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有关中国文坛几位泰斗级人物的新书“亲历大家系列”,包括《我知道的冰心》《我亲历的巴金往事》《我认识的朱光潜》，一面世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名家大师是文坛关注的焦点，目前文坛各种大家的访谈录也很多，但这些作品大多浅尝辄止，有的甚至以讹传讹，而内容翔实，史料精当的不多。这是因为对文坛大家的思想性格了解和把握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访谈和交往就做到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观察、思考。一般人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吴泰昌先生则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吴泰昌长期担任《文艺报》的记者、编辑、副主编、主编，与文坛大家保持密切联系是他工作的职责之一，他和上述三位文坛大家交往时间最短的也有30多年。
吴泰昌与巴金、冰心和朱光潜都有过亲自接触。作为“文坛老祖母”冰心的“小读者”，吴泰昌与冰心先生的近距离接触是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开始的。1978年，他作为编辑登门组稿，日渐频密的交接，持续了20多年，直到冰心先生辞世。这一段生活经历是有历史见证人的。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邓友梅先生说：“泰昌是我的老朋友，他写的三位老先生我都很熟悉，特别是冰心老太太，我管她叫妈。作者我认识，被写的人我也认识，我就觉得这书写得真是难得地好。可以找到比他写得更好的文章，但写得那么具体、那么亲切、那么形象的书很难找。”
吴泰昌由于工作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巴老有了接触。吴泰昌先生根据往来中的感性材料，和书信、题赠、签名书籍、合影等实物资料，写成此书。作为北大学子，吴泰昌先生当年曾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课，还在朱先生家中享受当面辅导的“礼遇”。80年代，在长久逆境下煎熬的朱光潜先生，通过《谈美书简》《新科学》等论著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吴泰昌在那时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又得以和朱先生密切往来。
吴泰昌先生是文坛的有心人。他参加种种私访聚会或亲历文坛盛事，总是随身带着小笔记本和相机，加上多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日记可供查阅和征引，这些都构成了他回忆文坛大家时极为丰富、珍贵的素材，也保证了记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本书就是根据这些亲身交往中的往事，结合往来书信、题词以及自己的日记和照片资料等实录实物，撰写的回忆片断结集：冰心、郑振铎等先生以人名对对子的游戏，让人笑思其绝妙；冰心与巴金两位老友因身体原因不能见面，巴金特地从上海托吴泰昌捎面包给冰心，让人感触颇多；由白杨、赵丹合作的《红楼梦菊花题咏诗意图》，引出冰心、赵朴初、吴组缃、沈从文、夏衍等诸多文坛巨子的唱和，堪称一大盛事……
吴泰昌表示，写作此书，希冀表达“一个读者、一个谛听过巴老教诲的文学界的晚辈，对巴老的一片崇敬和感激”。吴泰昌先生所记录的既有重大活动，也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为纪念老舍先生85岁诞辰，巴金抱病赶写了《我敬爱的老舍同志》；茅盾先生病逝的消息传到巴金家时，吴泰昌先生正好在场，将巴金深沉的哀痛记录下来；巴金为改善沈从文先生的居住条件，专门给胡乔木同志写信，向胡耀邦同志谈起此事，在沈从文先生新寓所两位老人见了最后一面……
在《我认识的朱光潜》中，吴泰昌先生梳理了朱光潜先生当年参与创办《文学杂志》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朱先生《诗论》新版出版的经过；介绍了朱先生编著《西方美学史》的前因后果以及朱光潜先生与朱自清、沈从文、叶圣陶等先生的深笃友谊。这些珍贵的记录，既有相当高的学术史价值，又让读者感受到了大师们的生活情态和人格魅力。
根据这些素材，吴泰昌写过很多回忆文坛往事的文章。对于吴泰昌的这类文章，钱锺书曾称赞其“兼有史料价值和轶事笔记的趣味”，吴组缃看重其“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的描述”，孙犁推许其“文字流畅，考订详明”，冯骥才认为这是“将来研究这位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珍贵难得的材料”，说吴泰昌为“下世纪的文学史家派到本世纪来的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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