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先生，字菊生，他在出版这一不朽的事业中知行完备，至善至德，厥功尤伟。时逢商务印书馆120岁生日，我们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别而又真挚的礼敬！

菊生先生七十寿辰时，以蔡元培、王云五等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家共同发起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在《启事》中有一段经受了历史检验的评价：“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践行新道德的老绅士，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特长。他早年就敝屣虚荣，致力文化业，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不计成败，不顾毁誉。三十余年如一日，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社的地位。”不断地向菊生先生学习，汲取不竭的精神滋养，是一个有志于出版及文化事业人的必修课。

（一）

菊生先生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书香世家。他曾中进士、点翰林，在“戊戌变法”时已有“维新救时之才”的声誉。变法失败后，他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志向，加盟商务印书馆，倾尽全力将其锻造成一个伟大的文化企业，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至为重要的时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他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菊生先生将出版作为他一生不朽的事业，是出于对出版在民族自立和文化复兴中浚瀹国人神智，育化新型国民作用的深刻认识。他曾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谈道：“国民教育之旨既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他从图存保种的急迫中，从民族文化复兴的艰难中，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出版业不可替代的作用，遂发下了“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宏愿。我想他一定是敏锐而又痛楚地意识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落伍，并不是近世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虽然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都与出版有关，但这两项发明并没有对出版业本身以及社会进步产生实际的功效。蔡伦的造纸术既无配方传世，也无实物留存;毕昇的活字印刷既无工艺流程，也无技术标准。古登堡发明可以工业化生产的印刷技术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与之相比，中国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书籍，没有真正对社会进步起催生和推动作用的出版业。他曾坦陈，中国四万万人，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八股文，对世界大势、科学知识所知寥寥。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曾谈及，中国四万万人中，当时识字的只有四万人，一万人中只有一个。一个没有书籍、没有阅读的国家，就只能是菊生先生当时所目睹的那样惨不忍睹。

（二）

人类在理性探索中永远无法回避的困境在于，理性探索的无限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在这无限与有限之间，需要一个中介，出版就是这样的中介。一本本书籍就如无限理性链条上的环节，把由短暂生命产生的伟大思想串接起来，使人类向着无限的理性探索不断地逼近。

以菊生先生为精神领袖的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社会的转型，真正起到了当之无愧的中介作用。它所贡献最大者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写新式中小学教材和各类工具书，把扫盲作为我们民族复兴最基础的工作。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不过是文人墨客间的唱和文化，在一个以文盲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对这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起任何实质性推动的作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扫盲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含金量最高的工程。二是引进西学。在独尊儒术、皇权至上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和格局，其实仍然不过是识字的精神文盲而已。贺麟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当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识字的精神文盲就如同在一个戈壁中行进的旅人，退回已无可能，前进更无把握。为他们“扫盲”，与为普通民众扫盲的意义相等。在菊生先生的主持下，以出版严复的《天演论》为发端，大量移译西方学术名著，使中国的知识界茅塞洞开。鲁迅先生曾生动地记录了《天演论》带来的精神震慑：“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胡适为自己名字特地选了“适”字，足见风气之盛烈。

说起来，菊生先生是在主持南洋公学仅三年后的1901年，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公职，转而加盟一个在当时还仅是手工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如果穿越到当下，这是相当于辞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甚至更高的职务，转而到乡镇企业去当一个合伙人。那时还是一个在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中，都把商业当作是不名誉的社会，他的选择，实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不解和不屑。

菊生先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时势倒逼出来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势呢?邓实先生在《国学的历史》中有深刻的描述：“中国自古以来，亡国之祸叠见，均国亡而学存。至于今日，则国未亡而学先亡……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菊生先生深知中华文化的根基受到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传统的文化样式已无法与新式的传播手段相抗衡。他选择商务，看中的正是现代出版对社会转型的潜在功效。

(三)

菊生先生做出版，立意和格局是极其高远的。在那样的动荡年代，他矢志辑校整理古籍，钩沉、探寻、保存中华文化的命脉。他花巨资四处搜寻古籍刻本，一时得不到同仁的认可，有的股东称这是他“徇一人之嗜好”，文弱的先生为此竟然声厉拍案。他坚持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重大古籍整理工程，既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也带来极高的利润回报。文以载道的千年传承，到菊生先生这里有了新的境界。文化如果不与市场法则相结合，这个“文”就承担不了“载道”的责任;文化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传播，就无法对社会进步产生实质的推动作用。

1932年1月29日，日军飞机连续向位于宝山中路的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6枚燃烧弹，焚余的纸灰飞达数十里外。次日，日军又来，总馆几近毁尽。3日后，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直到傍晚，一座巍峨的5层大楼焚毁一空。灰烬与纸片飘满上海的天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菊生先生最为痛心疾首的是：“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先生慨然出任善后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的心境，正如他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所言：“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1914年，菊生先生曾亲书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九十大寿时，他自撰一份挽联：“好副臭皮囊，为你忙着过九十年，而今却要交卸了;这般新世界，纵我活不到一百岁，及身已见太平来。”这幽默中蕴藉着旷达，欣慰中包含着期许。

菊生先生所具有的人格境界和魅力，足以让后世长久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