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希安：我为什么写军歌精神及背后的故事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这首雄壮昂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每次响起，总让人热血沸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到来之际，由樊希安、石丽侠伉俪著的《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军歌的诞生》陆续出版，从不同角度讲述这首传世军歌背后令人赞叹的传奇人物与故事，引发诸多反响。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满怀好奇，采访了樊希安，听他娓娓道来书背后的故事。

不应忘记军歌创作者公木与郑律成

军歌是人民军队的精神象征，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经过及其背后的故事，仍鲜为人知。因此，作为今年八一建军节的主题出版作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与《军歌的诞生》这两本书很是亮眼。

两部作品均以军歌的诞生为由，但叙述重点不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以夹叙夹议、讲故事的方式，从歌声、战士、信仰、诗人、学者、教育家、人格、情感等8个方面，用50多个精彩片段，全面而详尽地书写诗人战士公木曲折传奇的一生。《军歌的诞生》是我国第一部军歌词曲作者合传，重在探寻公木与郑律成的成长道路和人生轨迹、二人的兄弟情谊，以及他们作为“军歌精神”践行者的奋斗精神与优秀品质。作者还采访了公木的夫人吴翔和郑律成的女儿郑小提，获得了许多独家资料和图片。

军歌诞生于怎样的时局？樊希安在书中都有详述。《人民解放军军歌》由《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改名而来，其前身是《八路军进行曲》，是《八路军大合唱》之一。而《八路军大合唱》，就诞生在1939年秋的炮火声中，延安南门外西山坳的土窑洞里，由时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的时事教育干事公木作词、音乐指导郑律成作曲。

作词者公木，原名张松如，1930年在求学期间参加革命工作。除军歌外，他还是《英雄赞歌》《白毛女》的词作者。在他去世后，人们唱着军歌为他送行。作曲者郑律成原名郑富恩，1914年出生于朝鲜，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因酷爱音乐便改名律成。他1933年到中国投身抗日，在延安从事革命音乐创作，并在1938年初创作了《延安颂》，广为流传。他与妻子丁雪松还有一段不离不弃的跨国恋情。

公木与郑律成既是在抗大政治部宣传科的同事，又是好友。公木比郑律成大四岁，因会写诗，人称博士；郑律成则因创作成果斐然，小有名气。一天晚上，郑律成拉着公木拜访正创作《黄河大合唱》组曲的光未然，回来的路上，他们深受感染，也商议搞一部大合唱。从军歌、进行曲、骑兵歌、炮兵歌、冲锋歌，再到快乐的八路军，正好是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俩人一拍即合，公木每写成一篇歌词，郑律成就拿去作曲。这些歌从抗大开始传唱，《八路军大合唱》还由郑律成指挥，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演出，嘹亮的歌声传遍延安。

其中，《八路军进行曲》语言淳朴简练、节奏铿锵有力、曲调庄严豪迈，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气势。这首歌一直传唱下来，被广为传播，从延安传唱到陕甘宁边区，唱遍各根据地；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和人民战争胜利的历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量和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7月25日，这首进行曲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当公木与郑律成的合作获得诸多赞誉，他们都展示了谦虚和淡泊名利的品格。公木说提议是郑律成提出的，他只是写了8段歌词；郑律成则说，没有公木的词，那些曲就谱不出来。公木与郑律成不仅是珠联璧合的合作者，还是生死不渝的战友和朋友。二人为何能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个中原因可见一斑。

樊希安“不得不写”的创作情结

吉林省作协原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朱晶在读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与《军歌的诞生》后，给樊希安发来短信，上面说：公木学生遍于国中，惟有你对老师最为倾心尽力推崇，这是对公木最好的纪念，这是对军歌的致敬，对革命文学礼赞。谢谢你为我们的老师、榜样所做的一切！

他们都是公木的学生。公木自1961年到吉林大学后，培养了大批才俊。樊希安说，从1977年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课堂上听老师的毛泽东诗词讲解课算起，直到去世，与老师交往了20余年。1980年代，因与人合著《公木评传》，他还对老师进行过多次采访。一直以来，他们“身记恩师培育之恩，钦佩其业绩，更敬佩其人品”。

公木的老友、诗人臧克家这样评价，这个写出随风飘扬的歌的老伙计，绝对是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无论诗品还是人品。2010年，在纪念公木诞辰100年周年之际，樊希安曾撰写一副对联，概括公木一生：做人民解放军军歌英雄赞歌白毛女咏唱东方红，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专家老龄树繁著学术花，并进一步提出“公木精神”，认为其包涵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集传统美德、革命意志、人格情操、诗人胸襟、学者风范于一体。在他眼里，老师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樊希安、石丽侠伉俪联手书写军歌背后的故事，既因为他们是公木的学生，也不止于此。在樊希安眼中，老师热情宽厚、品德高贵，其有教无类、亲切和蔼、正直无私、胸怀坦荡，以及对信仰的坚守，对真理的追求，这些品德是他们一生学习的榜样，而且在当下更具现实意义。或者说，正因为从老师身上获得了如何做人的精神财富，也因此决心做公木精神的传人，把这种真善美加以弘扬，希望有益于今天的社会。

书写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樊希安浓重的军人情结。众人皆知他出版人的身份，却少有人知道他在进入出版业前，曾当过10年兵。1972年末，出身于司马懿故乡——河南温县的17岁青年樊希安，通过征兵，成为解放军建字四一部队的一名战士，驻扎在贵州盘县。他被分配当通讯兵，但因为热爱文学，他在《贵州日报》发表了处女诗作《军民情》后，命运从此改变，转而成为四十一支队宣传科的创作员。入伍4年后，他没有选择在部队提干，而是以战士的身份去读了大学。他也因此成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就读吉林大学中文系，成为公木的学生。大学毕业，从部队转业后，他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宣传处工作过。直到1991年，被公认为有才华、能写的他进入吉林人民出版社，开始了出版人生涯，并于2012年获得第11届韬奋出版奖。10年的军人生涯，可以说是樊希安的青春回忆。

军人情怀体现到写作上，便是不畏难的精神。樊希安从中国出版集团领导岗位退下后有了闲暇，在今年1月这两本书的选题确定后，与妻子携手创作，常常奋笔疾书到凌晨2点仍写意正浓。在写作过程中，二人对老师的境界又有了新的认识与感触，并悉数倾注于书中。“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公木和郑律成，他们是革命战士，一个善良真诚，一个倔强重情，但他们一辈子有自己坚定的革命信仰。尤其是在遇到人生挫折后，他们仍然积极地生活。相信读了他们的故事后，读者能被鼓舞向善向上。如果从宽泛的角度理解主题出版，那就是给社会提供正能量的作品。我想，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