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社会效益与出版品牌相辅相成

社会效益考核是一种有益的价值指向，它指向了出版行业存在的意义——用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来塑造人。因此，倘若忽视社会效益考核，仅看重经济效益考核，对出版行业的发展方向将是片面的引导。众所周知，在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下，往往是考核的那个方面会较快发展。因此，着重对社会效益的考核，可以让出版人牢记出版的使命。

就出版社内部的考核而言，能够量化的就量化，不易量化的指标，可以尽量找到相对客观的主观评价。能够量化的指标包括差错率、出版导向、社会评价等。首先，社会效益考核不是对某本书的考核，而是对整个出版机构的考核，因此可以对机构的全部产品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其次，社会评价的指标可以量化为媒体曝光率和获奖情况，举例来说，“国际白金星质量大奖”作为非常重要的世界级奖项，其标准就是搜取各个行业的企业在媒体上广受好评的高质量产品，商务印书馆曾两次获奖；就获奖情况而言，要以国家认可的奖项作为评价标准，而不是任何奖项都可以，实际上评奖本身就有着分类指导的作用。此外，还应将科研成果和学术成果的引用率、公共图书馆的收藏率作为重要的指标。

出版机构提高社会效益和打造品牌之间息息相关。品牌是企业独特的价值认同，如果能够形成独特的品牌产品，并为读者所熟知，那么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相反，仅仅跟随市场而没有品牌定位，也就没有相匹配的编辑人员，出版质量就难以提高。企业发展到最后，比拼的是品牌。

就此，近年来商务印书馆主要在3方面发力。一是学术文化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事关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建设。可以说，学术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高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体现着我国人民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是重要的成功实践，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大众文化建设，这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广度。目前我国劳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这个基础的缺失会影响高度的建设。三是传统文化建设，这代表一个国家文化的深度。在我国加快现代化脚步的进程中，大量的乡土文化面临困境，需要去保护。真正的文化，其实一直扎根在乡土之中。一个国家文化的根有多深，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