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不解之缘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迹。事变次日，日军飞机向地处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投下6枚重磅炸弹，霎时间，满是图书、纸张、油墨的商务印书馆立刻燃起了熊熊烈火。在冬日阴霾的天空下，彼时的北上海唯见“飞灰满天，残纸堕地”，一片末日凄凉景象。据史料记载，这场大火一烧就是数日，商务印书馆内的印刷厂、编译所、图书馆等统统付之一炬，化为灰烬。此情此景，为商务印书馆操劳半生的出版大家张元济不禁潸然泪下，为之心碎！

张元济

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推他下海”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天资聪颖的张元济在科考路上也是一帆风顺，其于18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考中壬辰科二甲第二十四名进士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深造。1894年经散馆考试后，张元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次年又以头名成绩考取总理衙门章京。

从履历上看，张元济无论在科考上还是仕途上都堪称春风得意，这等智慧与机运，在万千读书人中可谓凤毛麟角。尤为难得的是，身为浸润传统文化多年的饱学之士，张元济却并不排斥西学，他在京官任上曾自学英语，并与同时在京为官、志趣相投的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8人发起成立健社，“约为有用之学”，之后又与诸人共同发起成立通艺学堂，以讲授英语、数学等西方新知识。

抗战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1898年维新变法开始后，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下，张元济于6月16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单独召见（同日召见者还有康有为），君臣相对，就变法问题做了大致的探讨。9月5日，张元济上奏变法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分别就变法全局、满汉、用人、理财等五大问题作出阐述。9月18日，张元济二度上奏，请求朝廷明降谕旨，令中外大员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以充实新设立的矿路农工商总局，发展实业。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很快收回光绪皇帝大权，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流亡海外，谭嗣同等人则喋血京师菜市口。所谓“百日维新”，很快即宣告失败。事后，并未与康、梁等人结党的张元济虽然没有杀身之祸，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因而也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

据说，在诏令下来后，张元济的岳母责备他说：“你闯大祸丢了官，连累女儿不能当诰命夫人，永无出头之日！”张母则宽慰他说：“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此，时年32岁的张元济的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据说，在张元济仕途顿挫之时，同处人生低谷的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派人慰问他，并问他有何打算。张元济表示，京城已无容身之地，自己将赴上海谋生。10月下旬，张元济携眷南下上海。1899年4月，在李鸿章亲信、时任南洋公学督办的盛宣怀的帮助下，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东西各国新书。当时张元济或许没有想到，正是这一契机，让他逐步脱离官场，走向了近代出版业。

1901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的邀请下，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成为大股东之一。次年春，张元济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任职，全身心地投入商务印书馆中去。对此，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毕竟，张元济曾是翰林清贵，而且做过六品京官，即使一度被罢官，将来遇到恩赦，官复原职也未为可知。如此身份，怎么能就此栖身连当时一般读书人都轻视的“贱业”呢？

在写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中，张元济说出了他心中的所思所想：中国四万万人口，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而受过教育的人，也无非就是学过几句八股文，对于应该知道的知识，几乎都没有学到。这样下去，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难免有亡国之虞！而要开启民智，就必须要出版适合时代要求的好书籍。因此，自己不愿做官，而宁可以此为终身大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元济原本可以从政或致学，但戊戌年的那场政变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或者说，张元济成为近代出版业巨头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他原本可以成为朝中高官、成为学术大家、或者成为大教育家，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慈禧太后在无意之间将他“推下商海”，并最终让他成了近代中国的出版大家。

翰林加盟：

商务印书馆巨舰出海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结合并非没有缘由。在此之前，其挚友汪康年经办的《昌言报》及译书院所出的严复著作《国富论》都是在商务印书馆代印的。不过，商务印书馆最初只是一家小印刷厂，其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昌也只是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当时虽然已开业数年，但资本仍很小，经营规模也不大。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不过，张元济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细节，那就是：这家小厂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厂主讲究质量，对技术也是精益求精；而且，印刷出版行业的利润很高，当时一般图书成本不及售价四分之一，一本线装四十双页的西学书，五分的成本却可卖到二三角钱；此外，上海作为大商埠，不但新书新报多，市场需求也极大，机器印刷业前景广阔，如商务印书馆成立仅4年，资本已经增值了7倍。

当然，以翰林身份而屈居于一籍籍无名的小印刷厂，在很多人看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张元济却不这么认为。他曾与夏瑞芳说，“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而出版业则是“教育救国”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世间事往往充满偶然与必然，商务印书馆就是这样一段传奇。如果夏瑞芳没有惜才重才、甘于放手的宽广胸襟，如果张元济不具备高屋建瓴、目光深远的卓越才华，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近代出版航母——商务印书馆的崛起。但这一切，是在张元济到来后，梦想才最终变成了现实。

张元济加盟之后，商务印书馆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文化相关的事业，如办学、教具、图书馆甚至电影等等。凭借自己的声望与广泛的人脉，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众多的优质作者资源，也让商务印书馆在政界、知识界、尤其是教育界如鱼得水，迅猛发展。正如有论者所说，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的成功是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之例。

张元济引导商务印书馆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写适应时代的教材。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后，张元济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根据自己的办学经验与对时势的把握，亲自主持编写了系列国民教育教科书，也正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商务版”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业中的主导地位。

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1904年），清廷豁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之外的原维新派人士，张元济也可重入仕途，但他最终选择了放弃。在他看来，商务印书馆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写给报人兼友人汪康年的信中，张表示:“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书在3天内售罄，共卖出14000册。在之后十余年间，这套系列教科书（共375种、801册）一直在同类书中独占鳌头，几乎占到全国发行量的近六成，其中几本甚至在解放后仍在出版，足足卖了半个世纪。

叶圣陶曾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书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务版”国民教科书启蒙了不止一代人，而商务印书馆所以能成为出版界巨擘，“实肇端于是书”。

作为佐证，商务印书馆在1901年时资本金为5万元，1905年即迅速增至100万元，而当时全国数百家私营企业中，资本超过100万元的只有15家。到1926年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其在上海的宝山路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而其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还开到了香港及南洋。

做出版，当然有利润要求，不过出版同时也是文化事业。对于出版事业，张元济极其挑剔认真，其在影印古籍时，必须选最好的版本；推介西学时，找的都是最好的翻译者；每出版一本有价值的新书，他都要用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纸张。对于书的排版样式这样的小问题，张元济都要一再叮咛：书的版框四周空白要宽展一些，“否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如此态度，诚可谓事无巨细，全心全意。

尤其一提的是，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在此过程中，张元济身体力行，其不仅校勘文字正误，还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各种古籍进行十分精要的点评和整理，并写成《校勘记》数十册。这些工作，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张元济还在商务印书馆的基础上创办了一系列知名的报纸杂志，如国内最早研究国际问题的《外交报》（1902年）、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绣像小说》（1903年）、持论公正、闻名遐迩的《东方杂志》（1904年）。嗣后，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小说月报》更是影响力巨大，如巴金、丁玲等著名作家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在商言商：

张元济的商务之道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舵手，张元济的作风既务实稳健，又敢于创新，大胆开拓。与此同时，张元济又始终保持了商人创业的艰苦砥砺精神，他没有烟酒嗜好，唯好收藏辑校古籍，即便出行在火车轮船上亦乐此不彼。当时，商务馆每年印书要用30万令白纸、营业额上千万，但除正式的社交信件外，张元济几十年如一日地用纸边或背后空白的废纸写信拟稿。曾与之共事的知名编辑章锡琛即说，“（张元济）没有丝毫官僚习气，……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作为文化人，张元济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在商言商”的经营理念，其对政治敏感人物的著作一律不出版、不代销。如与张元济私交不错的康有为要商务代售其《不忍》杂志和出版攻击民国的《共和平议》时，张元济婉言谢绝，直到帝制风潮过后才勉强应允出版。1919年孙中山托人将《孙文学说》送到商务印书馆，不曾想遭到拒稿。为此，孙于次年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严厉斥责商务印书馆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足见其耿耿于怀。1928年被国民党抓入大牢的陈独秀寄来《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张元济宁赠他几千元稿费，也不愿意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任何风险。

在张元济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始终保持着一种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发展姿态，而商务能在几十年的时代漩涡中安然涉险并不断壮大，其中法宝正是远离政治的“在商言商”。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张元济一直注意保持商务股票不落入政治色彩过浓的人物手里，而许多政治力量想控制商务印书馆，但终没能如愿。

在用人问题上，张元济一直主张公司高层的子弟在一般情况下不进公司为妥，以防任人为私，其理由有两点：一、公司同人关系较重者，均在公司有年，薄有储积。其子弟席父兄之余荫，必不能如其父兄之知艰难。不知艰难之人，看事必易，用钱必费。二、父兄既在公司居重要地位，其子弟在公司任事，没有不合之处，旁人碍于其父兄面子，必不肯言，则无形之中公司已受损不少。即使闻知，而主其事者以碍于其父兄之情面，不便斥退，于是用人失其公平，而公司受其害矣。

平心而论，张元济的观点十分中肯切要，但当时的社会观念，“父子相继、子承父业”乃是天经地义，张元济的这一用人方针也遇到颇多挑战。例如，当时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时任商务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的鲍咸昌有意安排其子鲍庆林担任印刷所副所长，张元济以为不可，鲍咸昌听后“词色愤懑，甚不谓然”，把张元济搞得左右为难。而在之后，商务印书馆的首席会计王莲溪也找到张元济，其称鲍某儿子可以进公司，那我的儿子也要进来，今后重要职员的子女应优先考虑，安排一条出路云云。张元济听后，忍不住当场驳斥：“人人都有儿子，如果都要进公司，那成什么话？！”

次日，张元济即给鲍咸昌写了一封长信，其中痛陈利害，并说到“满清之亡，亡于亲贵；公司之衰，亦必由于亲贵。”最终，鲍咸昌被说服，放弃了此念头。此后，商务高层子弟不进公司的主张即成为惯例。

当然，律人必先律己，打铁还得自身硬。1932年张元济的独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听后马上表态：“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见儿子不理解，张元济又解释说：“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张元济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与核心人物，而商务之所以能在近代出版业稳居龙头老大的地位，这与张元济的苦心经营及其治理智慧是分不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无疑是重大而又潜移默化的，商务的出版风格长期保持着稳健与渐进的完美统一，其不偏不倚的调和主义和包容精神，也正如张元济的为人处世哲学。

后来，曾有人问张元济：“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听后黯然神伤，沉默不语。晚年时，张元济曾自撰一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或许，一切尽在不言中，这就是张元济的答语吧！

1959年，中国出版业元老张元济以93岁的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