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出版十件大事

1.迎接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物精彩纷呈，凝聚社会共识

主题出版不断回应时代与社会提出的新命题，承载的是国家核心价值观，以凝聚社会共识和大众力量。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组织下，全国各地、各部门和各有关出版单位精心策划、报送了2300余种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选题。经过专家对2300余种选题进行论证、筛选，分别选出97种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和100种精品出版重点选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文学、艺术、科技等多个门类。

从选题层面来看，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重点出版选题形式多样，从国家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社会和文明的演进等视角去挖掘选题资源，更具温度，更富话题性。譬如，人民出版社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学习出版社的《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7》，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研究丛书等，把执政党的诉求传递给受众，并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时代大潮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危局和困境》，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伟大也要有人懂：小目标大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等选题，把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成就和智慧，传递给“变化中的中国人”，并为他们所接受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文明型国家》，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道路为世界贡献了什么》等选题，不仅为普通大众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逻辑和思路，解答中国未来向何处去，更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道路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主题出版同时应包括“民情汇聚”——民智、民舆、民情的汇聚，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成为“思想智库”，服务国家战略。近年来，引发社会和舆论关切的主题读物并不少见，显示着中国出版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能力的提升。

2.《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提交国务院

“北京阅读季”“书香湖南”“书香江苏”“书香荆楚·文化湖北”“书香中国·上海周”“书香岭南”“书香八闽”“三秦书月”，到目前为止，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展了全省（区、市）范围的全民阅读活动。全民阅读的烽火燃遍全国之际，也对全民阅读的工作提出了新挑战。那就是，如何从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的第一阶段，步入构建全民阅读工作长效机制的新阶段。

就在今年，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立法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提交国务院，并于3月31日由国务院法制办正式对外征求意见。地方立法工作中，继四川、江苏、辽宁、湖北、深圳之后，黑龙江省人大也发布了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

站在规划和立法保障的新起点上，面对全民阅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下一步，全民阅读工作如何步入构建长效机制的新阶段？4月19日，湖南长沙，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会议吸引了多方关注。

从一些推进全民阅读先进省份的经验来看，顶层设计和提供法制保障是构建全民阅读长效机制的重要前提。江苏将居民综合阅读率纳入《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试行）》，纳入《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纳入省政府十项主要任务百项重点工作考核；湖北率先在全国制定实施了《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和《湖北省全民阅读三年行动计划》，为全民阅读持续开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形成了党委政府主导、专家学者指导、社会各界参与、企业媒体支持的长效工作机制。

高度重视公共阅读服务体系建设，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探索社会化全民阅读服务体系，也是各地的重要经验之一。随着全民阅读工作的蓬勃开展和机制建设的理顺，全民阅读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可能还在建立全民阅读评估体系，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探索全民阅读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模式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为全民阅读立法，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推动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确定政府为促进全民阅读的责任主体，还原政府“服务型”本质。

3.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门学科教材重归国家统编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门学科教材重归国家统编，今年秋季开学时，三科教材统一在全国一年级和七年级首先使用，2018年延伸至二年级和八年级，2019年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

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宣布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委员会主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的组织机构。

为何要统一组织编写三科教材？据教育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教材局局长郑富芝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材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强调要重点编好中小学三科教材，实行国家统编、统审、统用。三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育人功能。当前，我国教育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人民群众对“上好学”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必须要提高教材的质量。近年来，社会各界也对三科教材编写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建议，由此，教育部以实际行动回应各方关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田慧生介绍，三科教材审查首次实行思想政治审查、学科审查、专题审查和综合审查。思想政治审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教育、国家和国民形象、民族宗教关系、选文选材价值导向等9个方面把关，以保证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科审查主要从学科的角度审查三科教材是否符合课程标准，审查教材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准确性和适宜性；专题审查主要针对科普选文、历史地图、考古文物图片等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查；综合审查主要是看教材不同学段间的纵向衔接和不同学科间的横向协调情况，解决三科教材中存在的简单交叉重复、同一知识表述不一致等问题。

就语文教材而言，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体裁多样。语文教材重新收录了革命传统经典篇目，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清贫》《吃水不忘挖井人》《朱德的扁担》《狼牙山五壮士》《开国大典》《黄河颂》《我爱这土地》等。历史教材主内容涵盖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涉及的历史文化名人40多位，科技文化著作有30多部。道德与法治教材介绍了传统节日、民歌民谣、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古代辉煌科技成就等内容。

4.新华书店走过80年，肩负传统再出发

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新华书店）在革命圣地延安的清凉山诞生；伴随着革命战争的烽火硝烟，新华书店带着新的文化和思想从窑洞走向全国。193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成立，毛泽东同志题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1948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又重新题写了这四个字。经历了抗战的烽火、解放的硝烟，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新华书店走过80载光辉岁月，成为中国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书店。80年的发展中，新华书店始终肩负光荣传统，是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和骨干力量之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我们党“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红旗插到哪儿，新华书店就在哪儿落地生根。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等许多著作，都是经过新华书店传遍大江南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和平发展的年代，遍布城乡的新华书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殿堂，深深滋养国人的精神世界。

5月18日，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会议，再次强调新华书店作为出版发行主渠道、主阵地的位置，要求新华书店突出发行主业，擦亮新华品牌。

随着时代的发展，阅读场所愈发多元丰富，“新华书店”不再是购书的唯一选项。肩负光荣传统的新华书店如何擦亮品牌再出发？

与民营文化企业不同，80年来，新华书店始终是新中国出版发行、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见证者、参与者；是党的重要的思想宣传阵地、国家的重要文化机构、国家出版发行事业的主渠道、广大读者的精神家园。这一初心从未改变。

围绕这一初心，新华书店的“新时代”，不仅是城市的“精神高地”和“精神地标”，更要成为思想碰撞、文化交流、全民阅读的文化集散地。事实上，各地新华书店集团已经开始了业务升级的步伐，譬如，从单纯的图书卖场向文化交流空间、体验空间、阅读空间升级转型；深入挖掘细分阅读市场，打造特色阅读服务品牌；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书店卖场数字化升级和改造，增强用户的体验感，打造新一代“智慧书城”等经营创新项目，实践图书业态O2O转型等。现在，一些书店拓展了经营范围，但要牢记新华书店的初心与使命，多元要为主业服务，要鲜明亮出“新华书店”这个“金字招牌”，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丰富城市文化底蕴。

5.电商狂欢低至1.0折，出版界集体抵制吁规范新销售体系

6月18日，是一场电商的狂欢，低至1.0折，却是中国出版界无法承受的痛。电商平台频繁的打折活动，出版社以“参加是找死，不参加是等死”呼之。有些出版社和电商平台的实际结算价格已经低于成本，供销关系被严重扭曲。中国零售图书市场的最大细分类少儿图书首先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森森寒意，7月，第32届全国少儿社社长会上，诸多少儿社社长率先发声，呼吁有效管控渠道，让出版社活下去，重建出版市场生态。

网店作为一种新的分销渠道，以价格为主要手段获得集中的市场份额，挤压实体书店，获得针对上游的价格的话语权，更藉此一举超越实体店销售，成为中国图书市场的主流销售渠道。然而，拥有了市场规模后，网店销售并未过渡到真正高质量的竞争，即由图书好坏和服务水平的高低而确立的竞争上来，反而更变本加厉，竞价排名，打折已经从一年一打，到逢年过节打，最后到季度性的打，到每月，到每周每天都在打折。45折发货还要满200减100，出版社已毫无利润可言。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图书电商平台与此前的图书经销商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如果说，此前的图书批销商、实体店经营者的经营模式是销售图书，和这个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承受不了折扣的冲击的话，今天的电商平台实现利润的方式已然不再主要是经销图书。对于图书电商自营平台而言，以促销图书时在网页中打广告获益、把低价图书作为吸引流量的手段，是其主要的盈利方式；对图书电商的第三方平台而言，收取技术服务费、流量费、排位费，是其主要盈利方式。也就是说，图书电商其实是出版行业最大的广告商、地租商。而因为无形的智力、创造性的成本完全无法充分体现，直接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有品质的好书因为成本高而逐渐淡出市场，出书的门槛越来越低，低劣图书横行。

显然，针对渠道绑架上游的这种情况，需要行政部门、行业、企业一起形成合力，才能有所改变。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但是也需要遵守竞争的规则，同时还需要行政的宏观调控。在图书价格战当中，商业已经走到文化的对立面，这是一种短视。如果不能够从立法角度进行限制的话，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从发出声音的角度来进行约束。主管部门的态度旗帜鲜明的表达出来，能够对出版健康市场生态的建立和维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6.纸价疯涨，出版界呼吁重新审视书业价格

纸价疯涨。2016年10月以来，纸价以令人错愕的趋势飞速上涨。一年时间，瓦楞纸已经从2200元每吨飙升至5000元；新闻纸价格已由2016年每吨4000元上涨到每吨5500元；2016年四季度至今，原材料木浆价格上涨66%，废纸价格上涨137%。就出版社承受的压力而言，纸张价格在2017年上涨幅度接近40～50%，油墨、板材、耗材平均上涨10%左右。

究其原因，多种因素叠加导致涨价。一是由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涨价先是从包装用纸开始。由于电商发展迅猛，对包装用纸需求量增大，引起纸浆涨价，文化用纸随包装用纸也开始涨价。其二，在国家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要求下，节能减排，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大企业限产，使得纸张供应量相应减少。而小造纸厂关闭，大企业易形成垄断，甚至有可能限产保价。环保督察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环保政策影响到纸业的原料供给乃至产业规划。用于造纸的废纸总量中，进口废纸量占据一半以上。但是，这种“洋垃圾”最近遭遇了环保禁令。2017年8月中旬，环保部发布的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中，多种废纸、纸板被列入禁入名单。

涨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市场经济供求关系变动引起的，但不应该如脱缰的野马，不排除一些纸厂或者一些原材料厂家趁机涨价的行为。

纸价，是图书市场的“米价”，约占图书直接成本的一半，甚至2/3。迅速飚升的纸价，犹如多米诺骨牌推倒的第一张，正在激起书业的连锁反应。选题的压缩、成本的压力、现金流的压力，小型出版机构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而出版受国家限价和监控的中小学教材的出版社，已经“被逼到墙角”。

1995年，飚升的纸价引发图书价格大规模上涨，让书业整体缓过气来；今天，面临日渐萎缩的图书市场，出版业敢不敢涨价？尽管国家已经放开了除中小学教材之外的图书定价（1993年4月，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物价局发出《新闻出版署关于改革书刊价格管理的通知》，规定除课本、教材仍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他图书定价权基本下放到出版单位），但出版业仍然是按照图书直接成本，即一个印张多少钱的模式来进行定价。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书价都是最低的；哪怕是临近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同一本书的定价会是内地的三到四倍；勿论英美，一本教材或是其他书籍，动辄几十镑（美元）甚至上百镑（美元），当然一本流行小说很便宜，几镑即可。中国图书的分类分层定价已经势在必行。

另，在被公认为阅读强国的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都正在或者曾经实行图书定价销售制度，即图书出版的一段时间内禁止打折。而德国之所以制定“出版物定价销售法”，是因为德国人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图书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不应该像电视机一样打折促销。

7.出版“国家队”入市，发展方向引关注

1月18日，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8月21日，A股主板市场迎来出版领域“国家队”——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极具品牌影响的出版机构进入资本市场，成为2017年度中国出版业最重要的资本事件。

中国科传的核心为科学出版社，2011年科学出版社完成股份制改造，变更设立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月成功上市成为中央出版机构上市第一股。科学出版社在我国科技图书、科技期刊出版以及版权输出方面名列前茅。2002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成立。2004年3月，国务院授权成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成为国内首家成立并率先完成转企改制的中央级出版集团。2011年12月，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牵头，联合多方成立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开启了上市之路。2016年1月，中国出版出现在IPO预披露企业大名单中。2017年7月，中国出版IPO获证监会发审委通过，8月正式敲锣上市。

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成为中国最大的科技内容集成商和科技信息服务商，募资投向为图书出版、数字出版、营销网络建设和资源管理平台建设面。作为国内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之一，中国出版的上市之路和上市之后的发展方向备受业内关注，中国出版拟募资23.14亿元，并将投资项目重点放在推动出版融合发展上，其中包含品牌目录图书出版、综合运营管理平台、中华国学资源总库等12个项目。

8.《人民的名义》爆红，年度文学畅销书引爆社会话题

2017年度，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红，甚至引爆了经年不息的社会话题。显然，这部电视剧爆红的原因不仅源于电视剧本身高精良的题材选择和制作——“潜心八年，六易其稿”，也源于观众对该剧的呐喊呼声——“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人民的名义》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当然，也源于电视剧背后精良的文本支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改编自作家周梅森的同名长篇小说，并由作家周梅森亲自执笔编剧。

近年来，文学作品尤其网络文学的IP（版权）价值被不断挖掘，多部热门小说改编为影视、动漫、手游作品，IP成交价格也屡创新高。然而，IP的价值不止青春言情和穿越，直面事实、守护正义的精品之作，更能引领时代价值，引起大众共鸣。

9.出版社纷纷设奖征原稿，以期发掘原创力量

5月，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北京大学共同支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在京启动，参评作品须为个人原创，未曾发表、出版过的，符合征稿条件的中文文稿。同月，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在京启动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作品。金波幼儿文学奖面向童话、故事、散文、童诗、儿歌、图画书等征稿，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面向中短篇儿童小说作品征稿，参赛作品均要求未出版、未发表。11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联合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阅文集团举办的首届“中文原创YA文学奖”在上海启动，征集未发表的原稿。YA文学，主要是针对13—17岁青少年的文学作品。

此前，由出版社设立、征求原稿作品的奖项还包括大连出版社的“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征奖活动，和天天出版社设立的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征奖活动等。出版社纷纷设奖征原稿，体现了出版界对原创的高度重视；向未出版的作品征稿，以期发掘原创力量。凭借这些征稿活动的筛选挖掘，一批文学新人正在涌现。

10.出版界抢占“知识付费”风口

2016年，得到、知乎、果壳分答、喜马拉雅、微博问答等知识付费平台相继出现，被众多媒体称为知识付费的元年。由科普网站果壳网孵化的“在行”是率先撕开知识付费切口的一个产品，其提供以“小时”为单位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到2016年其上线1年时，已有超过1万名行家入驻，每日交易800次，客单价超过400元。“分答”也是“在行”旗下的一款产品，其上线40余天时，就拥有了超过千万的授权用户，付费用户超过100万，交易总金额超过1800万。紧随其后，知识付费类的互联网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罗辑思维”推出APP“得到”，提供付费订阅内容；米果文化出品的“好好说话”在“喜马拉雅”电台推出付费收听节目；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也都推出问答类产品。据艾媒咨询12月5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预计将达1.88亿人，而随着在线支付体系的形成，微信、支付宝打下的江山，更是彻底引爆了“知识付费”。

观其本质，知识付费依然是内容生产商与用户之间，输出有价值的知识内容或服务换取酬劳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在传统的出版行业、教育行业和咨询行业早已存在。图书产品作为成熟的知识产品，与知识付费有更大的合作空间。一方面，图书有着成熟的生产流程，生产周期往往长达数年，内容质量有很好的保障。而知识付费产品因为生产周期短，更新频率高，内容生产往往不堪重负，图书可以作为知识付费产品的优质内容来源。另一方面，知识付费产品与用户间有更高的粘性，知识付费能成为图书营销的有力武器。

在知识付费这个大风口之下，众多出版商也主动进入知识付费这一战场。如果放在过去，出版商可能会选择与知识付费平台以版权合作的形式推广图书产品，但现在有更多出版商试图从纸质书生产商，转型为知识付费内容生产商，其目标定位也从过去的推动图书销售转变为对知识付费商业逻辑的深度探索。比如，湛庐文化、三联书店、青豆书坊等在各自的垂直领域开展深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内容产品不同于共享单车，它有着各种细分的领域和用户需求，没有任何一家知识付费平台可以精通所有门类，满足用户的差异化需求。相反，各家出版商都在自己擅长的赛道上有着丰富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译者、书评人的人脉资源。这时，出版商应认真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优势和用户痛点综合起来，开发出相应的阅读服务。内容价值的优劣将是决定出版行业未来胜败的关键因素，出版行业在知识付费领域的创新，不是彻底抛弃掉传统经验和优势地位的创新，而应该思考如何为已有的资源赋能，进而创造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