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十一号》：八道湾鲁迅兄弟溯往

《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版

北京八道湾，熟悉周氏兄弟的，自然是闻名久矣，而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试图将这个院落的命运与曾在其中生活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合起来述说”，是一种尝试，亦为一种承继。尝试之谓，因以八道湾院落“结构”周氏之跌宕命运，似未之前见；承继之言，毕竟未脱以往鲁迅、知堂传记著作的框架，仍是研究传统的延续。

鲁迅、知堂、周建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居住时间，长短不一。1919年，购八道湾十一号院落，周氏三兄弟携母亲及眷属入住；1921年，周建人为谋生计，赴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1923年，鲁迅、知堂兄弟失和，鲁迅离开八道湾，从此参商不相见；而周作人，几乎与八道湾这个院落共始终，除去1946至1949年入狱及在沪暂住，尽数在这里居住，直至1967年逝世，前后四十多年。而《八道湾十一号》大致遵循不离斯处的原则，显然，周建人的“戏份儿”最少，而鲁迅，亦限于居八道湾的行状，搬出后，即不再叙述，这样一来，周作人成为重中之重，占去书的泰半，其多半生的事迹尽在其中了。

讲述鲁迅、周作人共住八道湾十一号，“疾病与就医”颇具意味。两个弟弟的孩子频繁生病，鲁迅为此奔忙，而周作人生肋膜炎，辗转于医院、家中，后又去西山碧云寺休养，鲁迅奔波劳碌，可谓费心费力。疾病之于周作人，并未停留在身体的层面，且潜在地影响着其思想状态，《山中杂信》有所记录，“清晨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所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而这样的劳碌对于鲁迅而言，辛苦难与人说，在日记中有所吐露：“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日后写的小说《弟兄》也融合了绍兴会馆与八道湾时期照顾弟弟生病的事情，那种深刻幽曲的心理，非亲身经历者恐是写不出的。许寿裳曾写《关于〈弟兄〉》一文，对此有详尽分析。

而疾病，亦暗藏着隐患。羽太信子出手阔绰，涉及家用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费。周建人回忆，“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鲁迅对家庭经济支出的意见，可想而知，必会得罪羽太信子。而羽太信子患的癔症，不仅终生困扰着周作人，其在兄弟失和中起的“大用”，引起太多研究者的兴趣，但考据之难，使得谜团仍是谜团。

兄弟失和这个关节点，向来聚讼纷纭，忠厚之言与奇谈怪说并存。我觉得，黄乔生提出的一种推测倒是值得考虑的：1922年3月之后，周作人与燕京大学校长约定，下学期起担任该校新文学系主任，其时，他已身任三职，薪水达467元；鲁迅在教育部，薪水300元(且有欠薪问题)。而稿费方面，周作人要高于鲁迅。双方经济收入的变化，虽并非失和的直接“燃点”，但作为潜藏于海底的冰山主体却大有可能。日常开支的不加节制，此时期家庭成员的频繁生病，所耗费用大大增加，更是雪上加霜，鲁迅一旦有所劝诫，不可避免与羽太信子发生矛盾。之后的事，虽因当事人缄口不言，只能揣测，但根底的经济问题，却称得上是一切的根源。每一个有日常家庭生活的人，大约都有过体会，周氏兄弟虽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却仍不能不陷身于现实的泥淖里，令人一叹。

对周作人的晚年，黄乔生说，“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多年，象征地说，是在八道湾十一号四合院这个‘囹圄’里服刑”，至于其二十多年的工作，“周作人晚年的写作，多回忆旧事，新鲜内容不多。因为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主人公的身份，作为边缘人甚至局外人，他的言论很难有主脑”，“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周作人可以潜心翻译，所以他这个时期翻译成绩很可观。不过，与创作一样，或者比创作更甚，翻译对他来说也是与世隔绝的工作。出版社派给他的任务，大多是翻译古代的‘经典’作品”。

看得出，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不太肯定的意思还是居多些。不过换一个角度，若历史可以假设，周作人没有落水，离开了北平，进入后方，在大学教书(或不会像梁实秋般因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而遭遇围攻)，以后又留在大陆，他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会写什么样的作品？可以不说丁玲、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人，只讲俞平伯、废名这两位昔日的苦雨斋弟子：俞平伯成为两个“小人物”练习批判的靶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此而始；废名，文风变化之大，可称面目全非，那些新写的文章，不忍卒读。可以引用止庵的评述，“周作人的译作，包括他所写的分量极重的注释，诞生于一个愈来愈意识形态化，乃至完全泯灭个人趣味、风格和思想的年代，它们却完全不沾染意识形态色彩，与他同期所著《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木片集》和《知堂回想录》等等一样，所说的都是他本人感兴趣、知道而且想说的话。时至今日，它们仍然葆有生命力，皆为传世之作”。评价不同，可以对照。

在作者论述的字里行间，亦渗透出一些以鲁迅为“本位”的意识。如，“周作人以写鲁迅挣稿费，对他无疑是一种讽刺，不免要让人嘲笑他在‘吃鲁迅饭’。他在文坛驰骋了半个多世纪，结果仍然摆脱不开大哥的影响”；“30年前，鲁迅同他分离后，曾到这个城市(西安)讲学。现在，周作人以一个‘前朝’遗老的身份来参观访问”。

不过，总而观之，《八道湾十一号》是有着持平客观之态度的。不管是叙述周作人的艺术成就，落水时期的表现，与周建人的关系等，都是公允的。而且，作者不因自己为保护八道湾这一院落，而屏蔽周海婴的言论，“要说北京的鲁迅故居，西三条才是。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钱独立购买的，并且也是居住过的。由此可见，保护八道湾实际等于保护周作人的‘苦雨斋’。那么，汉奸的旧居难道值得国家保护吗？”当事人的亲属说的话虽不好听，但也不妨听听。

斯人已逝，八道湾十一号之存留与保护乃一大问题。北京老城喜拆不喜留，早已面目全非，幸好八道湾这一院落尚在，为我们回溯那些故人及往事留下了实在可触的场域，是一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