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问题：余艳笔下的女性、革命与国家命运的连接与疏离解析

谈到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作家的创作，谈到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即使尽量避开女性角色这一敏感的字眼，但是，到头来，所有论断几乎依旧还是从女性主义开始，然后到女性主义结束，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比如我们对于张爱玲，对于肖红，对于丁玲，对于当下的王安忆、迟子建、洁尘等的女性作家的创作都是如此。有时候，我想这也许不是坏事，因为女性视角确实是一种别样的视角，也是进入文学的一种好的途径之一，它至少体现了一种女性觉醒的力量，由此来看，余艳对于历史的凝望，也体现出散文创作中一种女性主义写作的希望和力量。

可以说，余艳用自己的眼光关注到了中国革命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群女性，她用自己细微的感触和笔法写出了这一群在革命洪流感召下的女子投身革命、献身革命的生命历程，这是这一群女子的觉醒之路，抗争之路和革命之路，让人读后唏嘘不已，既感叹她们对于爱情和革命的坚贞，也感叹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女子那无常的艰难命运。由此，余艳将中国散文的写作疆域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她散文的发现本身就是对于当下散文创作的一种贡献。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散文创作中，散文根本的写作模式的来源与依靠，依然是五四时期以来探讨出的散文写作的基本框架。其中，一种是中国的小品文传统，一种是来自英法，比如蒙田的“随笔”传统，这似乎是中国散文一百年的基本样态，而且这样的传统也被视为中国散文的正宗和主流，与此稍微相悖的，就会被视为背离了散文创作的常道。于是，能够将散文的创作领域加以扩大的努力总是很少。在这点上，余艳的散文创作实践是有着自己特有的贡献和现实意义的，余艳散文的开阔和大气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也是突出的，这不仅仅是对于女性作家这个范围而言，即使放在中国当下整个散文创作领域也是如此。

余艳散文写作的动力和起点，是女性、革命与国家命运的疏离、交缠与融合。我们知道，中国散文家一般有两类，一种是在庙堂或者在魏阙周围的，另外一种在田间或者在茅屋里面的；而文学也似乎有两类，一种是想清楚的，一种是想不清楚的，前者似乎会成就现实主义，后者往往就往浪漫主义那边走了；五四以来的文学还有一种分法，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不革命的。对于革命文学，我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中国百年前和百年来的苦难史决定了中国文学的革命性。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的观念冲击着传统文明，虽然“自我表现普遍地成为五四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口号与思想武器”，但是，中国历史进程所决定的因素，以及发展目标和样态，使得中国现代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效果，它的发展与繁荣，无疑是与中华民族对于现代性的追求所负载的革命精神是分不开的。因此，中国现当代散文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革命化的道路之上，这应该有着很强的理由，文学上也与此产生了强大的默契与同构，由此也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时代的强烈影响，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特征，从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到解放区革命文学，其中一个重要走向，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方针，更是把文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变成一个基本原则。在确立“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方针后，中国作家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大致具备这样两个特点：第一，作家用政治视角认识社会、反映社会；第二，文学作品成为政治的宣传教化工具。但是，当我们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和辨别这种政治视角时，我们发现，这种政治视角与道德视角与作者的主体化选择，很多时候都奇特地重合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来看，余艳的散文，无疑也体现出与中国发展进程相伴相生产生出的一种合适奇妙的配合或者是契合。她笔下的这些人物、事件和国家民族发展的节点，都成了余艳写作的重点，这本身就是余艳高妙的地方，也是体现她女性细腻和存在的一种体现，不过是余艳将这些都文学化了，这体现在她以女性的视角写了这一进程中一群女性，她们的集合就是一条历史的洪流，她们集中从余艳的笔下滚滚而出，汇聚成海，里面翻卷着的是个人的悲欢离合，悲喜人生，是社会的沧桑巨变，时移世易。

由此，余艳写出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同构的那一巨大的部分。她笔下的人物已经不是“成王败寇”的王侯将相的人物，而是革命中的普通人群，被历史几乎淹没的那一部分，这个才是革命巨大的主体和胜利的基础和来源。我们知道，对于进入当下散文作品中的人物，是有着较大问题的，进入散文作品的这些人物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不具备文学的特性和品质的。我一直认为，如果作品中所写的人物，他的经历和这种经历带出来的个人苦痛，里面没有时代的大悲欢，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己没有关联度，他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进入到散文写作中去的。而余艳散文中选取的人物则不然，她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是时代的先行者，是民族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推动者，是中华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的践行者，她们个人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几乎就是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就是个人和我们整个民族对抗暴力和打击的历史，也是反抗的历史和得到觉醒和解放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经道路，虽然我们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改变。余艳能将其中的这段历史中的众多参与者，牺牲者拿到自己的散文中，这就首先显示了一个作家得的敏感，责任和担当，她解决了当下散文中自省意识和痛苦意识的狭窄化问题。看看我们的很多所谓的优秀作家的所谓优秀之作，写身边琐事的多，写重大题材的少，写个人情绪的多，写国家命运的少，即对于现世和历史的疼痛关注不够，特别是对于体现国家发展进程的人群的关注尤其不够，即使关注了，其中的疼痛又过于诗意化了。而散文的创作，至少应该倾向于对真相和苦难的揭示，至少要去写在外部世界所影响下的人本身的存在状态，这点在余艳的散文中是很重要的。她写的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材，而不仅仅是表现‘纯个人’意绪和心态，不是一味地自我欣赏，自我抚摩，拒绝社会，拒绝社会承担。由此，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越是纯粹的文学，其实越是没有力度的，这样的文学会离文学的本质就越远。就如同南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纯文学”只是一个“空洞的理念”，针对于纯文学讲求的“表现自己的内心”，南帆先生指出，“相对于动荡不息的历史，可怜的内心又有多少内容”。因此当下的散文写作一个最大的弱点就突显出来。很多作家过多的依赖于自己的情绪和感触去进行创作，并力图使自己的写作更加纯粹，其实，情绪化、纯粹化的写作只能把当今的写作引到一条死胡同里去。因此，近些年来的散文创作陷入了一种大面积的失语状态。不少作者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有意避开历史或现实生活中激动人心的东西，这种情绪的蔓延感染，使散文失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当代意识，于是他们对于生命和生活本质的探求，必然只能停留在浅层次的阶段，从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主体价值的表达，余艳的写作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反拨，由此体现出了她的散文写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余艳的这种写法，我认为是中国文学传统中载道传统的恢复，她不过是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加以呈现的，这就是关于革命浪漫主义的重写书写。余艳的散文创作告诉我们，中国文学中有历史的根系，中国的历史中有我们文学的根脉，这既是文化上的，也是题材的和内容的，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虽然我们的散文前辈们，比如林语堂告诉我们：“（散文）可以说理，可以抒情，可以描绘人物，可以评论时事，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以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我想，这不是不可以，但是，载道的传统依旧是中国文化和写作的主流和主要的呈现方式，从古人讲究的“文辞，载道之车。……文辞者，艺也；道德者，实也”，一直到“欲救亡兴国，必先新其政治（新政），欲新其政治必先新其道德（新民），欲新其道德必先新其文学（新诗、新文、新小说）”，说的是一个意思。比如就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人们讲求的启蒙，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创作必然走一条政治化的道路，即五四以来的文化本身就是政治化的，政治化早早就已经成为诸多有责任的作家所恪守的信条，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作品和理论的阐释。五四时期的诸多的优秀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完成政治革命，必须彻底摧毁旧政治的基础，而这新旧信仰的一立一破便成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文学作为新旧信仰的主要载体就成了这一立一破的具体对象。也就是说，在这点上，五四以来的有责任心的作家从那时起，就自愿地不断地将政治纳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并努力使之成为主要的形象和内容，因此他们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契合的，即使许多人认为他们每个思想、每一感觉都与一种逃避绞缠在一起，也是如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社会在个体精神的建设中就表现出一种同构的倾向，并表现出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这些是文化上的，而与之紧紧对应的就是中国大地上渐渐成燎原之势的中国革命，中国的万千民众的革命实践也是与之相契合的，由此也促进了余艳散文中政治文学化或者文学政治化的书写方式。

所谓政治文学化，指的是文学上的政治判断与文学审美判断的重合和统一，余艳就是在自己的散文中依靠这种文学审美上判断的力量来强化作品的政治判断的，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化特色有关。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在整个文化中的角色，相当于其他民族的哲学甚至是宗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而政治文学化倾向，也是一直延伸到治理国家的政治事务中去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文学修养，以及与之相关的审美修养、道德修养便成了文学实现至少是参与政治事务的先决条件。因此，余艳在自己的散文中，依据中国的这一文化传统，通过对笔下的人物的抒写，把其中人物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审美意义，以及关于所写人物的生命的选择和走向，与革命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这便牵扯到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意义和道德属性的基本判断。在一般的理论看来，当作家把某一个人物判定为政治上的反动派时，他同时必定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同样，当某人被界定为政治上的革命派时，他同时必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这在判断一个文学作品的高下是有一定问题的。而余艳也很好地避免了这一点，将自己笔下的人物最终定位到一个“人”身上，使得笔下的人物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体现出人性的复杂和局势的变换，她的写作在完成一种完美化人物的理想中，也从更多的层面实现了人物多层次的抒写，可以说，余艳在载道的基础上，在革命浪漫主义的恢复中，完成了一个更加贴近人本身的写作。

诚如上面所言，余艳散文中的载道和现实主义体现在她文章中贯穿的一种革命地区人们那种虽然心态不同，形态不同，但其共同的、共通的基本要素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望初心》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识才是其散文创作的核心与灵魂。有时候我想，王侯将相我们并不缺少相应的作品，但对于民间民众革命性的起源和实践的探寻，对于中国革命的原初观念、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中国革命的理想的当代阐释和深度转化，在散文创作中是一个缺失，而这恰恰是中国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必须，这点让地处革命发源地的湖南作家余艳发现并抒写下来了，她笔下的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她笔下的革命民众也是和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余艳用文学表现那一时期民众的革命意识，表现它的革命生活，余艳通过这些人物和自己的文字，使文学和革命的历史建立了本身就具有的紧密联系，并且用一群女性和几个家庭反映了那个历史，印证了那段历史，映照了那段历史。记得俄国著名作家果戈里在《关于普西金的几句话》里就曾指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革命精神本身。”而在那个时代的民族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革命意识，这也是余艳在《守望初心》中所要写的，可以说余艳在用对革命性的把握来对民族性进行把握，通过对民族心理来阐释革命的合理和合法性的具体内涵，她写出了农村革命者的生活和世界，也是在写出中国革命的历程和辉煌与苦难。那么，如果说文学创作中有一种高境界，对于革命中一些基本的问题重新探入、梳理与思考，本就是高境界中的重要一种。

总之余艳的散文，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当下写作视野如何宽阔的问题，如何从更丰富的层面去描摹风云的变幻、时代前进的足音，去抒写作家的主体审美体验，能更冷静、更透彻地去体验生活，反映生活的巨大问题，因此，余艳通过自己的散文写作实践和努力，为中国散文的推进做出了自己那一份特有的贡献。

王冰，鲁迅文学院培训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蓝皮书：中国文情报告》编委。曾在《南方文坛》、《文艺报》、《名作欣赏》、《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发表大量文学评论作品，主编有《才女书：百年百人百篇女性散文经典》，散文理论专著《散文：主体的攀援与表达》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散文理论专著《集体的光亮与个体的无名——“现代性”景深中近十年来散文创作图谱》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