必须“持之有故”。这种大度令人钦佩。

他的友善，不仅是对他所接触的人，同时也倾注在他的研究对象上。可以说，他研究中国改革年代那些重要历史人物，都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有一次我陪他演讲，在读者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他的研究方法。他回答说，他是带着“理解和同情”动笔写作的。他写哪个人，就会同情哪个人的处境，设身处地理解他，站在他的立场思考。中国改革年代的人物充满矛盾，人与人之间多有思想冲突和斗争，但是傅先生对此却能游刃有余，控驭自如，恐怕与他这种写作态度有关。有很多学者认为，《邓小平时代》描写客观，论述大体公允，我觉得，客观和公允只是一个结果，其原因在于作者友善的心态。

当然，这种友善来源于他对中国的爱。他研究中国50多年，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像美国政界、学界某些人那样见不得中国好，而是一心希望中国强大，中美友好。对于中国现存的问题，他也焦虑、纠结，该批评的地方他也讲真话，不留情面。例如对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在中国演讲时都反复提及，语重心长地提出告诫。在会场上曾有读者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演讲会触及一些敏感问题。他笑答，“当然知道，但我是外国人，有特权，我要利用好这个特权。”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始终是充满信心的。需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中国辩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袁明对我讲过，1990年代她去哈佛访学，曾经亲眼看见傅高义与反华的佩洛西（美国议长）谈中国问题，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

她的话，让我对傅先生再一次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