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中国文学精神的守护者

一位贯穿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批评家

一个敢于直面创作症候、善于辨析审美变化的观察者

一份当代中国文学四十年的精神档案

在恐惧与战乱中成长

我陷身在满目荒凉的千山万壑中，夕阳西下，风过处，满山的草木悲鸣，我紧贴岩壁，脚下是仅容一只脚踏的窝窝印，稍一不慎，将会掉入万丈深涧?

这个场景在雷达的梦中萦绕了近70年，它不是幻象，而是童年真实的记忆。

1946年，雷达的父亲因肺结核逝世，39岁的母亲为实现父亲魂归故土的遗愿，带着一双儿女扶柩还乡，3岁的雷达和母亲、姐姐迎风站在装着父亲灵柩的道基卡车上，从兰州过定西、华家岭、通渭，直到秦安，向南翻过一座高山，就到达雷达的家乡——新阳镇。那座山岩壁陡峭，常有人悬崖丧命。这段艰难的路，成为雷达一生的梦魇。

雷达的父亲名雷轰，字子烈，号抱冰，毕业于北京大学下属的农学院，学的是农业经济，担任过兰州农校的教导主任，还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天水第一所农校——新阳农校，自任校长。他曾是北京大学《木铎》杂志的主要编者，当年北大学生请愿团的核心人物，被追逃中，他藏匿于玄武湖畔草丛中，险些被国民党宪兵的刺刀刺中。他为人正派，性格刚烈，不畏强权恶霸，崇信教育救国的理念，对党派之争不感兴趣，一直幻想并努力改造中国乡土社会，并跟于右任、邓宝珊等志趣相投，交往颇深。他先后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甘肃省审计室等部门任职；还因不满官场贪贿横行、阿谀成风的现状，力辞了调任某县县长的调令；并成功制止过家乡的一场因灌溉引发的宗族之间的大规模械斗，他敢于对乡霸下逐客令，在家乡天水和兰州都颇有声望。雷达出生时，父亲已身染沉疴，他只记得父亲“清癯的模样”，及一些碎片化的记忆和传闻。父亲的形象是通过他人的记述文字和长辈的讲述逐渐树立起来的，父亲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贤，是旧中国一个传统、倔强而又不幸的知识分子。

雷达的父亲雷轰先生

1943年农历二月十七日，雷达生于甘肃天水。他出生后的一个午后，父亲路遇当地的一位高僧，遂给儿子取名“达僧”。上学时，母亲为他取学名“雷达学”，在雷氏家族中，他属“学”字辈。雷达是他新时期从事文学评论后的笔名。

1948年秋，雷达开始了他的启蒙之路，就读于兰州师范附属小学，这时，他只有5岁半。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没少受人欺负。中国人习惯上把失去父亲的孩子叫做孤儿，欺凌弱小是人类的劣根性，小时候，雷达常被教工子弟或同学中强横者欺凌，在外面挨了打、受了委屈，回去还不敢向母亲哭诉，担心母亲会更伤心。幼年的雷达调皮、敏感而反叛，没少给母亲惹祸、添乱。台湾作家三毛13岁时曾被老师画成熊猫，并因此而逃学。雷达比三毛更惨，小学四年级时，为同学打抱不平，竟敢“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尊敬的校长”，学校岂能饶得过他，要给他开批斗会，还不许他上学。好不容易在母亲的哀求下重返课堂，还得受校长狗腿子麻脸老师V“狂擂课桌”和“最恶毒兰州土话”的侮辱，及他人的冷眼相向。还好班主任周治岐老师接纳他，安慰他。直到该校长因刑事犯罪被抓。

这还不算最难的，1953年，在学校的斯大林追悼大会上默哀时，雷达竟然笑得眼泪四溢，还传染了同学王世强。仪式结束，他被踢了一脚，关在房间里反省。他回忆说当时也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但就是控制不住。小孩子总是喜欢表现自己，8岁那年，在学校的大型集会上，雷达自告奋勇登上主席台，在哄笑声中唱了一首新歌《我们是民主青年》。这是母亲教的。

母亲是他最亲近、最爱戴的人。雷达说母亲有很多事，他都不知道，母亲也从来不说，年纪渐长，想起当年“文革”中的诸种艰难，雷达说当年母亲或许以为孩子们知道得越少越安全吧！雷达打心眼里敬重母亲，也从不试图打探母亲的事。1992年，母亲去世后，他才知道母亲张瑞瑛（字玉叔）曾是甘肃省第一位女法官，还是一位刺绣高手，解放前兰州的《民国日报》称张瑞瑛的刺绣为“一绝”。雷达只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刺绣作品，心形图案中央单绣一个大大的“爱”字，他想这或许就是父母爱情的见证吧。

张瑞瑛，1907年出生，甘肃兰州人，甘肃第一女子师范毕业，1928年留任附小教员。抗战期间曾在重庆华西大学音乐组进修，后来一直做音乐教员。她擅长音乐，会弹风琴，吹洞箫，爱听并能唱京戏，能背诵许多古典诗词，还练得一手出色的墨笔字。成年后的雷达却酷爱秦腔，还曾在家里因为听秦腔跟儿子怄气。他说迷恋秦腔跟大学同学王作人有关。

父母的婚姻是典型的新式婚姻，他们与当时兰州的许多进步人士都有交往，著名爱国将军邓宝珊是他们婚礼的证婚人，一直赏识并关心他们。他们结婚时订做的天水雕漆家具，上面就刻着证婚人邓宝珊等嘉宾的名字，雷达幼年时常以辨认上面的字为乐。雷达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他还有个姐姐雷映霞（原名丽珠）。雷子烈在老家新阳镇还有一位媒妁之言的旧式妻子，一个哑巴儿子，雷达是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继承人。雷氏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雷达每年寒暑假必须回老家，那是奶奶规定的。最有意味的是，老家的生产队居然给了雷达一块自留地，直到他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才注销。他至今不理解，老家何以这样安排，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地就是家。所以天水对雷达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老家和出生地那样简单，情感要深厚复杂得多。1965年前，雷达不时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之间。

母亲对人心存仁爱，路遇乞丐必会施舍。母亲半生守寡，用自己菲薄的教书薪水供养一双儿女读书上大学成家立业，经历了新旧时代的更迭，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仍然顽强而优雅地生活着，坚守着。虽然孤儿寡母生活拮据，为了省钱，母亲常常为雷达做很长的衣服，这样就能多穿一段时间，成年后的雷达最烦穿长衣服，穿长短合适的衣服成为雷达童年的梦想。因为没钱买鞋，他只能长期穿雨鞋，脚被捂出了灰指甲，一辈子都去不掉。长期的寡居生活，使母亲性格忧郁敏感，有时甚至很暴躁，但母亲对生活的热爱，悲天悯人的情怀，顽强坚韧的生存意志，特别是优雅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气质熏染着他，使他对自然和艺术具有天然的敏感。在雷达心中，母亲达到了“新旧更替时代文化上对女性塑造的理想”。

或许是对父亲的爱，或许是母亲把家族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或许是急于摆脱生活的困境，母亲肩负着“严父慈母”的双重责任。她对儿子的学业非常重视，非常严厉。小学前，每天逼着他认三个字，记不住就不准吃饭。上学后，每当儿子考得不好，或者顽皮捣蛋，母亲就会严厉批评，甚至体罚。但随后，母亲又会伤心痛哭。母亲的哭给雷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哭似乎是母亲宣泄情绪，缓解人生痛苦，重新获得生活勇气的唯一方式。

雷达第一个清晰而痛苦的童年记忆，就是傍晚母亲在床上翻滚着哭泣的场景，那是父亲过世之时，这情景让雷达极为恐惧，几十年后还在梦中频频出现。70多岁时，雷达还在文章中写到母亲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姐姐，到兰州农校后面的旷野地里，面对黄昏时苍茫的皋兰山“大放悲声”。这是雷达童年最恐惧的时刻，失去父亲的痛楚和恐惧，此刻一并袭来，年幼的小儿女望着痛苦中的寡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孩子们难以理解母亲的伤痛，却在母亲的哭声中感受着人世的苍凉与悲苦。姐姐很懂事，很疼爱雷达，总是尽量为母亲分忧。雷达情感细腻而丰富，在人前总是表现得很强势，从不让人看到他内心的虚弱与胆怯。

童年的生活总是伴随着伤痛，雷达也不例外。那时，兰州的冬天冷极了，黄河上结了很厚的冰，一位兰州作家戏称兰州的风就像敌人在打你，前半句是武汉的风就像老婆打你。小雷达手脚、耳朵都冻伤了，鞋底冻得不能弯曲。母亲给他的手上、耳朵上抹上油在火上烤，晚上烧热水给他烫脚，脚后跟裂开的大口子被热水刺激，钻心地痛，他满眼含泪，扯着嗓子大叫。六年级时，雷达跟年龄、身量都比他大的同桌S血战了一场，S略胜一筹；他则一生被鼻窦炎困扰。

雷达与母亲

解放前后，雷达和小伙伴一起，目睹过无数次血腥的场面。兰州农校后面的田野——红山根，是兰州枪决犯人的地方，孩子们奔跑着，追着警车，看执行者枪管冒出的蓝烟，看犯人栽在坑边，血汩汩地流进坑里。1949年8月，兰州战役，异常惨烈。马步芳的骑兵沿着皋兰山新修的临时公路昼夜转移，6岁的雷达从山下痴痴地望着，山腰间黄尘滚滚，万马攒动，每隔5分钟光景，必有一匹马连同骑兵被挤翻下来，当场摔死。清点摔死者的人数竟成为孩子痴迷的事。以致于孩子们童年玩的方式都异常火爆，他们热衷于“踢毛旦”、“碰斗鸡”等游戏。大雪纷纷的操场上，上百个男孩旋转冲撞，场面煞是壮观。受伤者不计其数，雷达的膝盖上至今还有当年“征战”留下的伤疤。

每逢寒暑假，雷达就依照家族的规矩，回到老家承担起“雷门公子”的责任和义务。他是雷门的希望，顶门立户是他神圣的使命。看似不经意的往返，却让一个孩子从小就肩负起了一个家族的荣辱，也给了雷达城乡双重生活体验。城里的孤儿，家族的法定继承人，双重身份使雷达天生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修齐治平”的理念就在寒暑、城乡的交替中内化为雷达的自觉追求。

新阳镇距离天水县城大约60华里，是渭河上游的古镇之一，解放前叫“沿河城”，城里却没有城墙。附近有著名的卦台山，传说中伏羲画八卦的地方。天水的民俗风情与《白鹿原》中的关中农村颇为相似，村人勤于农耕，希望孩子长大成为读书人，尤其重视书法字画。

渭河平日里比较温婉，冬春时节，河滩上总有灰颈鹤和白鹭鸶优雅安祥地散步；秋冬至初春，水瘦之时，乡人们便架起草桥往返两岸；盛夏时节，河水暴涨，河滩上巨石横卧，景象煞是可怖。渭河滩上有一望无际的血浓的红高粱，当地人用高粱酿“稠酒”，装在又粗又高的瓷罐里，雷达小时候曾被“稠酒”喝醉过。4岁时，顽皮的雷达不小心滑进水渠，幸运地被人救起。一次，他钻到骡子身下，骡蹄子擦过他的额头，血流满面，现在还留着疤。

纺织是渭河流域的风尚，手工纺织业自古兴盛。只是雷达迷恋的不是织布工艺，而是织布的年轻媳妇见到生人进门时走下织布机，腼腆默立的身姿及其“清澈、忧郁的眸子”，那姿态被他定格为“古典美”的影像。成年后，他夸女子可爱常说就像我们家乡的小媳妇。三年困难时期，大嫂拼命织布，扒火车跑到陕西等地用土布换粮食或者粮票，养活聋哑人的丈夫和6个孩子。还在孩子的哭闹中，为小叔子雷达烙高粱面饼，让他带回省城。“文革”中，雷家被补划为富农，大嫂常被拉去游街，吃尽苦头却乐观面对，在村上还替人说媒，蛮有威信。每当他在城里遇到挫折逆境，想到大嫂，就会慢慢平静，大嫂是最具“雷氏风骨”的人。

1954年秋，因算数考砸，雷达被“发配”到西郊七里河的名校西北中学，那是一所回民中学，高考率很低。母亲失望，同学愕然，雷达伤心。开学不久，他就卷入“果子事件”，大会小会的检讨，其实就是几个孩子游完泳，随手摘了老乡果园里的梨，被上纲上线。但这事对雷达打击极大，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毁了。高二有个会武术的男生安映魁，十分关爱他，给他起绰号“一团团”，陪他说话聊天，带他到下西园家里去玩，使他初识回族文化。直到初二下学期，新来的班主任M老师对他的作文大加赞赏，激发起他对语文的浓厚兴趣。

随后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世界各国童话和民间故事，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及俄罗斯等国童话，还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隋唐演义》《说唐》《三侠五义》之类的书籍。

雷达的家住在小西湖，紧贴着黄河，夜里能听到黄河的涛声；烦闷时，他就到黄河里游泳，水浪拍打爱抚着他，仿佛父亲温暖的怀抱。14岁那年，少年的心被远古的水波激荡，产生了神秘的悸动。他喜欢上了性格腼腆、声音细弱的美丽的邻家女孩J，还鼓足勇气写了封信当面交给她。在等候期待到绝望时，才收到了女孩的回信。他把信珍藏在棉裤口袋里，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棉裤。母亲和姐姐发现了他的小秘密，竟然也很喜欢这个女孩。初恋，如此甜蜜美好。十年后，他们成为一对亲密的人儿。不幸的是，善良温柔、才貌超群的J，竟在“文革”风暴中流星般殒落了。

1961年秋，雷达进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次年开始在地方报刊发表散文等。1963年秋天，散文《洮河纪事》在《甘肃日报·副刊》发表，半个版的篇幅，还配有插图。文章写洮河边水月镇一个鞋匠为转运去木匠铺当学徒的故事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一人称叙述，颇有点汪曾祺小说的韵味。散文集《皋兰夜语》收入了此文。最让雷达得意和张狂的是26元的高额稿费。那可是巨款啊！他请同学们吃大饭馆，结果不会点菜，大家喝了一肚子汤，肚子鼓胀着、嬉闹着，回到了学校。

这时，他19岁，大三。

在学习间隙，他写了一组杜甫诗歌的阅读札记，在甘肃广播电台连续播出，颇受好评。

1964年秋，雷达随兰州大学师生到张掖的民乐县搞“四清运动”，被广袤、坦荡和苍凉的河西走廊深深震撼。“四清”工作团乘100辆卡车，声势浩大。当晚，张掖地区就有6个“四不清”分子惊恐自杀。在河西待了近一年，春节都是在凉州集训度过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雷达却沉浸在文学创作的梦想中，浑然不觉。武威歌剧团演出的《江姐》深深打动了他，他与地委书记薛程约定，毕业后到武威歌剧团当编剧。薛程曾在雷达所在的民乐大队蹲点，很欣赏他编写的村史。后来雷达在北京工作不顺心，就闹着要回武威当编剧，因为“文革”而作罢。

北京：人生的转折点

1965年8月26日，雷达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报到地点赫然写着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的中心啊，《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权威文艺刊物编辑部所在地。雷达原来的期望是留在兰州，就近照顾母亲，心爱的女友也在这儿。北京的诱惑太大了，他等不得半个月假期满，兴冲冲地到北京报到了。一路上他兴奋地睡不着觉。到北京，他先去感受了宏伟壮阔的天安门广场。报到时，却意外地被分到中国摄影家协会，人事处那位高胖的女同志没容他争辩，两分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可他对摄影怎么都提不起兴趣。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也一样。文联一帮好事者对这个土气的、黑不溜秋的兰州小伙没少嘲弄，他们围着看他吃饭，戏谑地问他从哪里来，问他兰州还有大学，问他兰州是否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礼拜天大家都去看，等等，他越解释，人家笑得越厉害。彼此间难免产生隔膜。他刚去那段时间，什么“修马路、挖水库、打前站之类的活儿”都优先派他去。情势的改变颇有点戏剧性，“文革”开始后，人们纷纷写大字报表态，突然有一天，某人指着雷达说：你们看，这个兰州小伙，写大字报从来不打底稿。大家一愣，一想，还真是，从此拿正眼看他了。雷达的文学天赋以这种荒诞的方式被发掘出来。

“文革”是文艺界的灾难，曾经被这个外省青年敬仰的大家们，如冰心、田汉、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阳翰笙、邵荃麟、光未然、郭小川、贺敬之、冯牧、臧克家、李季、张天翼、严文井、贾芝、屠岸等，都在文联的小礼堂被批斗、被侮辱过。田汉在批斗会上下跪那一幕，刺痛了雷达的心，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悲哀与耻辱，《王府大街64号》详细记载这段历史。

小人物也难逃劫难。雷达被人揭发“文革”前有反动言论，举报者说他在兰州时曾经跟人说过我们党凡事都讲一分为二，那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他当即被人从革委会办公室赶了出去，关起来接受审查。“造反派”扬言如果情况属实，他将被判处无期徒刑。好在罪名没有落实，他才逃过牢狱之灾，政治前途却没有了，幸运的是没挨打。

1967年，相恋10年的初恋女友因病去世。女孩J兰州一中毕业，因没考上大学精神受了刺激。在西郊化工厂上班时还当了团支部书记，但她身体很虚弱，曾在工作间昏倒过。“文革”开始后，恋人在北京被审查，她在兰州又受到被打成反革命的继父牵连，病重抑郁而亡。

她带走了雷达对幸福婚姻的美好想象，他感到生命被抽空般地痛。两年后的9月，雷达随摄影学会的同事一起下放到干校。生活简单、枯燥、乏味，他在无聊中修补着自己的伤痛，做着和泥、运砖、运煤等小工干的活计。

1970年春节，雷达28岁，他终于要结婚了。未婚妻杨秀清是北京郊区某地的赤脚医生，聪慧、善良、美丽，俩人一见倾心。雷达的小学同学马鸿在那里教书，充当了介绍人。那年头，谈婚论嫁讲究阶级成分，杨家是地地道道的贫农，雷家是补划的富农，一家人毫不在意，对雷达很满意。杨父年轻时是叉鱼的好手，他们种菜、打鱼到朝阳门一带去卖。雷达当时有存款240元，结婚时，给未婚妻送了当时最时髦最昂贵的一套的确良衣服。他们在京郊麦子店举行了婚礼。婚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批斗，原因是婚假超了一天，领导只给他6天假。最可笑的是无休止的批判被上升到“敌我矛盾”上，解释纠缠不清了。

干校从沙城迁到了静海，清查“五·一六”分子，雷达又中枪了。他最痛恨鄙夷那些揭发批判喊口号最厉害的人，写材料时就说这人被他发展成“五·一六”分子了，结果就乱了，人家发现没法继续斗他了。干校里，各种荒诞不经的事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比如点火、揭盖子，其实就是为保全自己或捞取政治资本，被迫或主动揭发别人。在干校，他是饲养员，他养的小毛驴在草地上打滚时眼睛被扎了，有人指控他故意扎了小毛驴，他越解释越解释不清，这事被上纲上线成“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报复”等，全校掀起了批“小驴打滚论”的热潮。

在团泊洼，乐观豁达的雷达和画家丁聪成为忘年交。不知怎么的，丁聪常慨叹雷达这么好的记者苗子被耽误了。这句话后来奇迹般地改变了雷达的人生轨迹。

干校里，也有过相对温和的管理者W政委，他尊重知识分子，讲原则讲政策，做事不过激，大家日子还比较好过。干校解散前那段日子，人们的忍耐也快到极限了，知识分子被圈养着，工资照发，就是不让工作。于是大家喝酒、下棋，愤慨田地、青春、人才等被荒废。雷达则用读书充实自己，缓解烦躁。这四年，他虽没像“右派”和“反革命”们那样被整死，但也经受了严酷的政治历练，磨砺了情感意志，丰富了人生体验，这些为他以后的文学批评和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和精神资源。他称这四年为“无罪流放”。

1973年，回到北京，他被调到新华社负责摄影展览和《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工作。日子总算是安定下来了。雷达一家住在岳父家地基上盖起的房子里，简陋而温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还把母亲接来住了一段时间，一家人过着辛劳而满足的日子。他办了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京郊的家、新华社、北京图书馆之间，像沙漠上饥渴的旅人见到水一样，他疯狂地阅读，思考。

雷达对书的感情源自于对父亲情感的寄托，父亲留下几大排书架的书，他在《饮冰室全集》中仿佛看到了父亲的灵魂。梁启超和鲁迅成为他少年时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所需的父辈教导，他只能在书籍中寻找。大学期间在胡复旦、徐清辉等老师指导和影响下沉潜于古今中外经典的学习中，那时他几乎遍读能找到的俄罗斯大师们的作品，激发起他对文学更浓厚的兴趣。工作后经历了前两次和80年代观念大解放时三次阅读高潮，他读哲学、历史，读西方社会科学译著，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他称这种读书为“心灵的阅读”。机会总是惠顾有准备的人，新时期文学春潮澎湃时，雷达像“春笋”般发声了。

十年光阴，雷达淬炼成“中国大陆第一评”

1978年《文艺报》复刊，雷达毛遂自荐，要求调到《文艺报》工作。他将大学期间在地方报纸发表的散文随笔找来作为附件，同他请求调动的信一起发给《文艺报》。据说张光年看了他的材料，评价说“水平中上，可以调入”。一个礼拜，调令就下来了。他的命运又一次在刹那间决定了。这次机会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这时，他35岁。

没想到摄影学会也突然发现了这个人才，坚持不放他走。雷达的牛劲上来了，在摄影学会坐了5年冷板凳，常被同事取笑相机镜头都长霉了，胶卷都过期了，也不去拍照。他就是单位的另类。私下里，他却悄悄用阅读丰富充实自己，为文学理想的实现储备干粮。

进入《文艺报》评论部，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王蒙的专访《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这是新时期第一篇全面介绍王蒙的文章。当时王蒙还在新疆，没有完全平反，但创作势头很猛，雷达借他回京的机会，在王蒙妹妹王洒家找到并采访了他。这篇专访是他新时期的第一篇评论，也是他首次使用“雷达”这个笔名。

那时评论部每个人都要读大量作品，每周四下午评论组内部都要讨论文学形势。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文艺界批评的声音很多，《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在和平宾馆开了个研讨会，报道任务交给了阎纲和雷达，阎纲让雷达写，他关着门在家闷头写了两天，完成了9000字的报道，阎纲看过修改后，将之命名为《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发表在《文艺报》，影响很大，至今还是高校文学院当代文学专业的必读篇目。工作之外，他密切关注新时期文坛的新动向，他在刚复刊的《延河》杂志发表文章，最早对莫伸的《人民的心声》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进行评论。

1980年4月，雷达写了《灵魂奥秘的揭示》，以《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记忆》《重逢》等小说为例，详细分析了文学如何深刻揭示人的灵魂的问题。他敏锐地觉察到作品中“人”的位置在提高，发现“人”、塑造新人是中国新文学神圣的使命。进入文坛，他的文学评论一起步就视野宏阔，自觉关注“人”的主题，接续了“五四”文学传统。

同年，雷达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第一个在京甘肃籍作协会员。

1981年秋，湖南文艺出版社决定为雷达出一本文学评论集，他兴奋不已。孔罗荪先生给他写了序言《评论在发展——〈小说艺术探胜〉序》，对雷达评论风格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评价。先生认为这些文章负有生命的气息，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出发的，用生活本身来发言的，“作者善于在评论中抓住作品的灵魂，集中一点加以发挥，使作品的光彩更加突出”。80年代，孔罗荪在上海会见中青年作家时，有些作家表示对创作态度感到迷茫，他“建议大家读读雷达的评论”，还特意推荐了这本评论集。孔罗荪的鼓励和扶持坚定了雷达从事文学评论事业的信心，他尊孔罗荪为恩师。王蒙也说他的书“写得很好”。

在《文艺报》，雷达还有一个时常点拨他的师友与兄长唐达成。他们的密切交往缘于雷达帮唐达成在郊区租房并成为邻居。两人常一起骑车上下班，晚上不时互访。唐达成将随身携带的《巴尔扎克论》《艺术哲学》及别林斯基的著作等悉数借给雷达，嘱咐他认真“揣摩、阅读”；他也不时呈上新作请唐达成点评。唐达成就是50年代与周扬商榷，拼命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叫好的唐挚，当年“大名鼎鼎的右派”。1987年，雷达出版评论集《蜕变与新潮》，唐达成慨然为之写序，还主动把序言及两人的合影寄给老友梅朵，发表在《文汇月刊》上，序言写得饱满而丰实，给雷达极大的鼓舞。

唐达成新时期曾担任《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副部级高官。雷达因为在岳父家住，被组织当做有房户，直到1988年，作协才分房子给他。他和唐达成再次成为邻居，同住一栋楼，唐达成绘画、书法、篆刻无一不精，家里常常翰墨飘香，雷达连过年的春联都上楼找他要。两人还曾结伴坐地铁到西郊八角村一带去买便宜的盗版碟。雷达成为著名评论家后，不堪序言、书评所累，一度自称“戒序”，每每想到唐达成，就顿觉汗颜，觉得自己应该多为他人做点事。

雷达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文艺报》的思想体系关系密切。《文艺报》的思想体系，就是当代中国文学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的思想体系，马列文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区文艺等都是其思想源泉，它直接导演了“十七年文学”，在“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以其权威主导媒介的角色直接参与了文学批评文体规范的建构，且形成了独特的“政论体”批评语体，通常以社论、编者按、专论、短论、会议报告、读者信箱、编读往来等形式出现。《文艺报》对新时期文学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雷达幸运地逢上了孔罗荪领导《文艺报》在新时期发出了“思想解放”声音的历史时期，所以雷达的文学评论自觉超越了《文艺报》的批评语体。他写评论的方法是从阅读出发，在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通过富有激情的论述回答问题，以形成文章的说服力。这种方法本身很好，就是太辛苦，需要阅读量。

1985年，《文艺报》改版，以报纸形式发行，采访与编辑的任务更加繁重，这意味着静下心来写评论的时间会更少。于是，雷达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专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他始终站在文坛前沿，以《文艺报》为阵地，“扫描纷至沓来的新人新作及时而细密，探测此起彼伏的文学潮汐敏锐而快捷”（白烨语）。新的平台，使雷达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国评论界乃至中国文坛的“这一个”。

同年，雷达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达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批评家，角色的转变，使他评论的格局更加阔大。他开始自觉地把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评论家的主体意识愈发自觉、强烈，文坛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以及文坛的发展走向成为他关注的重点。在方法热、理论热的潮流中，雷达坚持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美学追求及艺术敏感与文本分析紧密结合，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剖析与解读，表现出成熟批评家的大气、稳健和学养。在评论集《文学的青春》中，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试图打破评论的依赖性，使评论从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和社会评论的“茧壳”中解脱出来，自强自立，进入相对自由的状态，向真正的历史的、美学的评论靠近。针对80年代初文坛充斥的粗糙现实主义作品，他提出了“生活化”对策，他认为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就做到了生活化与时代感的完美结合。

对文学界出现的新的创作倾向、新思潮，雷达一直密切关注。伤痕文学是他和阎纲在《文艺报》报道的；现代派来了，《文艺报》派他和吉敬东也就是晓蓉参加研讨会并跟踪报道。他们一起整理发言，做卡片，用几个问题作为小标题把发言穿起来，分两次集中在《文艺报》上报道了关于现代派的观念、争论及借鉴问题，推动了关于现代派讨论的热潮。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他指出现代派林林总总的表现手法、文体实验背后，内容上还是围绕“人”展开的，或拓展了人的心理空间，或拓展了人的情绪空间，形式创新的根本还是为了更深层次地开掘人的灵魂。他率先发现了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创作中的新特点和倾向，称之为“新现实主义”，在《文艺报》发表题为《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色魄力——近期小说的审美意识剧变》（1988年3月26日）的文章，较早地归纳出了其具有“从主观向客观过渡”、“视点下沉、贴近生存”、“正视恶”等几个主要特点，提出“新写实”作为新的审美意识正在崛起。《人民日报》的李辉看到文章后很感慨，打电话对雷达说：“你的这篇文章是第一个指出近期文学审美意识转变的，之前没有人这么说过。”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认为是雷达率先发现了“新写实”作家及其文本特征。

1987年，雷达在《文学评论》第1期发表《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提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潮，编者按称之为“一家之言”。这篇文章既是雷达对前十年研究心血的总结,也是他今后文学研究方向的论纲和开篇，标志着雷达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观点对中国新时期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8年，雷达到香港访问，香港报纸称他为“中国大陆文坛第一评”。

“我背负着传统的包袱，却生活在一个高度缩略化、功利化、商品化、物质化的都市，我渴望找回本真的状态，清新的感觉，蛮用的体魄，文明的情怀而不可得。有时我想，当失去最后的精神立足点以后，我是否该逃到我的大西北故乡去流浪，这么想着的时候，便也常常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哀。”

中国当代文坛的“超级星探”

雷达来自西北，是毛遂自荐走向中国文坛的，他深知在浩瀚文海脱颖而出的艰难，感恩前辈们对他的提携，发现、扶持文学新人几乎成了他的嗜好，他经常力排众议地去提携和扶掖一些新人和新作。

在《文艺报》工作时，他就以发现、扶持新人、新作为己任，很多作品都是他率先发现其独特性，并第一个写评论向读者和文坛推介。何士光的《乡场上》、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风吹唢呐声》、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叶文玲的《心香》、邓友梅的《那五》、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莫言的《红高粱》、陈建功的《飘逝的红头巾》、刘震云的《塔铺》、董立勃的《白豆》、雪漠的《大漠祭》等，都是他第一个评的。杂文作家韩石山的第一篇评论也是雷达撰写并发表在《汾水》杂志上。他对各种文体都热切关注，凡是能打动他的作品，都热情评述推介。

雷达写评论只看作品不看人，有些人后来成为大作家，比如莫言。针对《红高粱》等早期作品，雷达先后写过三篇评论。其他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张炜、刘恒、李锐、高晓声、方方、贾大山等，他都密切关注其创作，并及时发现他们创作的新动向，对他们的作品进行评介。有些作家尚未成名时，就被他发现。1979年，路遥在《甘肃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在新生活面前》，雷达发现并评论了这篇小说。他为作家东西写第一篇评论时，东西还是一个小记者；他在《光明日报》撰文推介雪漠的《大漠祭》时，雪漠还是武威的一个小学教师；他关注陈亚珍时，陈亚珍还是一个农民。

1990年，雷达为贾大山写了两万字的评论文章，发在《长城》上。2014年，由于习近平撰文回忆的缘故，贾大山被重新发现，雷达又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读贾大山。他那两万字的长文，也被收录在《贾大山文集》中。他曾受《奔流》杂志主编庞嘉季之约，撰写了第一篇关于河南作家乔典运的综合评论，并发表在《奔流》上。他认为乔典运是要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作家。80年代，《渴望》热播前，雷达就曾在《作家》杂志撰文，指出“王朔小说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他小说本身的意义”，至今关于王朔的评论似乎还在围绕这句话转圈。

单个作品写得好而作家名气不大，他认真推介作品。作家总体风格逐渐形成，他更是满怀深情地为他们的创作进行总结，以评论家敏锐的视角寻找他们艺术创新和超越的可能性。

张炜是他持续关注的作家，张炜每出一部新作，他都会认真阅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坚持认为《古船》与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是茅奖的“遗珠之憾”。

1985年，《山西文学》第5期发表了田中禾的短篇小说《五月》，编辑觉得好，请雷达写篇推介文章，后来作者本人写信跟他说自己本名张其华，两人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是同班。这篇小说获得了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郑义的《远村》发表之初并没有引起重视，雷达首先发现了这部作品，并指出作品从貌似怪异的人情风俗中揭示出内蕴的历史意识和审美价值。他对王润滋这样作品不多却写得极为认真的作家热切关注，对姜滇、蒋濮等只写了几篇小说的作家也进行热情而中肯的评论，并指出其创作的局限和不足。80后作家、专栏作家、网络作家中出现好的作品，他也积极推介，比如80后作家马亮等。

在评价作品时，雷达还善于吸纳他人的观点，对作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绝不姑息。他曾发现并热情推介过新疆作家董立勃和他的《白豆》，但董立勃的《风吹草低》语言粗俗，雷达的一位博士生在论文中批评其小说“读来令人阵阵作呕”，雷达大赞“痛快”、“犀利”，碰到董立勃时还当面告诉他，我的女博士说你的小说如何如何。

接受原《小说界》编辑王童采访时，雷达说他认为新时期最好的作品是《白鹿原》《废都》《大漠祭》《夹边沟笔记》，四位作家都是西北人或与西北有渊源，他坚称标准是艺术，跟籍贯没任何关系。雷达被认为是中国文坛读小说最多的人，他坦言当之无愧。所以有人说，说起文学批评，如果不知道雷达这个名字，说明他离“文学”还远；说起某个作家，如果雷达完全不知道，说明那主儿还得加油。

从雷达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新人梯队的层层奋起”。在当代，很少有人质疑雷达的艺术鉴赏力，他有在泥沙中淘金的能力，即使在移动网络发达的今天，他也能驾轻就熟、慧眼识珠。随着年岁渐长，他的锋芒渐少，对人对事更加宽厚宽容，乐于倾听年轻人的意见。他还有很多“眼线”，学生、后辈推荐给他的新人新作，他都认真甄别，积极推介扶持。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超级星探”，经他评论捧红的作家不胜枚举。

在挫折中不断超越自我

1989年1月，雷达调到《中国作家》杂志担任副主编，他希望以自己衡文的眼光，对艺术的坚持，打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期刊。在延续杂志既往风格，办好已有专栏“作家写作家”、“文学对话”等之外，还开设了“新人新作”专栏推介文学新人。他在《中国作家》工作期间，编辑刊发了许多在社会上和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如小说《坚硬的稀粥》（王蒙）、《万家诉讼》（陈源斌），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霍达）、《黑孩，黑孩》（陈宝旗、高岳）等。天津作家林希的第一篇津味小说《相士无非子》就是经雷达审阅，发表在《中国作家》1990年第2期上的，此后，林希的创作进入了喷发期。

他对文学期刊的经营一直密切关注，多次跟人提起他对《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的赞赏和钦佩。周介人是编辑界的奇才，在80年代后期，文学逐渐失去轰动效应的情况下，竟然使《上海文学》十多年没拿国家一分钱补贴，真正做到了自负盈亏，而且始终坚持着纯文学的高品位，先后推出《棋王》《小城之恋》《烦恼人生》《分享艰难》等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名字的重要篇目；还以《上海文学》理论版为阵地推出了以吴亮、蔡翔、许子东、陈思和、毛时安、程德培、邹平等为首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群。周介人得知雷达工作调动的消息，以兄长般的热忱与关怀写来一封长信，谈编辑与管理工作的心得。他告诉雷达：“当一个刊物的主持人，最要紧的是处理人际关系。”这绝对是雷达的“短板”。在文坛，雷达有个外号“雷大炮”，不顾时间场合“乱开炮”，为此，他没少吃亏，没少得罪人。周介人告诫他，处理人际关系要有耐心，不要什么都挂在脸上，要宽以待人，只做不说，要有心劲，别硬在嘴上，要用信心鼓舞部下等。雷达从中感受到兄弟般的情谊和朋友对他的期望。

雷达与周介人成为朋友，怎么看都有点奇怪，他说周介人长得跟罗丹雕塑的伏尔泰很像，只是比他年轻而已，周介人听了哈哈大笑。一个西北汉子和一个上海男人成了朋友，两人都是内心刚强的人，两人都热衷于干实事。他们文学志趣相同，寒微的出身，相似的经历，或许还有时空距离和性格差异带给彼此的新鲜感。他们聊读书，聊文学，当然也说说编辑的甘苦、文坛的变幻、对争议作品的看法，及社会上可笑可气的事，似乎都是一些看起来没用的话。周介人逝世，雷达说：“没有你的上海会让我感到寂寞。”

虽然有朋友的支持和提醒，他的副主编之路并不顺畅，首先是每月30万字的阅读量占用了很多的时间，其次是他颇为自信的衡文眼光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中国作家》杂志是文学双月刊，1985年创刊，冯牧任主编，他在“创刊号”中提出了“百花齐放、质量第一、立字当头、贵在创新”的办刊方针。雷达坚守办刊方针，尤其看重创新。1989年第5期，杂志刊发了福建作家海迪的中篇小说《再来四客冰激凌》，小说中首次写到未婚先孕的问题，引起不小的轰动。《小说选刊》也给作者发了采用通知。随后形势紧转直下，1990年刊物停刊一期学习整顿；副主编雷达调离杂志社，保留行政级别；高洪波、章仲锷出任该刊副主编；冯牧将办刊方针总结为：雅俗共赏、曲高和众、贴近时代、关注现实。《中国作家》进入新的时代。作者海迪于1991年下海经商。《再来四客冰激凌》被批评的主要问题是性描写过度，类似于下面这段话：

他看见爱人吕滨躺在床上。她健康而且性感。他看见她双股叠压在一起的地方，股沟的颜色变深了。在光洁明丽的受光部分的映衬下，她的肌肤有一种油画的效果。他曾经缠绵她，迷恋她，爱抚她。可是这时他感觉到一阵厌倦。琐碎、空洞、烦闷，无所作为和一种感觉上的百无聊赖，使他产生了一种彻底的悲观和无望。

这段话今天看来，实在小儿科，算得上节制唯美，但在当时却引起很大的动静。与张贤亮《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相比，这段文字尺度也不算更大。其次是小说形式上的问题，通篇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叙述成了小说的核心。据说这篇小说，当时领导不让发，是雷达坚持要发的。因为这件事，雷达在家里被闲置了一年多，组织上没有安排给他任何工作，他又一次深刻体味了干校后期无所事事的感觉。

在散文《还乡》中，他写到自己一次“说走就走”的、任性的还乡旅程。在塞满人味儿、烟味儿、汗酸味儿的车厢里，看着犹如蜂窝般糊满了人的厕所门口，尿憋得他额头发麻，他竭力将自己想象成“一片山楂片”或是“一条瘦鱼”。回想起这多年出差时不是卧铺就是飞机，所去的大多是省会城市，还有人接人送，哪受过这种洋罪。这种尴尬、狼狈而又无可奈何的境况下，雷达反思人生，慨叹漫漫人生路，比这“更复杂、更深隐的还有多少种”？他又体验过多少呢？在家乡，他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宽阔，见了童年的玩伴天宝、疼爱他的大嫂、深得雷氏家族遗传的侄女改兰，最后站在了被平了的父亲坟头面前。故乡、西北、老家、亲人，总能给他温暖和力量。雷达的还乡之旅使他重新找到了自己——那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父亲、雷达、侄女改兰，血脉相连。

1989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调整班子，马烽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玛拉沁夫担任党组副书记，1991年1月增补马烽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玛拉沁夫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作协的工作陆续走上正轨，雷达重新回到创作研究部，并担任副主任，副厅级待遇。特殊的工作岗位，使他成为职业评论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贯穿于他的日常言行和著述之中。雷达对中国文学发出的声音，不再仅仅代表他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评论在事实上对中国文坛的发展开始具有指导性意义。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探寻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脉搏

1993年，雷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意大利的巴勒莫参加第十八届蒙德罗国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黑手党的故乡，他领略了高大帅气的摩托车手们高超的车技，参观了马西莫歌剧院、蒙特利教堂和罗萨尼亚教堂，感受了艺术和宗教天然的解毒作用；参加了别开生面的文学授奖仪式，听到了获奖者幽默的获奖感言。他发现，在西西里，传统文化庞大的身影无处不在，依然在主宰着人们的心灵。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文学，能否抗拒市场化的诱惑呢？

他曾两次访问俄罗斯，与那里的作家进行交流，作家们正经历着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的作家协会办公大楼也被出租了，整个知识阶层受到很大冲击。1998年11月，代表团先后到过莫斯科、圣彼得堡、鞑靼共和国的喀山，还参观了某个官员的私宅。雷达买了俄式茶炊、小幅油画和俄罗斯套娃等。他出门爱买东西，有时还爱贪点小便宜。有一次，他和李星在美国街头架不住小贩兜售买了好几条皮带，回国后才发现皮带上写着英文：madeinChina，俩人见面提起这事就哈哈大笑。

他发现莫斯科的冬天很美，交通秩序良好，物价并不比中国贵，俄罗斯人也不像外界宣传的那样阴郁。莫斯科歌剧院票价昂贵，却始终紧俏。作家、艺术家很受尊重，作家雕像随处可见，他们见到过托尔斯泰铜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铜像、普希金铜像等。还参观了位于彼诺杰尔金诺森林的帕斯捷尔纳克乡间别墅，极为寒素，为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遭遇唏嘘不已。2007年8月，他参观远东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惊奇地发现这里教育、医疗都免费，也切实体验了俄罗斯人的“慢”。雷达从大学时期就迷恋俄罗斯文学，去了两次俄罗斯，他觉得俄罗斯仍然是个谜。他曾给《北京文学》的“文本典藏”栏目推荐过一篇当代俄罗斯小说《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作者叶连娜·罗琴科娃是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8000字的小说用几个片段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女人从小到老的过程，风格质朴清纯。他希望从俄罗斯文学中发现点新的东西，对我们转型期文学发展有所启示的东西。

2008年12月23日到31日，雷达参加了中断14年的中埃作家交流互访，参加了一些文学会议和文学活动，他发现埃及人比较闲散，张健说是“漫不经心”。埃及人能歌善舞，活得很单纯。他们参观了金字塔，膜拜了尼罗河，品尝了埃及的饮食，吸了埃及的水烟，看了“肚皮舞”，还有幸观摩了埃及人的婚礼。在去往迪拜的飞机上意外地看到很多到中东打工的国人。埃及是宗教国家，社会稳定，犯罪率、离婚率都低。雷达感悟到了“人心的真实和生命的韵味”，觉得“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哪怕它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象”。

雷达主张文学要接地气，有人气，扬正气。为了实现“文学对现实发言”的主张，他努力深入生活，他曾和刘庆邦一起下到“世界第一大井”鄂尔多斯补连塔煤矿的井下，体验煤炭工人的艰辛与自豪；他漫步香港摩罗街，与古董店的老板闲谈，感受中国文化的厚重和“海外”游子的爱国情怀；他曾行走在赤水河畔，向“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红色传统敬礼，为国酒茅台走向世界唏嘘不已；作为资深烟民，戒烟后的他徜徉在云烟缥缈中，竟然经受住诱惑，磨练了自己的意志，也思索了作为经济奇迹的“红塔山现象”的成因及其意义；他在凉州曲、扎尕那的云、杭州美食、宁夏岩画和沙洲中，在依奇克里克及梦中的沙漠车的奔驰中感受大自然的奇伟，感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诸多努力和期盼。他善于从生活的点点滴滴领悟人生的真谛，发现经济社会文化细微的变化，以独有的方式努力去把握它，解读它，阐释它，并以饱含激情与诗性的文字把自己的思考传递给读者。

职业评论家的真性情

创研部的十年，是雷达文学评论上最辉煌的十年，也是他人生最惬意最得意的十年。创研部虽然有很多日常事务，但他依然坚持读书、写作，到处参加文学研讨和采风活动。原本贪玩的天性被释放出来，他玩得花样翻飞，既专注又高端。他迷恋过乒乓球、足球、打游戏、下棋、冬泳、收藏古玩和化石等，K歌时也有麦霸之嫌，有一阵他喜欢庞龙的《你是我的玫瑰花》，在歌厅里，对着话筒反复地唱。在生活中和文学上，雷达都是典型的新奇主义者。他喜欢一切具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他痴迷冬泳，还学会了蝶泳。冬泳第一次下水，他是禁不起煽呼硬着头皮跳下去的，针刺、鞭抽般的疼痛过后，浑身火烧火燎般地发烫，那时，他竟“忽然有种小伙子的狂傲在心头冲撞”，还曾经对不相信他学会蝶泳又不肯亲临观摩的高洪波耿耿于怀。

评论之余，雷达重拾散文随笔创作，不仅写出了《王府大街64号》《还乡》《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缩略时代》等名篇，还在《钟山》杂志开设随笔专栏“蔓丝藕实”。贾平凹说他的散文有“铁的质感”。有人甚至感慨雷达这样的诗情才情，写评论实在是很浪费。1998年世界杯的开篇《法兰西猜想》，就是他和孙正平、黄健翔开始对谈的，一不小心，雷达还在电视上火了一把。

他对朋友讲义气，“祸害”起朋友也毫不含糊，白烨、王作人没少被他的呼噜“蹂躏”。他凡事惦记着朋友，也要朋友凡事惦记着他。他有事没事常找白烨聊天，交流文坛动向、家长里短之类，写了得意的文章也要白烨去“围观”，若是看得晚了，他就说风凉话损人家，比如“不把他当回事”、“又被哪个小姑娘缠住了”之类。白烨说两句好话，两人便兄弟情长。他酷爱秦腔，自称在拥有秦腔磁带上是北京“首富”，他的磁带不少是从兰州、西安的朋友那里“巧取豪夺”来的。家在西安的评论家王愚为他翻录磁带，直录到鼻尖冒汗，边捶背边说：“达弟啊，也就是你，换谁我也不卖这个牛劲。”王愚病重，雷达也利用在西安开会的间隙前去探望。

“人有天马行空志，文有强硬霸悍气”，这是贾平凹书赠的条幅，就挂在雷达家客厅里。白烨说这是雷达人与文的恰切写照。雷达为人志向高远，为文“更是强劲雄浑，硬朗豪放，端的霸气与悍气十足”。在评论选题上，他“或抓取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推本溯源，或择选重要而典型的作家作品穷原竟委，总是喜欢啃文学上的硬骨头”。越是有争议的作品越能唤起他的创作激情，比如《古船》《废都》《白鹿原》等，他都有激情四溢、深邃丰赡的论述。雷达为人情胜于理，为文情理交融，内在地构成了他敏锐而主气的评论风格，他阐发见解时，“或举重若轻，或大含细入，总能披坚执锐又独辟蹊径，炮制出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文章作足分量，造出影响”。他的散文随笔往往能从生活中细小的现象出发，觉察或捕捉到时代发展的脉搏与走向，比如他由“打的”、“托T”这些日常俗语的出现与流行，即从语言缩略联想到生活缩略与时代缩略的现象。

雷达要强，凡事不甘人后。一次，在西安吃饭，大家说起贾平凹的女儿生了双胞胎，两个千金，纷纷道贺；他沉吟良久，才慢悠悠地说几年前我女儿就生了双胞胎，两个男孩。贾平凹曾这样描述他：“黑头粗脸,衣着不整,形如匪类。”这原本是小说家的修辞，后来竟成了雷达的标签。贾平凹的描述后面还有：“貌似粗糙,内心细腻,天生个文人命坯,笔一触纸就来感觉,又易坠入境界,放任自由,目空一切,有极大的勇敢,而离开文章,回到现实,却优柔胆怯,处事无能。”入木三分的刻画啊！这个黑头粗脸的西北汉子，也曾青春俊朗，大学时代是标准的英俊少年。衣着不整，那也是三五好友，酒足言酣之时；平日里雷达还是很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的，虽然他不喜欢穿西装之类的正装。他说：“我怕约束。”

雷达不在兰州时，就委托赵学勇、程金城等老师照管他的学生。他常说我的学生少，就跟儿女是一样的。儿子雷容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过很多畅销书，社会反响很大。他心里为儿子自豪，嘴上却不肯说。他最不待见在背后道人长短，也不许学生打着他的旗号四处招摇。

1995年，雷达就给自己添置了电脑，还没学会打字就先学会了游戏，常玩得昏天黑地，忘乎所以。他大约是中国文坛最早一批电脑写作者之一，打字用五笔，速度还挺快，绝对是能跟上思维节奏的那种。最近几年，文人们纷纷回归手写，他依然故我，电脑和汽车已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退休后，他自己考了驾照，买了辆别克凯越，常常热心搭载同路的朋友。

雷达原本是铁杆烟民，每天抽两包，最少也得一包半，2000年他硬是戒掉了。喝酒平生只醉过一次。他是那种意志力和抑制力都很强的人，看似常发脾气，其实非常自律。精神上，他追求极致丰富纯粹厚重。透过貌似纯真、顽皮的外表，他是一个绝顶聪明又异常孤独的人，因缺乏安全感而谨小慎微。他永远同情弱小，有事求他帮忙，拿多少钱说多大的话都不好使。有人说，对付雷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出卖苦难。

散文最能表现作家的真性情，雷达散文也是他人生的写照。1990年因《中国作家》的事内心郁闷，他便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些感悟用散文的笔法写出来。他有强烈的倾诉欲，《还乡》就是他面对故土和父亲时深情的诉说。书写是他倾诉的方式，有不得不诉说的情事，顺手拈来，缘情而起，随兴所至，情尽意尽则言尽，所以他的散文不成阵势。系列随笔，他写了“疼痛”、“传世”、“辩诬”、“幽默”、“尴尬”、“运气”、“超脱”、“牢骚”、“快乐”、“时间”、“生命”等，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

有人说阅读从来就是读自己，写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写评论很多时候也是在写自己，编辑也是在编写自己的人生。雷达感兴趣的散文是活文、有生命之文。他说：“我真正喜爱的，是泼辣、鲜活的感受，是刚健清新的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淌，是绝不重复的电光一闪。”他希望读者透过他的散文能看到他活生生的矛盾性格和一张顽皮的笑脸。他说真的散文应该体现时代的最高思想成果和理性智慧，思考时代和民族的灵魂状态，具有富于时代感的思与诗相交融的言说方式。

中国文学精神的守护者

雷达敏感而疑惑，常对自己的评论现状予以反省与检视。他总能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节骨眼儿上，提出一些引起关注的问题，作出比较准确的概括。

1996年8月，雷达在《文学报》上发表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最早提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个概念，并指出其局限性。90年代，文学出现“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倾向，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讲究实惠、讲究生活质量的过日子的时代，致富和安康成为人们最实际、最直接的生活目标。他认为新写实潮流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王安忆的《富萍》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他客观分析了“个人化写作”及其人文姿态，指出个人化是知识分子对个人独立性和写作的自由意识的追求和确认，是现代人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不应该是很多人所理解的我行我素、写我个人的极端感受和体验，拒绝集体化叙述之类。美女作家、身体写作、新概念作文等事件出现后，雷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淡定”，但他曾怒斥那些称呼他的学生为“美女博士”和“美女评论家”的人。有人说由于西方现代文化资源的匮乏，雷达在“现代派”面前总是“失语”或“缺席”。对此，他说不评论也是一种态度。90年代，雷达那些重要的作家作品评论，比如他关于《白鹿原》和《废都》的评论，就曾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他敏锐察觉到文学的变化，在《文艺争鸣》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从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等层面为“新世纪文学”定位。他把中国文学分成了“五四”启蒙文学、30年代以来到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文学、80年代的计划经济文学，再到90年代至今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世纪文学等几个阶段，主张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个新的概念，引起文学界广泛的讨论。还有关于文学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问题，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灵性激活历史”现象，即作家主体如何唤醒历史的问题，以及“亚乡土叙事”等，都是雷达比较早提出独立看法，引起文坛讨论的问题。新世纪十年之时，他又写下了《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一文，文章从新世纪文学别无选择的命名、无法回避的文化语境、阅读的分化与作者的重构、主题的衍变与新的审美生长点等方面对新世纪文学进行了又一次论述，并对新世纪文学作出了前瞻。

雷达被誉为中国阅读当代小说最多的人，他的阅读不是泛读，而是拿着手术刀的专业性阅读，时刻把握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并用手术刀一样的文字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症候、面临的精神危机等进行犀利而中肯的批评。2006年7月5日，雷达在《光明日报》头版“光明专论”发表评论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人民日报》马上摘发雷达观点，《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还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组织专家讨论他的文章。据说在文艺界一个高层次的文件起草会上，大家人手一份7月5日的《光明日报》，起草班子先学习雷达文章，从中找新的精神。他谈文学的原创力，谈文学的精神资源，谈小说的文体意识，谈作家的创作主体性，谈作家队伍的分化与组合，谈长篇小说的审美经验，谈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谈文学传统和文学的自信力，谈批评家的解释力，谈新媒体时代文学的困境，谈当下文学的评价标准，谈茅盾文学奖，等等，中国文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鹰眼”。他是当之无愧的“探测当代文学潮汐的雷达”。

敢为文坛先的“毛病”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2007年，一篇题为《批评在媒体时代的新困境》的博文，因文中提及香港明星刘德华，使他卷入网络口水战。以评委身份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使他受到质疑；2009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出版，因为铁凝《玫瑰门》入选，金庸落选再次受到质疑；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作为评委之一受到质疑，等等。面对质疑和批评，他逐一解释，从不妥协退让。碰到新问题，他依然发言。

新时期以来，雷达先后有2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观点摘录更多。内容多涉及当时文学的重大问题，诸如《从生存相到生活化》《人文精神质疑》《思潮与文体》《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等，其中《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长达两万字。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求是》等权威报刊发表论文70多篇，如果按照某些211高校的科研评价体系和奖励办法，评20次教授都用不完，若发奖金，早成“百万元户”了。可他似乎不谙此道，他的文章总是署名“中国作家协会雷达”，他说我就是雷达。

退休后，他出版了《思潮与文体》《雷达自选集》《雷达散文》《皋兰夜语》《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等著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通史》《新文学大系》第五辑长篇小说卷、《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以及各种小说年选、研究资料汇编等。

2013年，雷达结束了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的工作。6月1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甘肃省文联、兰州大学文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兰州大学科学馆报告厅召开会议，为雷达的文学批评进行总结和把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李敬泽、白烨、阎晶明、李国平等批评家和贾平凹、刘震云等作家，当地作家代表和雷达的学生等70余人参加会议，参与活动的有近300人。刘再复致电祝贺称雷达的批评具有“理性的激情”。贾平凹、李敬泽、白烨、雷达等做了大会发言。陈忠实与《文学报》发来贺电。学术研讨会热烈、隆重而充满思辨激情。

会议高度评价了雷达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将之概括为三点：一是敏锐地归纳、命名了一些新生的文学现象，如“新写实文学”的审美崛起、“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以及新世纪之初所提出的新世纪文学等逐渐进入文学史的概念；二是雷达评论具有以“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为中心的前瞻意识和民族意识；三是他善于发现经典文本，推介重要作家作品，关注文学新人成长。

雷达以其敏锐快捷、充满理性与诗意的文学批评风格成为中国文坛独特的存在，胡殷红女士说雷达“算得上是个经得住批评的批评家”。

《雷达观潮》，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