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史》，高放等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清末宪政史》这次再版前，我对全书又进行一次统修。这次修订除了改正更多原书中排印的错字外（原书1993年出版后刘文源同志改正过一次），还修改了一些章节的标题，订正了有关地名、人名、年月日的差错，统一了书中前后不一致的说法和资料等。更重要的是在论断和观点方面有以下几处修改。

第一，书名由《清末宪政史》改为《清末立宪史》。一字之改有天壤之别。清末确立过两部宪法，即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和1911年《宪法十九信条》。然而二者都没有真正付诸实践，都没有实现君主立宪的宪政。清末是有立宪而无宪政，只有咨议局和资政院的初步试验，所以改为《清末立宪史》是准确的、恰当的。

第二，改变了对清末新政的看法。原书第三章第二节标题是：清政府故作“变法”、“改革”姿态，现在修改为“清政府被迫开启变法，推行新政”。在这一节的叙述中曾经说：新政“实无实惠可言，反而大大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实际是一种苛政”。现在改为：“对中国人民来说，虽然从新政中得到实际好处，却又增加了社会负担。”我现在认为以往把新政说成“是一种苛政”有失偏颇。应该说清政府从1901-1911年所推行的新政是在新世纪新形势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新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制方面均取得新的成就，只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而终遭失败。

第三，改变了对立宪派的看法。原书在“前言”中对立宪派的君主立宪制主张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如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具备英国、德国和日本当年转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客观条件，立宪派大力鼓吹和要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图谋，乃是建立在一厢情愿基础上的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论断未免过于绝对化，当今看来有失偏颇。如果立宪派的主张纯粹是幻想，怎么能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长达十多年之久，能把几十万、几百万群众动员起来参与争取君主立宪制的活动呢？现在我把上述那句话修改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完全具备英国、德国和日本当年转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客观条件，立宪派大力鼓吹和要求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的图谋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是不易取得成功的。”另外我还把“前言”中所说的向顽固派乞求和平让权“只能在彻头彻尾的幻想”，修改为“是难以得逞的奢望”。这样说法我认为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第四，原书第十三章标题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清末立宪骗局的终结，现在把下半句改为“清末立宪拖局的终结”。把“骗局”改为“拖局”，一字之改大有讲究。客观、公正地说，慈禧搞预备立宪不能完全说是骗局。当时要从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可以说是历史大势所趋，群众民心所向。慈禧实行预备立宪是被迫、被动的，她不情愿、不甘心放弃君主专制，但是又很无奈、很沮丧，不得不采取预备立宪方案。她只好尽量找借口拖延时日，要从1908年拖延到1916年才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结果拖到1911年封建君主专制的大清王朝就被革命人民奋起掀翻了。所以用“拖局”比用“骗局”更贴切、更准确。与此相关，本书前言中有一句话说：清王朝从1905年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立宪’丑剧”，在修订中我把其中的“丑剧”改为“杂剧”。

第五，对顽固派、保守派的看法也作了修改。原书“前言”中曾经这样说：“保守派即使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但困兽犹斗，仍然交替使用镇压与欺骗两手，千方百计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在修订时我把其中“但困兽犹斗”这句话删去了。因为保守派到最后关头并没有“困兽犹斗”。当它已无法再使用镇压与欺骗两手来保住自己统治地位时，并没有兽性十足，顽抗到底，而是人性犹在，明智地接受妥协方案，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皇帝退位，交出政权，换取革命派承诺给予的保留皇族优厚的生活待遇，继续住在紫禁城内的条件。这样就避免了汉满民族分裂与恶斗，维护了民族团结与和解。“困兽犹斗”，语出古书《左传·宣公十二年》，原意是：野兽在困境中还要搏斗；人比兽强，所以在困境中更要艰苦奋斗。然而人又比兽灵，如果他明知已经陷于绝境，有的人就会明智地不再作垂死挣扎，而会另求生存的活路。清廷保守派既然最后退让退位，不再顽抗，所以不该说它“困兽犹斗”。

此外，我在书中改变了对义和团运动的看法。我们肯定了义和团运动中所包含的中国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坚强意志以及“中国人民的铁拳终于粉碎了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但也指出了其崇尚迷信、盲目排外的成分。

在修订之外，我还特意精心为全书增写了长达约8万字的最后两章，即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第十四章：清末立宪的性质是自上而下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的专制改良，这种改良之路走不通，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而不同意当今学术界有人完全肯定专制改良、全盘否定辛亥革命；也不同意有人把清末立宪定性为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在这一章中我重点总结了清末立宪失败的多层次原因和失败的多方面教训。第十五章：中国百年立宪坎坷路。其中扼要概述了民国时期的五次曲折立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次立宪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四次立宪的变化。

在这两章中我细心依据大量翔实资料，大胆提出自己的一系列新见解。例如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维新派、立宪派和顽固派在战略策略上的错误，清末立宪运动并非绝无成功的可能，并非注定失败的结局；如果不是因为革命派战略策略上的错误，辛亥革命也并非绝无取得更大成功的可能，并非注定由袁世凯独揽大权的结局。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有多种选择。事在人为，人的不同作为有时会给历史造就不同局面。历史工作者要善于透视历史深处，总结深层的经验教训，这样更能提高认识，增长智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