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基金如何助力出版业在“高原”上建立“高峰”？

编者按 国家出版基金成立以来，共遴选资助了22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有570多项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新闻出版业“十三五”的大幕已经开启，出版行业对国家出版基金有什么样的期许？出版基金如何助力出版业在“高原”上建立“高峰”？如何引导出版企业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如何在策划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拓展资助范围、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等方面有更大作为？本期国家出版基金专版特对全国6家出版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进行专访，他们立足自身特色广泛建言，以资行业交流。

王涛：惟宁静方致远

“宁静才能致远。”谈及如何通过国家出版基金解决出版业目前存在的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用“宁静致远”一词来形容“出版心境”的营造。他认为，出版业要有高峰，要做精品出版，编辑、编辑团队以及出版企业应该有一种非常宁静的心境，“只有平稳沉着、专心致志，才能厚积薄发、有所作为。”

“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到现在，对中国出版集团的发展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王涛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出版企业把“眼睛”紧紧盯着市场、发行量和利润，这种心态不利于做精品出版，也很难产生传世之作。王涛坦言，由于目前的一些考核机制和市场趋利行为，促使编辑不得不做短期投机，“而出版精品需要宁静致远。编辑要有宁静的环境和心境，这‘二境’合一了，才能够心无旁骛，唯内容是瞻，孜孜以求。”

在王涛看来，宁静致远，是做精品出版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而国家出版基金恰恰能够帮助出版业培固这样一种态度。”王涛说，从中国出版集团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一些重大出版项目来看，获得基金资助后，编辑不再有市场逐利的压力，心自然静了下来。而心一静，编辑含量也就上去了。“这一下一上，正是精品生产的内在规律。”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是王涛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亲自策划的一项出版工程。作为首套系统梳理中华学术百年发展脉络的大型丛书，经过几年的打磨，现已成为一项标志性文化出版工程。王涛至今仍记得，当时“丛书”推崇精编精校，配备了馆内学术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编辑队伍，有力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校质量。“在做这套书时，由于没有经济考核的压力，编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编书，从而保证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含量，引发良好的社会反响。”

“对于国家一些重要的文化工程，获得基金的支持也很有必要。”王涛告诉记者，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这本书如果没有基金的支持，也可以出版。但时间会拉长，并且在整个绩效考核的环境中，编辑也会深感压力。而得到基金的支持，也就解决了编辑的后顾之忧，让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王涛说，“十三五”期间，国家出版基金在关注“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的同时，对于出版业针对时代需求、民众新的文化需求所策划的新选题也要给予关注。同时，随着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对基金的投入越来越多，王涛建议基金不要完全仅补贴亏损的书。“这是一个悖论，通常意义上，好书应该双效俱佳，除了非常专业的小众书，一些面向大众的作品，如果没有足够的发行量，也难冠以精品之名。”

王涛阐释道，对于文化内涵高、阅读人数多的好书，基金要予以扶持。“我希望基金能够确立这样一个目标，真正资助那些如邹韬奋先生当年所讲的‘站在社会的前一步，引着社会向着进步的路上走’的书。补贴不单单是给一个出版社减轻一些经济方面的压力，而是通过补贴，让出版单位和编辑们享有和葆有宁静致远的出版环境和心境。这体现着国家出版基金的本质和价值追求。”

黄书元：主动作为奋发有为

1月26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史念海全集》和《谭其骧全集》出版座谈会暨中国国家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人民出版社召开。会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话题就从这里展开。

黄书元告诉记者，人民出版社虽然10多年前就把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权威人士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陈桥驿四位先生的全集出版列入了计划，但直到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后才能够加快出版速度。“有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对许多沉寂已久、很难出版的学术著作，我们在做决策时，底气就更足了。”黄书元说。

“到目前为止，人民出版社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共有30多个，‘十二五’期间已完成20多个。”谈起这些获资助的项目，黄书元如数家珍。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修订版，《中华大典·政治典》《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中国历史地理》等大型项目，其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在基金办年度考核中获评优秀。

对于如何更好地与“十三五”出版规划衔接，黄书元表示，“十三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党和国家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一目标来展开。以政治为本的人民出版社更要密切关注国家“十三五”规划尤其是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使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与之密切结合，从优申报选题，要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发力。

黄书元还认为，“十三五”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规模较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往往需要作者多年潜心研究，需要出版社较长时间精心打磨，成本压力较大，出版进度缓慢。鉴于这种状况，黄书元表示，会考虑对项目工程前期投入，对承担项目的人员给予一定的经济保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职业发展上，对基金项目负责人给予重点培养，在干部使用上给予优先考虑。通过建立激励机制，调动起编辑做重大项目、做精品项目的积极性，全力确保基金项目落地生根。

对于“十三五”期间如何能涌现更多精品项目，黄书元认为，要坚持质量优先，更好发挥各出版单位的优势，从源头上力推精品项目。在基金申报名额方面，应该对大社名社有所倾斜，甚至放宽申报名额限制。他解释道，申报名额放宽其实并不等于评审条件放宽，所有申报项目都要通过专家的严格评审才能立项。他介绍说，人民社每年都有很多高质量的、完全达到基金申报标准的优秀项目，但苦于数额限制不得不忍痛割爱，这种情况在全国出版社中应该还有不少。如果能鼓励出版单位坚持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每年在基金项目申报上坚持有所侧重，做自己相对而言比较擅长的项目或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可以更好地提升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质量。像人民社就完全可以发挥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突出优势，策划、申报和完成一批展现人民出版社特点和底蕴的优秀国家出版项目。

古力先·吐拉洪：加大对民族出版支持力度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实施，使我区一批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体现国家意志的精品出版物得以顺利出版，开拓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的新领域，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古力先·吐拉洪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截至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37个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资助金额达7235万元。

古力先·吐拉洪介绍说，通过基金项目的实施，区局组织重大项目的申报评审、日常监管、检查验收等能力明显提高，各出版单位挖掘优势出版资源的能力显著提高，文化传承、质量精品、科学创新意识进一步增强。这其中，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中国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大全》（维吾尔、汉、英、阿拉伯语）、《哈萨克民间文化大典》（哈萨克文）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和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玛纳斯》（柯尔克孜、汉、英文）、《中国通史》（维吾尔文）、《新疆文库》（维吾尔文）等入选“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目录”，《新编汉英维科技大词典》《新疆古籍文献大词典》《中国柯尔克孜族达斯坦》《中国新疆少数民族原创文学精品译丛》等项目获得自治区图书奖。

尽管以往通过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受益良多，古力先·吐拉洪对“十三五”时期国家出版基金对民族地区的支持也有着新期许。她希望对重大少数民族出版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尤其一些民族文字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不能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应在国家出版基金中设专项予以资助。此外，应加大对重点少数民族原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出版资助力度。

“希望对一些投资较大的重大项目进行选题立项，有利于推进项目进度，减轻出版单位成本压力。”她解释说，因为书稿的发掘、整理、编撰、论证、加工、制版环节产生的费用占全部出版费用的60％以上，出版单位投入太大，没有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无法收回成本，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的《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600卷，从搜集史料至今两年多，投入资金已达800余万元，因不符合规定的成稿率要求而无法申报出版基金项目。

古力先·吐拉洪还建议，国家出版基金可以设立儿童文学原创专项支持，鼓励出版本土原创的主旋律少儿读物，推出更多少儿原创“高峰”作品；新疆数字出版正处在起步阶段，建议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字数字出版重大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和政策倾斜；鉴于新疆地区印制成本高于内地且新疆多数选题在疆内印制，建议在保证选题质量的前提下，在对新疆出版社选题核定成本时，充分考虑新疆与内地的出版差异；新疆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大多数为民文项目，建议将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成果（300套样书）处置赠阅权下放到区局，用于新疆民族地区公益赠送。

谈及新疆各出版单位的申报工作，古力先·吐拉洪表示，新疆的项目申报成功率不是很高，有些出版单位对落选的原因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希望基金办能够通过组织座谈会、培训班等方式给予指导，反馈未入选的原因，以便我们总结经验，更好地争取项目支持。

韩建民：让集结号发挥更大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是国家出版基金战略和政策的践行者，我们从中受益颇多。所以更是希望国家出版基金在新闻出版业‘十三五’规划的具体落实中能发挥更大作为。”上海交大社社长韩建民日前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说。

韩建民回忆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出书难、出学术书更难，到90年代的补贴出版、自费出版，再到21世纪以来的鼓励原创、有限扶持，直到国家出版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对学科建设和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原创性学术精品出版，学术出版才真正显露出高品质、原创性、成规模、规范化诸多特点。

“国家出版基金是集结号。以往出版的不少学术图书不成规模，难以体现国家意志，无法形成集群效应，品牌特色也不明显，而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促使一批出版社和作者可以在一个旗帜下集合起来向前冲锋。出版社可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精心策划出版项目，并进一步打造成为优秀学者的聚集枢纽、学术著作的传播平台、科研成果的发布中心和代表学术水平的高地。”韩建民说，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出版社还锻造出一支有策划能力、高素质的优秀编辑团队。

韩建民介绍说，上海交大社实施的“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即是由出版社策划、调动若干学科骨干参与的重点出版项目，该项目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翁史烈院士曾感慨地表示，交大几个学院、数百学者做了30年的能源与环境研究，基本都是各自为战，只有出版社策划了“能源与环境出版工程”，才给了交大一次总结和表达的机会。“这足以说明学术出版的角色与作用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韩建民如是说。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的受益者，上海交大社近些年在学术出版领域崭露头角，因此，对于国家出版基金也有着更大的期望。韩建民表示，国家出版基金管理规范、支持很到位，但是，对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有新的举措。

完全可以“鞭打快牛”。韩建民认为，国家出版基金规定每家出版社每次只能申报两个项目，但是，那些已经打造成连续品牌的项目如再申报，是否可以考虑不再占用指标。“以我们交大社为例，‘大飞机出版工程’已经出版到了第七辑，也得到基金很大支持，可是要获得支持就要占用申报名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优秀项目的生产力，也不利于基金的纳新能力。这方面完全可以灵活操作、鞭打快牛嘛！”

对于赚钱不用“羞羞答答”。韩建民认为，国家出版基金对资助项目支持力度大，质量、进度要求高，出版社大都十分珍惜这样的机遇，并认真对待，也因此出版了很多好书，使得原本难以赢利的学术图书，也能够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中国学术出版难能可贵的现象。通过国家出版基金的杠杆作用，使资助项目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统一。“国家出版基金就要明确告诉大家，让做好书的出版社能赚到钱，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出版社做好书。”

韩建民还建议，国家出版基金要关注扶持项目的翻译出版工作，建议设立一个外译工程，让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真正地走出去。“目前，随着国家出版基金的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一大批有学术追求和文化担当的出版社热情参与，中国的学术出版必将快速实现深度转型，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突破，作出历史性的贡献。”韩建民说。

鲁东明：横向拓展纵向深化

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出版社在高端艺术出版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在这其中，不得不提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的整理范围，是战国至清代重要的绘画代表作品，这些作品散藏于海内外数百家博物馆与收藏机构。调查、编目、洽谈版权与拍照等工作，艰巨而漫长；编纂与印刷，也须满足国际最高标准。因此较之以文字呈现的文化遗产的整理，这个项目相对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缺少国家的相关支持，是难以开展的。

自“十一五”时期《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中最先启动的《宋画全集》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元画全集》《明画全集》在“十二五”时期又持续获得资助，目前，浙大社“十三五”时期重点项目《清画全集》《战国—唐画全集》正在积极申请基金资助。“出版基金的支持使我们的项目做成了一个产品系列，我们做《宋画全集》时根本没想到《元画全集》，由此延长出了一条产品线，打造了一个品牌。”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鲁东明对出版基金的持续大力支持满怀感谢。

通过《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陆续出版，鲁东明发现，真正好的题材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做下来，这个圈子的很多作者越来越聚集到浙大社周围，出版内涵也越来越深。鲁东明举例说，出版社从原汁原味的整理类出版项目，渐渐地积累到很多研究性的内容，做出了深度。比如以前请作者帮忙鉴定一幅画，或邀请他撰写一些图录，后来，作者希望就研究性成果与出版社合作。“大的基金项目起到学术‘溢出效应’，反过来带动了相关原创著作的出版，以前有些艺术类的选题往往是分散的，现在则使艺术史、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互为借鉴，形成专题研究持续下去。出版基金的支持为我们在‘高原’上发现‘高峰’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鲁东明说。

产品线延长了，浙大社又精心谋划横向拓展，争取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努力打造文化艺术出版领域“拿得出的拳头产品”。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延伸到多个出版系列，浙大社人将其称为“国宝”大系，其中包括“丝绸之路”壁画系列、近现代国画大师系列、碑帖系列等。

得益于出版基金的有力支持，近年来，浙大社筑巢引凤，不仅好作者纷至沓来，编辑人才也不断涌现，鲁东明将人才培养的要点总结为“五个大”，即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大贡献、大发展。“要锻炼一支团队必须要有一个平台，大项目才能建起互动的大平台。”他坦言，刚刚做《宋画全集》时，浙大社缺少艺术编辑和搞艺术研究的作者群，而现在，浙大社两层办公楼都是与做艺术有关的软硬件，正在努力打造成为国家的高端艺术出版基地。

“十三五”开局之年，鲁东明对国家出版基金也有了更多的期许。他不仅希望国家出版基金能一如既往地持续资助好项目，还提出“往两边走”的建议，从形式上拓展到数字化，从内容上往深走，即从纸质出版延伸到参与大数据平台建设，从出版延伸到学术研究、文化创意、展览相结合。

周绚隆：更精准扶持原创作品

“十二五”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有12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襄助，目前已完成9个项目，还有3个项目也即将完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作为负责重大出版项目管理的相关领导，全程参与了该社12个项目从申报到结项的整个过程，对于国家出版基金给出版界带来的深刻变化有着切身的感受，同时对于如何让出版基金更好地与“十三五”出版规划相衔接，更好地鼓励文化创新，改善出版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等问题也有着独到见解。

周绚隆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给出版界带来了积极变化，这一点毋庸置疑。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令他感触较深的是编辑们在观念上的变化，“过去对于自己编辑的图书是否会被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编辑们从心底里是不太在意的，列入了不以为喜，不列入也不以为忧”，但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后，由于许多国家重点资助项目都获得了资金资助，所以近些年明显感觉到编辑们对自己编辑的图书是否进入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的关注度大为提高，态度也日趋严肃，社内竞争也变得激烈了。这种变化无疑是非常可喜的。

“出版基金的资助，使出版社得以有能力启动一些社会效益显著的大型丛书项目，许多青年编辑由此得到了锻炼，提升了业务水平。”周绚隆告诉记者，由于市场经济的压力及财力的限制，前些年一些出版社更热衷于出版短平快的东西，许多有价值的大项目被束之高阁。长此以往，对出版人才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容易导致人才断档。

通过出版基金的资助，许多青年编辑得以重新接触到大项目，像人文社的《中国诗歌编年史》《杜甫全集校注》等项目均有许多青年编辑参与，在编辑过程中他们的专业能力、管理能力、统筹能力均获得了极大提升，逐步成长为支撑出版大厦的栋梁之材。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不仅功在当代，更利在千秋。

站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国家出版基金应该怎样更好地为国家的文化繁荣服好务？周绚隆认为，国家出版基金今后在大力扶持有重大文化积累意义的学术项目的同时，应将更多财力精力投入到对原创项目的扶持上来。

“只有文化原创水平上去了，才能彻底解决出版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当然什么样的原创作品是需要扶持的，扶持的力度应该多大，这些都需要设定科学的标准和机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将有限资金、资源用在该‘使力’的点上。”周绚隆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拥有众多为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期刊，周绚隆建议，国家出版基金可以借鉴国家社科基金襄助社科期刊的做法，在“十三五”期间大力扶持一批文学期刊，让他们有更多的资金去提高原创作品的稿酬，从而获得更多优质的作品。“期刊是原创作品最先发表的园地，深耕这个园地，就可以起到做活一点、赢得全盘的可喜效果。”周绚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