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版“走出去”进入新阶段

回顾新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我们根据每一阶段的特点，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自发“走出去”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我国出版业根据对国家开放战略的理解和出版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自觉迈出“走出去”的步伐。由于当时行业的整体实力较弱和经验不足，迈出的步伐并不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和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组团参加国际上最具规模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参展规模较小，却也让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出版物有所了解。1986年9月，由国家科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的首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举办，当时参展图书和交易版权的主要是科技类图书。1996年8月30日至9月6日，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改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署、国家科委、文化部及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仍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承办，参展的图书品种和交易的版权内容极大扩展，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对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走出去”的重视。不过，当时我国出版机构参展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出版物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因而参展规模不大，相比较2018年第二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盛大规模，自然是无法同日而语。21世纪以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规模迅速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国际书展之一。

在这一阶段，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逐步开展起来。1979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就共同出版《中国的旅行》达成协议。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件新生事物。笔者所在的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成为实体并迁址桂林后，与日本濑田社开始合作，启动《名家画桂林》的出版选题和组稿。

我们之所以称这一阶段的出版“走出去”为自发阶段，主要在于当时出版业并没有把“走出去”提升到国家文化发展的高度来提出要求，出版业的国际交流基本上停留在版权贸易的一般业务层面上，中国内容输出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出版物市场需求。这一时期的版权输出，大都是旅行、艺术、中医、养生等选题，输出地区集中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输出到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数量最多。

出版“走出去”的第一个阶段一直延续到2002年。我国图书实物年出口总额接近2000万美金，可是与总价4亿多美金的进口图书相比，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例为20∶1；版权交易引进输出比例为15∶1。尽管逆差如此之大，我国出版业毕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为其后提速“走出去”打下了基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从2003年6月起，中央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一直到十八大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二、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提速“走出去”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我国出版业资本“走出去”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我国出版业提速“走出去”阶段。在提速“走出去”阶段，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图书实物出口增加了4.62倍，突破1亿美金，进出口贸易逆差比例缩小到4∶1；版权贸易引进输出比例缩小到1.7∶1。在扩大版权输出规模的同时，出版业着力促进版权输出区域、内容、语种和形态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贸易逆差有了巨大变化。我国从美、英、德各国年度引进版权数量通常在300种左右，2001年输出到美国的版权只有6种，2006年即增长到196种；2001年输出英国的版权仅1种，2010年则达到178种；输出德国的版权2001年为9种，2006年即增至104种，逆差明显缩小。

在这一阶段，国家出台了三个重要政策，有力推动了出版物版权“走出去”。第一个政策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这一计划引起国内外出版界的关注，有效激励了跨语种版权贸易，标志着对中华文化、学术著作进行跨语种翻译出版的更多支持。第二个政策是2009年“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这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升级版”“加强版”，是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步伐的重要举措。该工程以资助系列产品为主，不仅可资助翻译费，还可资助图书的出版及推广费用。第三个政策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主导，到2015年共资助了2929种图书的海外翻译出版。出版业“走出去”的提速之所以得以实现，与启动出版体制改革分不开，与许多出版机构热烈响应中央关于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号召分不开，与出版业内容创新和整体能力的提高分不开，也与国家专项政策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