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

李文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版/59.00元

近代中国官员是如何“适应”外交这种舶来“职业”的？李文杰从制度与“人”的双重视角探究和论述了近代中国职业化外交官群体缓慢出现和艰难成长的历程。

李文杰，1982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11年至今，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的教学研究。

李文杰下了学术“笨功夫”

外交史是近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此番，茅海建教授高足、华东师大历史系副教授李文杰选取了一个难度不小的动作，他将研究时段从民国年间上溯到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至1911年清朝覆灭这50年，试图对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及其逐步而艰难的职业化历程进行一番制度史考察。

我第一时间翻阅的是16页的“征引文献”和9页的人名索引，仿佛能看到一位青年学人在北京和台北等地多方搜求史料的忙碌身影。该书对美、日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体现出相当的国际性比较视野。即使是援引传统史料如档案，李文杰也比较重视清朝在选任及考察官员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履历档》，因为它“系交皇帝御览，可信度较高”；两岸学者二三十年前关于总理衙门和清末外务部的硕士论文，也进入作者征引范围。单从史料搜求和运用来说，李文杰显然下了“笨功夫”，继承了乃师的谨严学风。

制度史考察与“人”如何并重

该书最大特色或许在于，以制度与“人”并重的视角来聚焦晚清总理衙门、清末外务部以及这两个时期的驻外使团，通过前后百余位外交人员的纷繁履历及生平史料，探究和论述了近代中国职业化外交官群体缓慢出现和艰难成长的历程。

先说制度史的视角。

作为舶来语词，“外交”概念一般是指对等的主权单位的代表以谈判方式谋取国家利益的手段及其经过。可是，传统中国“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以及督抚保举外交储备人才的机制，都不适用于近代西式外交制度。

1861年，因应鸦片战争影响而成立的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体制，其官员被分成品级悬殊的总理衙门大臣（部长级的堂官）与章京（司员级的司官）两大类。但“兼差制度”严重影响了其职业化程度。直到庚子之变事发、八国联军入侵之后，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兼差制”转变为“丞参制”，设立专职的尚书、侍郎；章京群体也得以专任司官。自此，优秀的外交官员可以实现多品级的阶梯式晋升，这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化提供了制度化保障。

除了清廷指导和推动外交的国内机构部分，还有执行层面的驻外公使及其使团，后者迫于日本崛起后的威胁及保护欧美侨民的需要，于1870年代开始陆续建立——驻外公使之下的参赞、领事官、翻译官及随员等，多为杂途出身人员或借助私人关系而加入驻外使团，很大程度上只是公使私人的幕僚团队。值得指出的是，外务部成立后，清廷有意打通这来源迥异的两大群体，开始实现“轮换互用”。1906年，外务部候补员外郎张元济在部内高层支持下，着手“奏调”改革并成立了外交官调用、培训及储备的专门机构“储才馆”。

1901年和1906年的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晚清外交人员群体的职业化程度。一个不再附庸于科举制度和清末混乱文官制度的、大体完善的职业外交人员选任和培养制度，在晚清最后十余年终于得以建立。

再说“人”的视角。

无论多么优良的制度，还是得依托高素质的从业者来维系其高效运转，哪怕外交事务的成败得失本质上取决于国力的大小、内政的稳定与否，但外交人员群体仍是不容忽视的。该书显著地弥补了既往研究中对外交人员群体重视不够的通病，对国内外交系统各层级官员和驻外使节等群体尤其是中下层外交人员，都有细致入微的考察，乃至在书中专门插入外交人员成长个案章节，“以人为本”地进行考察。李文杰决心“借庞大的晚清外交官员的履历库来垒筑论述的基础，作‘量’的分析，由‘量’的积累进而形成对‘质’的说明”，经由人的角度，进入制度研究，使其具体、流动起来。

外交人员在今人想象中多与活泼开朗、风流倜傥、纪律严明等积极形象联系在一起，可是，研读李著，你会发现诸多在今人看来哭笑不得的花絮：光绪二年，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保举翰林院编修许景澄时，夸赞对方的一点竟然是“不惮出洋之行”；总理衙门时期，甚至连适合的翻译官也没有；五品候补京堂庆常1895年至1899年担任驻法公使，居然“在卸任后驻留法国未归”……诸如此类细节不胜枚举，我想这背后还是可以做进一步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