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弄堂女儿的情与爱

每一座城市都为它的书写者提供着历史、空间和故事，如同人们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他们的小说托付于这样开放而繁闹的空间——都市。在这其中，上海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和意义。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深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其历史不是舞厅酒吧、浮光掠影的夜生活，不是波涛汹涌的革命热潮，而是琐细平凡有质有感的日常生活，因此她走进上海市民的世俗生活，为上海书写着传奇；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则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因此，她带着对上海走出与重新认识的过程，书写着上海的风情和内在品质。备受瞩目的《长恨歌》，以一个“上海小姐”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也写出了女性与都市、历史之间的精神联系。

王安忆说：“《长恨歌》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悲剧，其实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王安忆将目光锁定在一个女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并借其生命本真形态展示都市、历史的面目，她用“王琦瑶”的悲剧命运书写着上海的历史变迁，书写着上海这座城市难以言说的风韵和沧桑感，一个小女人的情爱故事在上海这个充满风情的大都市里，似乎微不足道，但上海的风情和内在品质却是在王琦瑶这个小女人的心理积淀中逐渐浓郁和清晰起来。

都市 弄堂 需求

在王安忆心目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女性是这座城市的影子，是这座城市的代言人，更具有象征意义。女性的生存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的联系能更深刻地向人们展示这座城市。王安忆在《长恨歌》中选中了这个女性的代表——王琦瑶。

1946年的上海由沦陷到光复，又是另外一种繁荣景象，剧场戏院，说不尽的旖旎浪漫，但还有什么比选拔“上海小姐”更能显示这座城市的时髦与风情呢？年仅17岁的王琦瑶参加了“上海小姐”的选美，并一举攀上第三名，登上了“上海小姐”的宝座。她生于平常人家，却不甘于平凡。正如王安忆所说：“王琦瑶是上海千门万户、里巷弄堂中常见的女儿”。“弄堂是上海的芯，星罗棋布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生命；流言是上海弄堂的气味，细密软绵地渗透在这个芯里；闺阁是这个城市的体态，柔软美丽而且又古老又摩登；鸽子是弄堂的精灵，它温情体恤又自由，城市因它而生动。”弄堂、闺阁、流言、鸽子，王琦瑶如梦如幻的生活便在这样的环境的土壤中生长起来，并影响着她。

少女时代的王琦瑶，这段时光对她来说是最富有独特意味的。那时，她身上散发着一个优秀、出众少女的人生风采，女朋友吴佩珍、蒋丽莉从内心深处崇拜她，呵护她，追捧她。程先生，她人生的一道独特风景，是他拍的照片让她成为“上海淑媛”；是他的策划，让她顺利地成为“上海三小姐”；他爱着她，让她领略到了少女的初恋，享受到初恋的激动与幸福。然而上海人是生活在“世道的芯”里，虽然阶层不同，但某种对“精致”生活的追求是一样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王琦瑶似乎更明白“与子偕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历史就是一段传奇，更何况1948年，局势分外的紧张，拥有一个自己的家，一个温柔富贵乡，才更是一个女人的需求。

王安忆曾说过：“在这个过分现实化物质化的世界，我觉得爱情太虚幻了，太没有可靠性，太保不住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反而使一些有交易有前提的感情关系得以成立。”王琦瑶面对李主任的权势、追求，做了一次空间性的位移选择：从父母家而至“金屋藏娇”的爱丽丝公寓，割断了她从前一切社会关系，她的女朋友和与之有爱情的程先生，并且今后要在无限的等待中挨过每一寸光阴。她甚至省略了过程和仪式，当她献出女儿身时，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妻子，而生命在踏入爱丽丝公寓的一刻起似乎就已经凝固了。这是她一个典型上海弄堂女儿的情感婚恋的选择。她拒绝缥缈的爱情，在爱情与夫妻恩义间，她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后者代表的是生活稳定、可靠的保障，她依附于李主任，也并非仅仅贪慕荣华，同时也在追求一个女人真实的落定。

时代 生活 情感

时代转轨，社会更型，王琦瑶的人生境遇也由高峰跌入低谷。在新旧政权交替时，王琦瑶搬出高贵豪华的爱丽丝公寓，辗转于邬桥乡下。而炽热的“阿二”的心唤起了她城市的旧梦和新梦——她的心从来没有忘记和离开过的地方。人们对生活的追求总是和欲望的满足联系在一起，对一个地方的认同也总是会和个人的情感生活有联系。对上海的怀想，出自王琦瑶的意识，不管时局如何动荡，王琦瑶还是得回到上海，她的上海，一切得自于上海的创痕必须成为她继续在那个城市存活的条件。

一个有着梦想的小女人是无法与她的出生地割断那种血脉相连的联系的，何况这个小女人是王琦瑶，这座城市是上海。

由繁华的都市转到淳朴的乡村既而又回到繁华的都市，王琦瑶不仅疗养了损伤疲惫的身心，更重要的是她以一个女性的视角看到了女性于这个都市、历史中的另一种活法，升华了境界。

比起“上海小姐”的经历和身份，王琦瑶于这座城市中更大的传奇性是她进入平安里以后。作为“上海小姐”，她的出场不仅使城市生活的“氛围”、“细节”得以形成和展开：午后的派对，咖啡的幽香，闺阁的流言，都因为她的“出场”而得以浮现，而且还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对“昔日”的联想……在人们看来，这个本已为历史所遗忘，再也不能整合到新的秩序里去的社会边缘的女性，却在逼仄的充满了油烟的空间里，出演了一幕幕比“秩序”中人更为“丰富”的人生戏剧。

20世纪50～60年代，并非是一个波澜不兴的时代，其时上海和全国一样经历着许多“惊心动魄”的时刻。而王琦瑶这样的上海女性对日常生活的兴趣超出了对时代风云的关注。与日常世界相比，政权的更替，那些重大历史转折，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变迁，都只是作为一种她们生存的背景而存在。

王琦瑶这样的女性对于政治来说都是“边缘人”，她们的本能致使她们进入了宁静的一隅，有滋有味地经营着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小天地。也恰是她们对外部世界政治湍流的懵然无知，使得她们的方舟竟然平安地闯过了1949、1957、1966这些不同寻常的年份。王琦瑶的生活场景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凡俗的日子，无论其艰难还是平淡，一波三折还是秋水无痕，都不曾被政治生活直接决定，她对历史不曾发生过什么作用，她只演绎属于个人的历史。

解放后的王琦瑶，漂泊无依的生活使她滋生了感情和家庭的需要。从爱丽丝公寓到平安里小屋，王琦瑶的爱欲心没变，但平常心取代了繁华梦，她决意顺从生命本能欲求做人，作普通的上海女人。不图虚名，只活自己，让情感日常化、生活化，同时尽可能的罗曼蒂克化，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王琦瑶的生存理念。王琦瑶与康明逊由情生爱，由爱生怨，康家因王琦瑶“交际花”的过去拒绝她，康明逊无法明媒正娶。两人的情爱纠葛，虽无奈却也喜欢，几次缠绵，王琦瑶竟怀有身孕，而这样的惊险却也是她一人毅然扛下来的，或许为的只是“我会对你好的”这句“肺腑之言”。王安忆认为“义”是人类情爱深处的最美好的人性。使人追求着一种纯粹精神上的爱情，渴望彼此之间拥有相濡以沫，不掺杂任何功利条件的圣洁情感。由于王琦瑶心中有了这样的情感，她不仅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而且还呵护着感情脆弱的男人。

变迁 欲望 悲剧

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又成了繁华都会，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一切都好像旧梦重温，可一切却又都变了样。王琦瑶迫于青春的逝去，老年的逼近，总是试图抓住一些可能留住青春的东西，晚了40年的都市舞会，激起了已“美人迟暮”的她拽住青春岁月衣角的热望。在形形色色的派对上，“她是靠深藏而久远的魅力——很大程度根植于记忆上的魅力，慢慢地折服周围的人，而许多人并不是被她的美艳惊动的。她的得体、优雅、沉稳必须连同她当年所制造的盛况才能够得到人们认可”。

在这闹闹哄哄的怀旧潮中，这个昔日风光一时的“上海小姐”按捺不住对爱情的追索的心，不顾自己57岁的年龄爱上只有26岁的老克腊，产生了一段畸恋。而对她来说，老克腊只能是把她带回到40年前去的道具，而不是和她一起上演40年前“戏剧”的男主角。她跨越30年的“距离”谈情说爱，只是缘于她一辈子从没有在“爱”字上得到令人满意的结局和她原始的欲望，即使是爱的伤痕累累。然而，随着老克腊的离去，王琦瑶也失去了最后一点生命的依托。

欲望是女性生命的一个焦点问题。作家余华曾说过：“我更关心一个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合理欲望的实现能够激发生命的勇气，带来生命的满足，并且能够让人充满生的希望。但过分的欲望索求带给人的可能是苦痛甚至是灾难性的毁灭。王琦瑶——上海独特的文化造就的女性，使她对上海有强烈的认同感，它深入她的骨髓，变成她的生活方式。她没有看到在纯真岁月里的爱情在权力、金钱至上的社会规则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人类情感本身所具有的那份真诚与纯洁的天性已被形形色色的利益异化和污染。当她那一匣子金条的诱惑超出了她“迷人”的外表时，她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王琦瑶——上海弄堂的女儿，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象征着上海的一点：爱丽丝公寓中由自信和经济实力开辟出的寂静与落寞；平安里细烟弥漫的弄堂里的市民生活的芯子；柔和的灯光、咖啡的香气透出的城市的优雅。她早年的风光，中年的落寞挫折，以及在新时代的“梅开二度”，展现着她这样上海女性典型却常见的人生图景，她们被上海塑造着，却也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底蕴”，她们的存在是这座城市的存在，是这座城市生活史的见证和性格的化身，她们与都市、历史的联系是天然不可分割的。

（作者：曹丹 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