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出版构筑了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

■所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都是对出版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出了偏差，都偏离了出版规律，对出版业的正常健康发展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本文试从国家的层面上，探讨出版对构建民族国家文化基础的价值作用。

出版行业的理论建设至关重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出版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而在这方面，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诸如有人认为出版是个人行为，体现着言论自由；学术就应该远离现实和政治，这样才能保持其客观性；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受政治的干扰；在数字化和所谓的自出版形势下，编辑的作用在下降，编辑是一门正在消失的艺术；等等。所有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都是对出版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出了偏差，都偏离了出版规律，对出版业的正常健康发展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若要真正探究出版的价值，以及出版产业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就不能仅就出版而言出版，不能仅就现在而言出版，仅就眼下而言出版，而必须从社会的维度、历史的深度以及文明的进程中对出版加以审视。出版产业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发展轨迹所产生的独特影响，是其他任何产业不曾具备的。出版产业最初的形态是印刷业，印刷业的诞生及其产生的影响居然引发了人们热烈地讨论一个有趣的话题，“究竟是印刷业影响了历史，还是历史影响了印刷业”？关于出版的本质和价值，可以从多个层面去探究。比如从人类层面上看，出版活动标志着人类的存在；从社会层面上看，出版活动影响着秩序的毁与立。本文试从国家的层面上，探讨出版对构建民族国家文化基础的价值作用。

国家的最早形态是城市国家即城邦，城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如苏美尔人的城邦、阿卡德人的城邦、巴比伦人的城邦、亚述人的城邦，以及希腊人的城邦等。后来随着统一王国和帝国的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但国家的民族性特征依然清晰可见。近代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把古代的小国寡民融入到了更大的民族和国家范畴，从而使国家民族性这一根本性特征得到了延续。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延续有两个根基，一个是文化的根基，一个是经济的根基。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和符号，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和精神纽带，没有文化，民族便无从辨识，国家将不复存在；经济是维系民族生存的重要保证，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都是最重要的经济体，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国家将失去独立存在的依托。以世界上建立最晚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例，虽然美国是最典型的移民国家，但其建国的最重要基础还是这些移民形成了统一的美利坚民族，而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则拥有两个重要的标志，即美式英语及其文化的形成和北美十三州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出版活动在民族国家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出版对现代社会形成和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影响，其痕迹和轨迹比古代更为清晰，因为古代国家武力征服的色彩更浓一些。

古代国家的思想基础

尽管古代国家的征服性特征更浓，但维持国家稳定的思想基础却为所有统治者所重视，从最早的苏美尔人城邦到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罗马帝国，无不如此。

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大大小小的城邦星罗棋布。在苏美尔城邦中，国王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其统治依据或统治的思想基础问题，因为宗教作为先于国家的存在，已经有了很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祭司和僧侣阶层作为最早的知识分子掌握着这方面的话语权，他们还据此拥有较大的经济权利。国王和政府作为新兴的势力和机构不仅要在经济方面削弱神庙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争夺文化话语权，即为其统治找到合法的依据。最重要的合法依据，便是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因为祭司和僧侣阶层一直以神灵在人间的代表自居。大量的苏美尔神话作品的出现，便迎合了这种需要。苏美尔神话勾勒出了这样的图景：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和统治形式，简直可以说是天国情形的翻版。天国中有众神，众神中又有最高的主宰天神安或安努。天国中遇有重大事情，通常召集众神会议进行讨论，最后由至高的天神安或安努来行使最终的裁决权。从苏美尔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传说中，时时处处都能反映出这种政治状况，天国的政治格局与统治方法与人间的极为吻合。

公元前10世纪开始崛起的亚述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壮举，第一次建立了横跨亚非两个大陆的庞大帝国。面对幅员辽阔的版图，面对各种不同的民族，面对各种不同的语言，面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帝国需要建立有效的治国体系。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成为重要的国家治理手段和措施，主要是宣传秩序和正义思想，宣传的主要手段则是通过在石碑上刻写铭文和在城市中向群众宣读有关战争的胜利记录，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出版和传播形式。亚述统治者们在全帝国进行宣传，亚述国王是亚述的保护神阿淑尔在人间的代表，他是秩序的象征。凡是亚述国王控制的地区，那里就充满着和平、安定和正义；凡是他的控制所达不到的地区，那里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外国的都是敌对的，所有外国人都是非人类的动物。亚述国王的职责就是为整个世界带来秩序，所以他的军事征伐和扩张是符合神意的，是正当的。亚述帝国不仅把这样的宣传文字在帝国本土的建筑物上广泛刻写，甚至把这样的宣传石碑树立在了遥远的埃及。

实际上，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非常重视图书和知识的传播，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泥板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在亚述古都尼尼微发现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古希腊人阅读习惯的养成和图书馆的繁盛，最晚的确切记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末和公元前4世纪初，亚里士多德是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伟大编纂，无论是关于物理科学，还是关于政治建构，如果没有一批可供参考的藏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他的实践，树立了一个样板，其门人弟子如狄奥弗拉斯图和美侬等继其踵武，深刻地影响了希腊文学史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亚里士多德，希腊世界才由口头演示过渡到阅读的习惯”。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柏拉图也同样是标志性的人物，他不仅在雅典开设书院即柏拉图学园，还留下来千古名著《理想国》《法律篇》和《政治家》等。他们的学说和对理想国家的追求或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他们著作所宣传的思想，构成了雅典奴隶制国家统治的强大的思想基础，他们都竭力从学理上宣扬奴隶制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通过阐释和向往理想国家的形式，来宣扬雅典国家的美好，宣扬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美好。此外，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史学、诗学和修辞学等也都顺应民主制的需要，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实际上，在荷马史诗及其之前的神话时代，希腊众多的神话传说一方面反映了多神崇拜的宗教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众多城邦竞争的政治局面。希腊的文化成就后来被罗马人所继承和发展，罗马涌现出西塞罗和恺撒等拉丁文学的典范。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文主义传统的形成，为其民主与共和的政治传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基础和支撑。中世纪的神学和经院哲学成为教会和教皇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成为教皇控制国王的有力精神武器。图书出版是教会和教皇传播神学和经院哲学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中世纪时期，图书的抄写是有组织的。写本在修道院的缮写室写成，每一个缮写室都会发展成自己的特色”，“在中世纪时期，一直到晚期，图书生产都在修道院，在那里，书写的风格有其地方特点，所以可以看出是哪一流派所抄写”。

思想启蒙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现代社会的形成更是思想先行，现代思想促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天赋人权”的思想取代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圣统治”的依据，动摇了教会和教皇的统治地位；“自由”与“平等”思想则在社会和民众层面瓦解了神权统治的基础，使民众摆脱了长期的“心魔”，而获得了身心的自由与解放。现代思想的传播同样是伴随着现代出版活动而展开的，对此，历史留下了比较清晰的印记。苏格兰是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范例，甚至可以说，苏格兰人发明或创造了现代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出版活动或出版产业居功至伟。苏格兰的首席人文主义者乔治，布坎南身为苏格兰国王的导师，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领袖约翰，加尔文的同窗，他“将君权神授转化为天赋人权，改造为成熟的教条，这在欧洲前所未有”。1579年，他出版了探讨政治权利的名著《苏格兰人的政府法则》，具有开创之功。布坎南在书中断言，一切政治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选举出的管理者——国王或治安团体，都是民众事务的代管者。人民总是比其制定的规则更强大，如果管理者违背大家的意愿，人民就有撤换他的自由。这就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和“民主政治”的公式，它不仅否定了神权，同时对王权的性质也给予了界定。在布坎南出版《苏格兰人的政府法则》之后一百余年，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分别于1680年和1690年出版两篇《政府论》，系统地批判了“君权神授”说，阐释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思想，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石。构成现代社会根基的现代思想的传播和普及，是与人类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启蒙运动是思想传播的运动，图书出版是思想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也是出版和图书传播的运动。苏格兰和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两大中心，它们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世界的两大出版中心。“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出现代性的基本思想”，这意味着在18世纪的苏格兰产生了“作为现代时期的特征的基本制度、思想、态度和思维习惯”。图书使苏格兰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在18世纪末，苏格兰人的识字率领先全球”，“在苏格兰的穷乡僻壤——总的来看，最贫穷的人也会识字念书”。“即便在苏格兰乡村，从小培养读写能力也成了社会习惯”。在苏格兰，“知识爆炸随即展开。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这类作者的著作涵盖的读者群扩及一般大众，而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在苏格兰，即使不算富裕的中等阶层也拥有自己的藏书，如果想阅读昂贵的书籍，还能从当地图书馆借阅。1750年，所有城镇都有图书馆。位于珀斯郡和克里夫的因内佩弗里就是很好的例子。那里的图书馆保存了从1747年至1800年间的借阅记录。记录显示借阅者形形色色，包括当地的面包师傅、铁匠、箍桶工人、染匠和染坊学徒、农夫、石匠、采矿工人、裁缝以及佣人。藏书以宗教书籍为主，但被借阅的书一多半都是世俗主题，作者包括约翰·洛克、法国启蒙运动的博物学家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布丰、苏格兰本土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阅读的风气开创了文化的多重面向，在苏格兰培育了大量读者群。他们的品味形形色色，主题包罗万象。”苏格兰人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图书的需要，自然极大地促进了出版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以爱丁堡为例，“书籍贸易在爱丁堡当地的经济中有着重要地位。1763年，这个城市的人口仅有6万，却拥有6家出版公司，1790年增至16家。造纸业是民族经济的支柱产业”。出版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和占比也相当可观，仅以造纸业为例，“苏格兰本土的制造业中，从业人员数量超过造纸业的，只有羊毛、制麻、铸铁和酿酒业”。“1795年的官方调查显示，苏格兰总人口150万，其中将近两万人依靠写作或出版谋生，10500人从事教育。”

现代思想的传播与出版业的大发展

通过现代出版活动而得到广泛传播的现代思想和观念，孕育现代社会的过程，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有比较清晰的轨迹可寻，这条清晰的轨迹还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出版，或者换一种说法即出版活动对启蒙运动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瓦特发明蒸汽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奠定了资本主义的伦理，成为苏格兰人对现代社会的最大贡献、开创了现代社会的起点的话，那么英国的培根、洛克和牛顿，法国的伏尔泰、笛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德国的康德和席勒，以及美国的托马斯·潘恩、富兰克林、杰斐逊等的著述和思想之传播则把现代社会延展开来。

现代思想的传播是与出版业的大发展相伴而生的，出版业的发展和图书的普及是这些著述和思想得以向深度和广度快速传播的重要依靠，“印刷是传播开明思想和价值观的巨大发动机”，当时的出版业更多地被称为印刷业。18世纪思想广泛传播的时代，是“印刷业大爆发”“印刷业大繁荣”“印刷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英国发现它被印刷物淹没了”。英国涌现出了大量的出版社，伦敦成为英语书籍贸易的首都。“在18世纪后半叶，法国和德国也经历了相同的‘18世纪印刷业大爆发’”，以致于现代学者们宣称，“出版业的扩张和阅读群体的成长……成了推动18世纪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些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伦理等构成现代社会主要因素的思想，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主张，滋养和孕育了现代社会。毫无疑问，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深受思想启蒙影响的，学者们咸信，当时全新的出版产业是“对大革命生死攸关的产业”。

另一场在北美大陆发生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催生了一个新国家，而对北美十三州打赢这场战争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托马斯·潘恩的一本小书《常识》。面对与英国争取独立的战争，北美十三州远没有形成共识，很多人要么犹豫不决，要么坚决反对战争，幻想以殖民地的身份和地位与英国达成和解。《常识》改变或扭转了这种局势，诚如英国媒体报道的，“很多读过这本书的人改变了态度，哪怕是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思想的人”。潘恩在《常识》中首先分析了英国所实行的君主政体和君权世袭的不合理性，指出“君主政体在《圣经》中列为犹太人的罪恶之一，并预言这种罪恶将产生怎样的灾祸”，“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事”，“国王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不仅使某个王室而且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接着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和解的弊端和争取独立的好处，“认为一个大陆可以永远受一个岛屿的统治，那就不免有些荒谬。在自然界从来没有使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而易见它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本身”。如果接受和解而善罢甘休，“结果是北美大陆的毁灭”，“和解与毁灭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独立的好处，潘恩是把它与对未来国家的建议式治理构想连在一起论述的，在北美将建成没有国王只有宪章的自由国家，“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最后，潘恩用鞭辟入里的分析打消了人们心中能否打赢战争的疑虑，他指出现在是北美打赢战争的最好时机，“时间已经找到了我们”，“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数是足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的。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装齐备而训练有素的队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为大，而且恰巧在力量上达到这样的地步，那就是，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独立自存，但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办到”。潘恩还进一步分析，美国临海的天然条件，不仅能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海军最强大的国家，还能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常识》被视为美国独立运动的教科书和重要思想武器，美国重要开国元勋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就深受《常识》的影响，并以此为荣。美国国父、率领军队打赢战争的华盛顿将军称这本书在“很多人心里，包括他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接任华盛顿的美国第二任总统、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巨人”、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更是在180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如果没有《常识》作者手中的笔，华盛顿手中的剑也是没用的。”

知识开启现代新世界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王权依靠市民打败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民族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这个时代表面上是从复兴希腊古代文化开始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文化在兴起，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说：“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

新科学、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开始出现，是以一个个伟大的名字和伟大的作品为标志的，这些伟大的名字包括达芬奇、丢勒、马基雅维里、布鲁诺、哥白尼、牛顿、林耐、莱布尼茨和开普勒等。“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些及其他巨人与巨著，“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

16～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在现代社会形成之际，就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知识不仅是个人的力量，更是民族国家的力量，是推动国家这架庞大、复杂机器健康、持久运转的力量。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国家和国家形态，在各自历史时期一方面呈现出相同或类似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有其各自独特的知识构成，它们是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相同或类似的部分使每个国家都成为人类属性的家园，不同或独特的部分则支撑起每个民族国家的独立存在和独立运行。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体系支撑的是不同的国家形态，相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知识体系支撑着一个个不同的国家及其不同的运行方式。现代社会和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与新的知识体系和现代学科的形成相伴而生的。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的培根的《新工具》《论科学的演进》和《学术的伟大复兴》等，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近代科学始祖”的16～17世纪法国思想家笛卡尔的《论世界》《推导哲理之原则》《方法论》《哲学原理》《形而上学的沉思》，以及《屈光学》《气象学》和《几何学》等“新知识”系列著作，17～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以及瓦特和牛顿等科学家的新发明和新发等，都直接催生和铸成了新的现代社会和新的国家和国家形态的形成。用新方法和新工具创造的新知识和新科学，开启了现代新世界的大门。

苏格兰、英国和欧洲大陆成为最新知识或新科学以及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这使它们最早迈入了现代社会，最早确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把这种生产方式自然地转化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国家治理方式。它们的移民还将这种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带到了美洲大陆，并在那里创立了更新的国家治理方式，创立了与欧洲既有相似性又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国家形态。

现代知识的开始，就是文化启蒙的开始，现代知识的传播归根结底就是书籍的传播，以及依赖于书籍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普及。“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实际上，自15世纪中期以来，贯穿全欧洲的书籍贸易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书籍成为“国际性的商品交易”，“带来国际性的阅读”。苏格兰和英国是书籍普及和学校教育普及最早的国家，所以它们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英国的情况是苏格兰的继续，“没有人能够否认，英国在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先锋……在伦敦甚至英国全土，印刷社和书店的数量得以极大地增加，容易获得的阅读材料，包括书籍、期刊和报纸，同样大量增多”。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印刷业革命或称“出版社革命”“出版物革命”不是偶然的，英国除了涌现出大量的出版社外，还出现了其他诸多现象，如“读者群体的数量扩张、读者类型多样化，出现了各种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机构，比如书店、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例如会员图书馆、流通租借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咖啡屋图书馆）、阅读俱乐部的成立和个人藏书的盛行”，“到处都可以看到书籍”。“在物质消费和商业文明发展的初期，书籍在英国人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阅读成为这个民族大部分人的第二天性”。

现代新知识是以新科学的出现和新学科的形成为显著标志的，学术出版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根和笛卡尔等在英国和法国开启了新的科学和哲学，斯宾诺莎则成为17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的代表作《伦理学》提出与笛卡尔相似的方法论说和主张，称只有用像几何学一样的方法，从定义和公理中推论出来的知识，才是最可靠的知识。所以这部著作一经出版，就被当时的荷兰当局视为“亵渎的、无神论的学说”禁止发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精神和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在于，他肯定世界是可知的，认识世界要从“自因”开始，即从世界本身来认识世界。斯宾诺莎作为代表17世纪资产阶级思想最高成就之一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导论”之“导言”中指出：“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斯宾诺莎的新思想、新世界观和阐释的新知识不是偶然的，因为尼德兰是人类社会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说起新知识和新科学的兴起和传播，法国自然是重中之重的核心之一。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启蒙运动时期一部规模巨大、耗时很长，堪称奇迹的百科全书的出版。百科全书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达朗贝尔和伏尔泰等发起、规划、编撰和出版的，它是启蒙运动的象征和标志，是向旧制度宣战的知识武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百科全书》，人类所知晓的一切事情的概要、曾经有过的最有用的著作以及一部自身就是一座图书馆的书”。百科全书不仅提供了关于万物的全新的详细知识，还明确指出：“知识来自理性，而不是来自罗马教廷或《启示录》。伟大的秩序化力量是理性，它和记忆、想象等共同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百科知识的编撰者“重新安排了认知的世界，重新确定了人类的位置，并把上帝拒之门外”。《百科全书》“试图在理性并只在理性的支配下勾勒出知识世界新图景的新边界”，“用理性的标准衡量一切人类活动，并以此为思考世界提供一个基本原则”。《百科全书》可以被看作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宣言书。就像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影响了全人类一样，《百科全书》的影响也不仅在法国，“《百科全书》卖遍了‘欧洲的两端’，有一些甚至还远销到非洲和美洲”。对于《百科全书》的具体影响及其意义和价值，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789年以后，《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和销售者更加明确地“把它当作一部表现了国家在对知识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方面的卓越性的书来销售。在新的三色旗的外衣下，《百科全书》和大革命正在强加给学术界的新形态以及百科全书编纂者职业生涯中的新规范是一致的”。“《百科全书》展示了一种文化制度是如何被打碎的。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的根本原则——特权，又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建立了一种新秩序”，“《百科全书》的历史展现了它们是如何以印刷物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如何在社会体制中传播、如何具体体现在制度中以及如何与一种关于世界的新见解结合在一起的”。

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现代学科发展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著书立说活动对后世的学科和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现代学者这样评论：“一种对于学问的全新观念在德意志境内演化了出来，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世界。”

恩斯特·卡西尔说过，18世纪普鲁士最根本的“精神力量”是温克尔曼、赫尔德和康德。德国现代学术的起源，是与古希腊文化的又一次复兴，以及古典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的。被誉为古典考古学之父与艺术史奠基者的18世纪德国著名古典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等人的研究和著作，将史学与美学融合在一起的新研究方法，重燃了德意志人对希腊古典文化的热情，开启了人文主义学术的新方向。“温克尔曼为黄金一代的诗人和思想家树立了范例，以此帮助他们在国王的阴影之下实现一些突破，即重塑德意志文化和文化习俗。”“德意志人对古希腊人的模仿更像是奴隶式的；他们对古希腊人的痴迷更为彻底”，“从温克尔曼到里尔克，从歌德到格奥尔格，绝大多数最伟大的德语作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古希腊的信徒’”。最终使古典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是比温克尔曼稍晚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沃尔夫从一开始就排斥神学训练的影响，决心使古典学研究摆脱教会的控制。他并不是首位现代意义上的古典与文学家，然而，他用严格的史料批判法塑造并推动古典语文学成为了诸多学科中的王者。”他于1795年出版的荷马研究，被学者们比喻为是“宣布古典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宪章”。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旗帜性人物无疑是康德，康德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作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是最大的。其代表作即著名的三大批判，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三个最重要问题——真、善、美。

《纯粹理性批判》通篇探讨了“真”（Truth）的问题，即人如何认识世界，人类知识形成的原理，以及人头脑中对世界形成的印象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吗？其中最重要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关于上帝的观点，即在康德看来，人类永远无法理性地证实上帝的存在，上帝是一种信念，人的信念，上帝只能被设想为世界的道德秩序。《实践理性批判》主要探讨了“善”（Good⁃ness）的问题，即何为真善，控制人的行为之准则是什么？善的问题就是道德的问题，人的伦理道德是理性的天赋，善包含在正义之中，是与良心相关的，是与信任相关的，“若无这种信任，他的道德意向和这样一种品格的意识，人类之中的至善，就完全不能够发生”。教育是完善人性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判断力批判》主要探讨了“美”（Beauty）的问题，即审美的法则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自然的美与艺术的美？康德通过论述艺术与科学的区别艺术家与科学家的不同，洞见了人生的目标。康德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哲学大师都曾吸收其营养，赫尔德和席勒还曾受教于康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康德对推动一门新科学即心理学在全欧洲的确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心理学方面起奠基作用的还有三位德国学者，即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摩西·门德尔松。这三位学者学术见解的共同特点，就是使心理学免受神学的控制和影响。托马修斯最著名的主张是，“自然乃法之本源，它于上帝的意志之外独立存在，而伦理学则根植于一种‘特殊的物理学’——（人之）本性的经验科学”，“人之本性乃是一个心理主体，与神学无涉”；沃尔夫“时常被称为德意志之师”，“他也用心理学的理解力去取代神学的感悟”；门德尔松则认同，“个体的心理学会取代通行的神学”。

在语言学创造新知识和新学问方面，最应该被铭记的人应该是J.G.赫尔德。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语言神授说仍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也就是说在知识界和学术界，人类的语言来自神的创造这一学说仍然占据统治地位。1769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设立奖项，向全欧洲征文，论题围绕着语言的起源。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最终成为科学院唯一指定出版作品，它终结了传统的语言神授说，确立了语言由人类自身创造的新学术时代。

新文学在塑造新文化乃至新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誉为“是18世纪在德意志大地上诞生的、后又延伸至整个欧洲的新世界的象征”的莱辛，不仅被认为是现代德语文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一名跨多学科的学者，是一位全才。在时尚和出版之都莱比锡就读大学的经历，使莱辛走上戏剧创作和出版之路，他的充满人性和人文主义色彩的戏剧以及出版成就，使得评论家们认为他是“从路德到尼采的德国思想家和文学史上最令人钦佩的人”。

莱辛之后乃至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歌德，开创了“自白”文学的先河，《少年维特的烦恼》一经出版很快风靡全欧洲。他的《威廉·迈斯特》成为教化小说的开山之作，并与法国大革命和费希特的《知识学》一起被称为“时代的三大‘趋势’”。歌德最著名的杰作无疑是《浮士德》，其高度和成就使他获得了这样的美誉：“随着纸质印刷时代的流逝，歌德看上去是该时代的至尊之物。”

德国另一位伟大的作家席勒，被誉为“德意志的莎士比亚”，其最受欢迎的作品是《阴谋与爱情》，被恩格斯称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剧作”；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和《强盗》等。其中《强盗》反映了德意志青年对封建制度的反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被一些人称为“现代性文学的奠基石之一”。受康德影响，席勒的剧作包含着理性主义的思想，在席勒看来，“个体通过知识和审美文化而获得教养，这会对高尚品德的形成产生影响”。黑格尔对席勒褒扬备至，认为席勒在努力塑造着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想。他说：“我们感觉到席勒在他的创作生活中某个时期在思想上下过很多的功夫——也许这对艺术作品的纯朴的美并不大利。在他的许多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有意地进行抽象思考甚至表现出他对哲学概念所感到的兴趣。有人因此谴责他，特别是在拿他和歌德的宁静的不纠缠在概念里的纯朴性和客观性作对比时，他总不免遭到非难。作为诗人，席勒在这一点上是代他的时代受过，但是犯这种罪过正是这位具有崇高心灵和深湛情思的诗人的荣誉，而科学知识也因此得到裨益。”

中国现代出版业催生现代化进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国现代出版业及其催生的现代文化的兴起，标志和促进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社会的形成。

在这方面，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发端的商务印书馆，无疑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首先，商务印书馆通过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只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千家诗》之类的所谓蒙学读物，以及专供科举考试之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应新时代的新式教育之需，开始编撰、出版最新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不仅包括传统的儒学，还包括西方的现代科学内容。最新教科书体现现代教育理念，服务现代教育宗旨，奠基现代学科体系，成为普及现代教育、传播现代文化的重要力量。

第二，商务印书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研究者认为，商务印书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学术和学科理念下实施的“整理国故”出版活动，不仅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最大机构，出版了影响后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还为“国学”建立起现代学术范式。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等更是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成果，奠定了“新史学”的文化史方向。

第三，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的大量成果，加之出版的一百四五十种现代期刊杂志，奠基了中国现代学术。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严格按照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翻译的都是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学者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商务印书馆成为“输入现代性西学、建设新学，引领知识人走向现代学术的绝对出版重镇”。商务还翻译出版外国现代小说，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出版，对颠覆旧的封建文化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德是社会的基石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无论理性还是法律，其基础都可以归源于道德性。因此，道德之于社会和国家而言，就像奠基石之于建筑物一般。

个人道德是社会公德的基础。道理很简单，社会不是空的，是由一个个个体和个体组织构成的。常识告诉我们，人成为超越宇宙万物的高级动物，关键在于其文化性，文化不是知识的代名词，其核心是价值观和道德修养。个人的文化不仅在于获取知识，更在于提高道德修养。无论是获取知识还是提高道德修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止境的，都必须用一生来追求，而且倾其一生所获得的知识也是少之又少，倾其一生也远达不到至善至美。因为人天生就是有缺陷的，人性天生就是有弱点的，这个弱点源自人自身的需求，首先是生存的需求。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之后，人又生出“贪婪和野心”，又生出虚荣心，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尊崇，因为“享有地位和荣誉的人举世瞩目”。“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人为自己合乎人的本性，合乎自然的法则，但如果过分为自己甚至只为自己，那就不符合人类种群的道德了，因为人除了是自然的人之外，人更是社会的人，甚至只能是社会的人，“事实就是如此：人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天性使人适应他由以生长的那种环境。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

人是群体性动物、组织性动物，离开了群体，离开了组织，单个人无法在地球上立足。然而，人一旦进入到社会的组织之中，一方面过上了依靠组织、依靠群体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竞争和博弈关系。竞争关系指的是成员之间形成了竞争，竞争位子、资源和利益的分配等；博弈关系指的是任何成员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博弈，一般人都有以最小付出获取最大利益的倾向。另外不可否认的是，人还是情感型动物，人的非理性行为更容易受情感支配。斯宾诺莎这样说：“我把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情感所支配，行为便没有自主之权，而受命运的宰割。在命运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虽明知什么对他是善，但往往被迫而偏去做恶事。”所以，个人通过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学习，并以此达到修炼和道德的强化就显得尤其重要。

德性是一个人一生必修的功课，从出生开始，到离开这个世界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却时刻不能停止追求的脚步。因为“德性即是人的力量的自身，此种力量只是为人的本性所决定，换言之，只为人努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所决定。所以一个人愈努力并且愈能够保持他的存在，则他便愈有德性”。道德对于个人来说，听起来有些宽泛，甚至有点儿空洞，但实际上它可以很具体很直接，具体和直接到指向两个词——善和责任。人不是天生就知道善的，也不是天生就有责任感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受教育才能获得或具有。黑格尔说：“人所首先直接是的东西，仅仅是他变得有理性和有自由的可能性，仅仅是规定，仅仅是应当；只有通过管教、教育与陶冶，他才会成为他应当是的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只不过是他出生以后成为人的可能性。”康德认为，人的中心问题——或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向着道德进化”，追求由善的准则所引导的道德品质。

出版形塑道德观

图书无疑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最重要手段和方法，出版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教育，在人类道德进化方面发挥中重要的特殊作用。读书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是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其意义不仅在于“知书”，更在于“达理”和“达礼”，即提高修养和培育道德。苦读书、读书苦，所以人们对知识、道德和有知识有德性之人充满崇敬之心。康德说，“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后者通过我的人格无限地提升我作为理智存在者的价值，在这个人格里面道德法则向我展现了一种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整个感性世界的生命”。

社会道德的关键和核心，可以归结为正义与秩序，它是国家繁盛的保障。个人道德即个人的善和责任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脱离了善和责任感的个人注定是缺乏群体意识、组织原则和合作精神的，只能产生竞争、伤害甚至倾轧，这样的话，社会也便不复存在。“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每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每当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被扯断，它所维系的不同成员似乎由于他们之间的感情极不和谐甚至对立而变得疏远……因此，与其说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是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为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正义是一种观念，远不是亘古不变的所谓客观事实，不同阶级的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正义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说都会有自己的正义观。例如在古代斯巴达人的社会中，婴儿出生后要接受体检，有先天性疾病和残疾的婴儿便被剥夺了生存下去的权利。在现代人看来，剥夺人的生存权无疑不符合正义原则，因为根据现代人的正义观念，生存权乃天赋人权。所以，对正义观念以及社会核心价值的阐释和宣传，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出版活动又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来。

另外出版活动和读书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对这一公共领域倾向与格调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社会公共道德又具有形塑作用。以18世纪社会转型时期的德国出版和阅读为例，“直到18世纪末，德国才形成‘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与此同时，德国启蒙运动后期产生的社团组织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承认”。在英国和法国，由新阅读而产生的新公众要比德国还早。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新文化，与封建社会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对抗，奠定了资本主义新型国家的基础，标志着资本主义新型国家的确立影响着新型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国家的道德性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理由。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是一种社会性存在，其道德性亦即其存在的根本理由，自然是反映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由人民组成的社会之发展的根本需求。“国家是‘公共权力机关’。它之所以具有公共性，是因为它担负着为全体公民谋福利这样一种使命。”例如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德国公民们的困境进一步恶化，德国法西斯的统治便是不道德的。

再如美国总统林肯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并享有纪念堂的圣誉，是因为他领导美国南北战争向南方种植园奴隶主宣战，并战而胜之，从而粉碎了他们在美国建立奴隶制的梦想。违背人类伦理道德的奴隶制威胁了美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因为主张“奴隶制不应限于黑人，而应将它变为全社会劳动阶级的普遍状况”的大有人在，林肯被认为把美国从毁灭的边缘上拯救了回来，有人甚至称赞他是“自基督以来的最伟大人物”。

如上所述，如果说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个人道德归结为善和责任感，教育为其实现的途径的话，那么国家的道德性就体现为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如果说社会道德的核心在于正义与秩序的话，那么国家的道德性便体现在以法律或其他有效的方法保证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只有国家有能力保证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因为只有国家具有制定和颁布法律的权力，“国家”是“位于法律规范身后的、不可挑战的权威”，“今天，法律秩序成为了一种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其他所有的社会控制方式都从属于法律方式，并在后者的审查下运作”。

实际上，如前所述，自文字出现和最早的城市国家诞生起，人类的教育活动和知识传播活动就随之开始了，知识和图书的传播也由少数人的特权向更广大的群众普及，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关于正义和秩序，也是自最早的苏美尔城邦至现代国家，都居于统治的核心地位，然而不同的国家形态有其不同的正义和秩序观念。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从苏美尔城邦之王到亚述帝国的统治者，立法活动是其统治的最重要内容，从一部部法典中也不难看出立法者竭力追求的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精神。

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过程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大肆著书立说，一方面痛斥封建主义和封建统治的不人道，必须推翻之，埋葬之；另一方面歌颂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统治合乎人类的伦理道德，体现了人间的公道正义。针对封建主对农奴的残酷经济剥削，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主张；针对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或以往社会存在的人身奴役关系，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的“正义”主张；针对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平等”的“正义”主张；针对以往社会“君权神授”的学说，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立法活动来宣示其正义性和道德性，事实上，法律也确实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的。一方面离开了社会的普遍道德基础，法律不会发挥效用；另一方面法律如果缺乏内在的道德性，也不会具有权威性。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性和正义性终究只代表资产阶级的所谓道德和正义，它仅仅是相对于旧的世界的一种新兴的道德和正义理念，具有时代的局限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以科学的论著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揭示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揭示了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局限性和虚伪性。社会主义自然拥有自己的道德观和正义观，它们除了包括并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之外，还在着力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着力维护世界和平，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和正义观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它需要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努力，在学理阐释和社会传播方面担当起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