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安忆将“红颜薄命”融入《长恨歌》，并且突出了这个“薄命”的个性因素以及受工业社会影响的因素。她指出现代社会的“时尚”承载了商业社会男性欲望的想象和消费，而这却逐渐与四十年前相叠合。这种现象揭示了新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一部分女性开始从新获得的社会角色向旧有的女性角色逆向游移。
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安忆的创作不仅是对男权中心的反抗，更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探寻。王安忆从女性的独特经验出发，潜入人性深层，对现代文明、人的本质进行深刻的质询。”很多作品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探寻现实的物质关系，着力表现成年女性在商业社会中的焦躁、沉沦乃至堕落。其中内容涉及女性对男性象征秩序的迎合以及现代工业社会女性角色的分化等问题，为我们分析和认识性别的社会构成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本文以《长恨歌》为主要分析对象，旨在通过书中对女性的性别遭遇和心理历程揭示：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和象征秩序对女性的诱捕、限制和排斥，因此，要消灭性别歧视，唯有消除文化体系中的男权语言规范。
一、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
关于女性沉沦与堕落的描写，在以往传统文学中有“政治”和“伦理”两种模式，前者有我们所熟悉的社会解放程式，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作品描述那些在旧社会遭受欺凌的弱女子解放后翻身做主，结束了不幸的命运。它把女性在权利制度上应有的保障与男女平等等同起来，其实是以阶级意识取代性别意识，将原有的性别内容遮蔽起来。而后者则主要是传统的“诱奸”故事，在《雷雨》、《苔丝》、《复活》等这类作品中，“无产阶级女子”总是受到“资产阶级恶少”的引诱而失身，从被玩弄到被抛弃，女主人公不是亡命丧生，就是误入歧途，从而构成悲剧。
王安忆的作品也表现女性的沉沦与堕落，但她对主流历史进行了一种有意的疏离，使小说得以在一个女性视阈里展开，因而保留了更多的性别内容。另外，她也没有将沉沦与堕落简单地视为因偶然失身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她从女性自身的价值出发，寻求和确立她们存在的意义，从女性自身的意愿和选择上把握人物性格，揭示了渗透于她们性格中的内在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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