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群聊“网格本”

继十小时大型直播活动“开卷品书香——世界读书日特别节目”成功举办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再度联手，共同主办大型网络直播活动“中原作家群聊‘网格本’”。本次直播总计观看量高达201.4万次，“中原作家群聊网格本”“我记忆中的网格本”双话题总浏览量破千万次。

本次活动由总台主持人张泽群主持，邱华栋、冯俊科、柳建伟、李洱和梁鸿五位作家共读人民文学出版社镇社之宝“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回忆“俄国诗歌的太阳”

北京大学教授李洱说，普希金对于俄语和俄语文学的贡献，远远大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现代俄罗斯人比喻式的、诗歌式的语言传统源于普希金。中国的中学生大都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因为这些诗“比较简单、浪漫、纯情，”充满“浪漫的、青春的气息”，但他本人更偏爱《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诗体小说被称作“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在十六七岁上接触到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大量诗歌，他坦言普希金对他的影响是个“基础烙印”。因为喜欢普希金，柳建伟了解到更多关于普希金的信息。柳建伟提出，如果说到各个国家的文学执牛耳者，在中国是屈原，在英国是莎士比亚，在俄国就是普希金。

第六届北京文学奖得主冯俊科对普希金的一见钟情源于最经典的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冯俊科最欣赏普希金诗意的语言，这种诗意的语言不仅运用于他的诗歌中，也运用于他的小说中。

获得外国文学的滋养

邱华栋说：“作品写的是人类普遍的经验，但是每个生命个体读书的时候唤起的是个体的经验，通过阅读我们不断赋予它生命力。”列入“网格本”文学作品之所以部部是经典，就是因为它可以让“每个生命个体跟它发生联系，赋予它一种新的生命，同时又保持它的基本原型，我们的情感原型、人物关系原型、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活原型，这么一代代传下来”。

已经创作了近十部小说的冯俊科对“经典”有独到的理解。他说，阅读同一部经典作品，每个人的感受因人而异。经典“因人不同”，因为每个的“路子”不一样。冯俊科的最爱是《静静的顿河》。从人物的形象，从顿河的风土人情，一直到那个历史时期顿河流域人民的生活，《静静的顿河》他看了三遍。

柳建伟提出，阅读经典有一个年龄段问题。他在十六七岁时开始广泛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最早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年轻的时候适合读这种“提劲的”。如果一上来就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恶魔》，可能就会扎错了根，如果一上来就读暮年回顾式的作品，比如《尤利西斯》，可能火候不到。这些作品都需要“稍微成熟一点才能读”。

李洱说，读经典名著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很多民俗，比如“饯送花神”。芒种的时候是很多地方收麦子的时候，又是很多地方种稻子的时候，这时候花谢，所以林黛玉的《葬花吟》里唱“花谢花飞飞满天”，曹雪芹编造这样一个民俗，其中包含不少意味。这是伟大作家才能编造出来的知识性民俗。如今，“饯送花神”已然成了芒种的一个项目。李洱由此得到启示，“当我写小说的时候，我的小说里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知识，有时候会做一些虚构，这些虚构是为了显得非常有情趣”。“看世界文学也好，看中国文学也好，看经典也好，对创作很有启示，它既是临帖的过程，也是不断激发信心的过程，这个太重要了。”

文学需反映与作用于现实

十二年前，作家梁鸿以自己的故乡为蓝本，写作了《中国在梁庄》，具体而微地表现了中国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迁。目前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梁鸿以连线的方式参与了活动。梁鸿说，从农耕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潮流，但是作家关注的不单单是潮流本身，“同时也应当关注在大的社会潮流之下个体的命运，以及在个体命运背后整个文化的样态，以及这种文化样态对于个体的人性产生的影响”。所以，梁鸿认为，“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特别需要作家的参与，作家应该有责任把它书写出来。”

冯俊科说，文学来自一定的时代，来自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永远比文学更精彩、更复杂、更动人，所以作家一定不要辜负时代，一定要深入现实去汲取创作的源泉。冯俊科一直赞赏契诃夫的一句话：“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他认为：“我们现在写东西要反映社会的本质，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忆，把规律性的东西通过文学形式反映出来，来影响社会。”

据悉，“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经典名著的大型丛书，因为淡绿色的底纹和金色的网格线设计，被读者亲切地称为“网格本”。2019年网格本全面升级，现在已经出了147种17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