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永清：理解时代精神 做深主题出版

编者按：4月26-27日，首届主题出版学术研讨会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本次大会以“思想引领时代——主题出版的使命、特点和趋势”为主题。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称“人文社”）社长臧永清发表主题演讲。

对出版工作者来说，每个人都要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但是，在这方面做出精品、做出特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要做好主题出版，必须要正确理解时代精神，必须做深做透。

正确理解时代精神是做好主题出版的前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能否准确捕捉和正确理解时代精神，是做好主题出版的前提和关键。回顾历史，看看过去的主题出版是怎么做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充满热情，社会各界洋溢着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气息，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此时，出现了一大批反映这一过程的文学作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平原烈火》，还有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还有反映新中国建设发展过程的作品，如《创业史》《青春之歌》等。当时的新中国，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也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作品，如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团圆》等都引起强烈反响。

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回顾、反思新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成为时代主题，所以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涌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古华的《芙蓉镇》等一大批优秀作品。此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都是反映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在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思潮，是寻找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开始，《白鹿原》《尘埃落定》等经典文学作品可以说就是在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下完成的。

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为何很多宣扬厚黑学的官场小说都成为过眼烟云？因为它们反映的是片面的、负面的现实，像清朝末期的黑幕小说一样，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真正能留下来的很少。所以只有理解和把握时代主题才可能写出好作品。即使是服务于某项具体工作的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深刻理解时代背景，根本无法具备思想的深刻性，会变成简单的政策解读，背离了主题出版物创作的初衷。

人文社关于主题出版探索的“五部曲”

人文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文学专业出版机构，是文学出版的“国家队”。对人文社来说，做好主题出版是天然的责任与任务，是人文社重要的使命和担当。今年是人文社建社68周年，在这68年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人文社出版的主题图书，影响了几代读者的精神生活。人文社是如何做好主题出版的呢？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点：

第一，社领导高度重视是前提。人文社的很多前辈为主题出版物付出了大量汗水和心血，时任社长冯雪峰亲自抓《保卫延安》，与杜鹏程彻夜长谈，就作品修改和提升充分交流意见；时任副社长巴人在翻阅自然来稿时，发现一部署名“浩然”的书稿《喜鹊登枝》写得很不错，便担任责任编辑，在10天内连续写了3封信与作者商谈出版事宜，这也是浩然走上文坛的第一步；编辑龙世辉花了3个月时间为《林海雪原》修改润色，最终使之达到出版标准；韦君宜约稿组稿，才让莫应丰的《将军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竹林的《生活的路》得以出版。一直到现在，人文社在社领导层对主题出版高度重视，并亲自抓选题、联系作者，经常性地强调和过问相关作品的出版进度。

第二，在服务党和国家大局方面从不缺位，在关键时间节点上从不缺席。在每年年度选题计划和月度选题计划中，人文社都将主题出版放在首位，要求编辑主动寻找、策划合适的选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人文社出版了《五环旗下的中国》；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人文社第一时间组织力量编写了诗集《有爱相伴》；在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策划出版了“新中国60年60种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出版了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圳报告》，以及反映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天开海岳——走进港珠澳大桥》。可以说，在党和国家重要的大事要事面前，人文社的身影一直都在。

第三，立足长期筹划，避免急就章。对于重点作家的重点作品，人文社都会提前联系、提前介入，充分参与到作家创作的过程之中。军旅作家王树增在创作《长征》时，人文社提前2年与他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他创作《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他提前4、5年时间就开始搜集资料，人文社的编辑也经常与其沟通，甚至帮助他寻找资料、核对史实。只有长期筹划，作家经过认真思考和打磨，才能确保作品的艺术水准。人文社有很多主题出版图书，都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出版政府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与人文社长期筹划、重视作品的艺术性是分不开的。

第四，抓主题出版，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人文社要求出版的作品一定要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真实反映时代和社会的生活变迁。在上世纪50年代，人文社出版的大量“红色经典”图书，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如柳青的《铜墙铁壁》、杨沫的《青春之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人文社《当代》杂志的前辈秦兆阳，是现实主义的坚定倡导者。路遥的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被反复退稿，最终意外地收到秦兆阳肯定的长信，这部小说在《当代》杂志发表后荣获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路遥也从此为广大读者所知。现实主义一直是人文社和《当代》杂志坚持的首要原则，近年来，人文社出版的周大新长篇小说也是一例，他的《曲终人在》是党的十八大之后第一部反映官员精神生态的长篇小说，入选了当年的“中国好书”和国家出版政府奖；其在去年出版的《天黑得很慢》是国内第一部关注老年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涉及的老龄化话题引起众多媒体和读者的关注。

人文社出版的经典主题出版物

第五，对于主题图书，在出版的各个环节都应该更加重视。主题图书在人文社是重点产品，人文社会配备优秀的编辑、美编和校对人员进行精心打磨，像王树增的《长征》和《抗日战争》，它们的封面设计两度荣获国家出版政府奖，这正是对人文社美编辛勤劳动的充分肯定。在主题图书出版后，也需要认真做好宣传和营销工作。优秀的主题图书不仅能获得良好的口碑、荣获各种奖项，更应该是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应该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林海雪原》就是一部销量巨大的主题出版物，在上世纪50年代的销量就高达上百万册。人文社近几年出版的主题图书，如王树增的战争系列，累计销量早已超过100万册，也是很好的例子。

作为出版工作者，主题出版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负担，而应该成为我们的日常工作以及创意和选题的源泉。在正确理解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做深主题出版，出版能够真正记录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文学经典，让真正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这是每个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