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国脉与西风

明年，商务印书馆就满120岁了。过去的120年，刚好是中国的现代化从艰难起步到逐渐走上正轨的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时光。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化企业，在旧时代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实体，它对中国近百余年来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经济发展，都做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非常愿意跟大家交流“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初，是一家纯粹的家族企业，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家现代企业，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企业现代转型的范例。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它们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来管理和发展，因此它们所能存续的时间及达到的高度，都受到制约。非常幸运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现代转型历时很短而且比较顺利，这主要得益于创业先贤们的远见卓识。

让我们先从商务创立之初说起吧。

筚路蓝缕

商务印书馆的创立，是个很励志的故事。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一位来自江苏省青浦县（在今上海市）乡下的26岁青年夏瑞芳（1871~1914年），开启了这个故事。

夏瑞芳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家里种地为生，靠天吃饭。大概是他11岁那年，一场天灾让全家人生活难以为继，他爸爸不得不去上海开了间杂货铺，妈妈则进当时上海著名的牧师范约翰家做佣人。他不愿寄居伯父家中，独自一人跑到上海找妈妈。照当年的习俗，佣人的家属包括孩子，是不可以住在主人家的，但范约翰算得上是夏瑞芳人生路上第一个贵人，他人非常好，同意这个孩子留下来跟妈妈一起。

范约翰和他的妻子玛丽创办了一间教会学堂。夏瑞芳那会儿正是上学的年龄，求知欲旺盛，范约翰让他在学堂里上课，学的是英文、印刷技术，这无形中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那时候上海有一家美华印书馆，老板姓鲍，是浙江的地方名人，也是一位排字技师。他协助美国传教士威廉·甘伯牧师创办和经营以印中文本《圣经》为主的美华印书馆。夏瑞芳一边在教会学堂上学，一边在美华印书馆打工。美华印书馆可谓商务印书馆的摇篮，商务其他几位创办人如鲍老板之子鲍氏兄弟、高凤池等都在那儿，他们也是夏瑞芳的同学。

夏瑞芳18岁那年，爸爸去世了，半工半读的生活难以维持，他只好匆匆结束学业，靠着在美华学到的本事，“跳槽”到了上海的西报馆辗转谋生。当年上海所有西报馆几乎都排斥、打压华人雇工，血气方刚的夏瑞芳组织同伴们闹罢工，搞得西报馆开了一回“天窗”，做媒体出版的人都知道，开“天窗”是多么严重的事。

夏瑞芳逐渐萌生了中国人要创立自己的印书馆的念头，这个志向得到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的支持，几个人一共凑了3750银元股本。按约定500元为一股，夏瑞芳手头并不宽裕，就找他妻子的同学借了一部分，才凑足500元钱。他妻子是鲍氏兄弟的妹妹，他是鲍家的女婿，另外一个股东则是他的连襟。最大股东是夏瑞芳一个做银行的朋友，出了1000元占2股。所以说这是一家不折不扣的家族企业。大家商量起什么名字好呢？还得叫印书馆吧。因为一开始主要是印商业票据，就定下来名叫“商务印书馆”。这是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的事。

安身立命

夏瑞芳年纪轻轻，也没做过什么生意，却特别有经营意识。商务印书馆刚开业时几乎全是手工操作，他说这不行啊，积累点本钱我们就要买先进的设备。1900年前后，上海最有名的是日本人开的修文印刷馆，结果商务真的把修文收购下来，一下子它的印刷机器设备，变成全上海最好的了。

不久，商务印书馆百年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位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张元济（1867~1959年）。

比夏瑞芳大四岁的张元济是翰林出身，直接参与过“戊戌变法”，当时30出头的他在宫里是专门负责给光绪皇帝找书看的。光绪皇帝为什么支持变法？张元济找来的几乎全是西洋新思想的书啊。李鸿章也很赏识这位年轻才俊。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秋后算账，严查维新党，李鸿章对慈禧说：这孩子不懂事，把他革职发配，永不叙用吧。实际上是保了他一条命。张元济被贬到上海南洋公学的译书院，专门组织翻译西洋书籍文章，这正是他愿意干的事。而“永不叙用”也成了张元济一生的座右铭，他从此不再当官。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翻译的书稿要印刷，夏瑞芳刚好上门找活，两人就这样认识了。夏瑞芳这个人真是不得了，半工半读念了几年教会学校，文化水平算不上多好，但志存高远，心胸宽广，一见到张元济，就想：商务印书馆要发展，光我这样只会干印刷活是不够的，要做好内容、传播思想，必须招揽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他打定主意说服张元济，张不答应，他就天天上门来。

张元济人虽然没过来，却先投资了一笔钱。1901年，经营不到5年的商务印书馆，股本由3750银元累积到26000多银元，张元济和上海实业家印有模两人又投入了23000多元，资产总规模达到5万元。

其实这是夏瑞芳拉张元济“入伙”的手段：你都投资当大股东了，难道不关心它的成长吗？果然，第二年张元济就同意加盟，下决心跟夏瑞芳通力合作。其实张元济政治上受挫后，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他曾在一封信里写道：我4万万同胞，能够知书识字者不足40万，一个到处是文盲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去跟西洋人竞争？何况那40万识字者中，往高了说无非是能读四书五经，往低了说不过看得懂《百家姓》、《三字经》，对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还一概不知呢。

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让这家原本很普通的印书馆，从此确立了与众不同的企业使命，即“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在民智未开的20世纪初年，这非常了不起，也是商务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再想想百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不少企业根本谈不上什么远大使命，也不知道为啥活着，以为做企业仅仅是为了赚钱，其境界就高下立判了。

转型悲欢

张元济加盟的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内部又发生一次堪称革命性的变革，即大力股改，引进日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西化”路上远远走到了中国前面，随着它的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日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上海自然首当其冲。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1年）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中实力最强的金港堂，已有踏足上海的计划。

夏瑞芳审时度势，意识到与其跟财雄势大的日本对手硬碰，不如和他们合资，这样主动权仍在我方手里。此时，商务印书馆股本资金已增加到10万大洋。他向日方提出：双方各出10万大洋，合作成立一家新公司，经营权、管理权、行政权全在我，你行使监督权。日本人同意了。这应该是20世纪早年中国文化企业里最重要的一次中外合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从此一应俱全，它也意味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成型。这是1903年的事。

商务的10万大洋股本翻了一番，资金变得更加雄厚，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与金港堂的合资经营，使得此时的商务不但引进了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与设备，而且在国内率先引进了外籍编辑人才和出版印刷技术人才，以及资本主义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利用与日方合资经营的便利条件，商务派遣大量人员赴日学习，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现代的教科书编撰、出版理念。这一变革，不仅使商务在中国的教科书出版领域独占鳌头，更为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1898年商务出版第一本英文书时，什么可靠的蓝本都没有，也没有任何经验，更不用说学科理念和体系了。印书馆最核心的业务就是出书，没有相应现代知识、现代理念的编辑人才，何谈出什么现代图书？又何来企业制度的飞跃呢？从这个角度上说，1903年商务印书馆引入日资合作，可以说是它从中国传统家族企业，真正转型为现代企业的关键一跃。

此后十年（1903~1913年），应算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发展较好的十年了。到了辛亥革命爆发，民国肇建后，中国国民反对列强侵略，尤其是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与日方合资的商务印书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这时候，又是夏瑞芳果断拍板，绕过意见不一的股东会，直接主持董事会会议，决定让日方退资。夏瑞芳本人多次往返日本苦心劝说对方，最终商务以比较大的让利为条件，重新实现全部中方独资。

1914年1月10日，商务印书馆公开登报声明清退日资，当天晚上，创始人夏瑞芳在上海闸北商务的办公楼前遇刺身亡。此案起因众说纷纭，成为民国期间的一大悬案。有人说是日本人所为，也有人说国内军阀所为。有一条线索显示，夏瑞芳曾坚决抵制军阀在商务印书馆附近驻军，他说：这里不是打仗的地方，是出书和发展文化的地方，容不得一点战火。据说此举得罪了驻军的一个团级干部，故惹来杀身之祸。

不管真相如何，正当壮年的创始人夏瑞芳突然遇害，对社会影响与日俱增的商务印书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结束了它创业与初兴的一个时代。

“辅助教育”

用出版实践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亦即张元济与夏瑞芳达成的共识：“以辅助教育为己任”。

商务人所理解的“教育”概念非常宽泛，最早的实践从编撰新的字典开始。文字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在商务印书馆1912年首次出版新式汉语字典《新字典》之前，中国人能够查阅的，只有大约200年前编成的《康熙字典》，而且通常都是上流社会官绅阶层才有机会使用，乡野普通百姓根本难得一见。

商务的《新字典》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那时候商务在投入很大财力精力编纂中国现代第一部大型语言兼百科式辞书《辞源》（到2015年为止，前后100年《辞源》出到了第三版），商务把《辞源》的字头释义编成一部比较薄的便于使用携带的字典，率先满足国人学习语言文化之需，这就是《新字典》。此举开创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开了从白话文普及到普通话推广，再到标准汉字规范化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字改革的先河。

商务不仅很早就致力于编纂字典和工具书，还极为重视引进国外的字典和工具书。例如后来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1930~1946年在任），1925年就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影响非常大，一直到今天我们印行的字典上都附有这种检字法，因为有很多年长的读者还习惯使用它。

王云五是继张元济之后，把商务印书馆带上又一个高峰的学者型经营管理人才。抗战期间，他投身政界，战后一直做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高位，因而在国共内战中被列为“战犯”。他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做了“考试院”及“行政院”副院长。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不便特别地去宣扬他。但仅就他在学问知识、经营管理方面对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实际贡献来说，他是能跟张元济先生相提并论的。

因为商务在编纂字典和工具书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后来民国政府官方一度指定这项工作必须由商务负责。编字典和工具书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对参与编纂者的学问学识要求非常高。我经常说，如果我们把学者分层次的话，有一定水准和实力的学者，能发表自己专业领域里不错的论文；再大牌一点的学者，可以写出有个人见地的专著，一本专著要提出完整的观点、自成体系，比写论文更难——当然这是指专著，而不是现在泛滥的编书和“攒书”；最高水平的学者，必须有能力在某个专业领域里编工具书。别小看工具书只是对名词和概念等作解释、定义，这背后都需要非常缜密和完整的知识体系作支撑，而且出版之后，必然会面对社会各界的全方位检视与考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00多年来，商务一直在致力做这件吃力不讨好、需要真功夫的事情，目的无他，“以辅助教育为己任”而已。

不负先贤

商务印书馆用心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编新式教科书，亲身办教育，这也在好些方面为中国的现代转型趟开了一条新知之路。

商务办教育首先面向基层大众，贫苦的孩子可以到商务印书馆的学校读书，商务也出资办职工业余学校和幼儿园，还建立了以教育为主题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著名作家（也是商务的重要作者）冰心说过：“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大厦，需仰视才见，我是商务印书馆哺育出来的，接受了最先进的知识、科学、思想观念。”

商务印书馆的确培养和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又一批的教育家和文化巨匠。茅盾先生就在商务印书馆办过《小说月报》，他跟商务之间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小故事。还有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等等，都跟商务渊源甚深。

1949年以前，商务印书馆共办了150多种杂志，覆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大都是由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和重要学者主持。比如《东方杂志》（自1904年起至1948年止），堪称中国现代影响力最大的杂志，用王云五先生的话说，是“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我们可以自豪地讲，到今天为止，中国出版发行的上万种杂志中，还没有任何一本可以跟当年《东方杂志》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及起到的作用相媲美。

商务也着力于编撰大学教科书，国内一流学府如清华、北大最著名的几位校长，如蒋梦麟等，都是商务印书馆大学教材的主持编撰人，并常常亲自参与具体编写工作。因为张元济先生在跟这些大学校长的密切交流中，更加认识到编写符合现代科学观念的大学教科书是多么重要。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学基本上都使用引进的英文或其他外文版的教材，而在商务印书馆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学者开始编撰自己的教科书。前面我已提到，一个国家一个文化的语言文字是多么重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就意味着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如果教材中选用的都是西文的例子，那只能体现出西方人的文化和价值观，一个国家自始至终依赖外文教材，那培养出来的孩子们，岂不是要数典忘祖？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教材的编撰、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方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一方面，商务绝不是排斥外来文化和文明，而是很早就意识到“引进西学”的必要性。1905年，商务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从那时候起，商务持续大量地翻译出版西方思想和学术上的经典著作，要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管理制度尽可能介绍给中国读者，那时候的“西学”，不是早期国人所简单理解的西方思想，它还是人类进入现代化的一种标志。

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足足有100年以上的传统，我们100年不动摇地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到了后来“文革”期间，那么困难的出版环境下，商务印书馆还是坚持一个基本的信念：号称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件事情总不会错吧？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仍以各种形式出版，比如做成“灰皮书”内部发行，正文前面加上大段的“批判性导言”等等，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作为一名得到商务印书馆企业文化滋润成长起来的出版人，我经常说，我们最重要的梦想，是出版传世之作，而只有真正满足国家之需、时代之需和民族之需的作品，才能一代又一代的传续下去。

古语云：十年磨一剑。如果商务印书馆今天和未来磨出的一把把“剑”，能使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一百年，我们就觉得不亏，也不会愧对120年以来为了商务印书馆的成长、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竭尽心力的诸多前辈和先贤。 

作者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等，主编《品牌之道——商务印书馆》。本文为作者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演讲内容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