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三局副局长吴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纳德•邓恩正在交流对话）
时间：2010年8月28日上午
地点：北京渔阳饭店紫金厅
与会人员：
王仲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邬书林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吴 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三局副局长
陈英明 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副司长
聂震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罗纳德.G.邓恩 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总裁、CEO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员单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媒体等等
内容：
主持人：今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外国专家座谈会，我们就改成，每一次会议由一个中国的出版集团和一个外国的出版集团，或者中国的出版社和外国的出版社联合举办这个活动。这样CBI活动每年固定下来有两次集中活动，一个是每年春天的年会，这个年会基本上是由外地的出版集团来申请承办。外国专家座谈会就由我们在京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承办。今年承办会议的是我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圣智学习出版集团。
首先我介绍到会的贵宾：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仲伟先生，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先生，
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公司总裁罗纳德.G.邓恩先生，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合作司陈英明副司长，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先生，
人民大学出版社贺耀敏社长。
首先请王仲伟部长讲话。王部长是上海常委宣传部长，去年年底履新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他曾任上海技术出版局的局长和外宣部的主任，所以他对出版和对外宣传都非常熟悉。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CBI年会，他因为随刘延东同志出访没有参加。今天是第一次正式和我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成员单位第一次见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他给我们致辞。
王仲伟：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先，我谨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欢迎各位出席“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外国专家座谈会，特别是对远道专程参加对话的罗纳德.G.邓恩先生，以及出席会议的外国专家们表示诚挚的问候。
为了让世界读者能够用他们的文字阅读中国图书，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我们于2006年开始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出版中国图书。
2009年我们启动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采取资助翻译费、出版费、推广费等方式，加大力度鼓励各国出版机构向国际社会的图书市场推出中国文化著作的精品。
为此，我们陆续聘请了多位国际知名出版集团的主席或首席执行官、资深出版人士、著名学者，出任我们的外国专家。该计划实施以来，进展顺利，受到了国内外出版界的广泛好评和欢迎。截止到2009年底，“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共资助了46个国家，246家出版机构的1350个合作项目，涉及190种图书，26个文版。“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当年，就资助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10个合作出版的项目。
两个工程所取得的成绩是国内外出版界同行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有我们诸多的外国专家的支持与帮助。平时，我们两个工程的外国专家们纷纷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为我们出谋划策。
2007年、2009年，多位外国专家来到北京出席我们的座谈会。为我们介绍国际图书市场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现状、趋势、热点、成效，也分析了中国图书走向国际市场的难点。提出了众多宝贵的建议。
今天圣智学习出版集团的罗纳德.G.邓恩先生，又将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先生，就出版国际化问题进行深入对话。为中国出版国际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此外，许多外国专家还将积极推动自己出版机构与中国出版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比如说潘世勋先生领导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德克•汉克先生领导的斯普林格出版集团、山田真石先生领导的日本东方书店等等。安德鲁先生不仅为中国出版界培养了大批国际出版人才，还积极撰写中国主题图书。我们对所有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做出贡献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后我们将秉持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的宗旨，认真地听取现有各位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继续聘请那些热心帮助中国，热衷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出版家、传播家、媒体工作者和我们的专家。我恳请你们继续为中国图书的“走出去”，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发挥你们积极的作用。对于在座中国的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我们也希望你们与我们所聘请的各位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我们工作。加快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增进我们和世界的良性互动和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后将继续为国内外出版机构合作提供方便，不断加大中国图书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支持力度。为向世界说明中国，推动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与联系互动，做出我们各自的努力。
祝这次对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王部长！下面有请两位对话嘉宾上台！我们在他们对话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两个出版集团和两位对话嘉宾。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中国出版业的旗舰。它成立于2002年，现有员工7500多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年总资产70多亿、年营业收入40多亿。主要业务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块。国内有各级、各类的出版机构40家，出版的品种每年都超过万种，占全国零售市场7%左右，持续稳定地保持在第一的位置。这是在国内。
在国外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出版社、连锁书店、办公机构28家，主要从事的是书报刊的进出口、版权贸易等等这些业务。
领导这家大型集团公司的老总聂震宁先生，经历应该是非常、非常丰富。聂总是从作家到出版家，从地方出版社到国家出版社，既有作家的经历、又有出版家的经历。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国家级出版企业家的经历，是一位非常全面的企业家。去年他被评为新中国60年出版人物，非常名副其实。现在聂总正在领导着他的集团公司迈向国际化的道路。
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大致有三块业务：高等和职业教育、图书馆参考部分、英语教学。总部设在美国的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在英国、西班牙、墨西哥、澳大利亚、新加坡，都有它的区域总部。全球员工有5800多人。2009年的营业收入20亿美金。
领导着这家跨国公司的罗纳德.G.邓恩先生有30多年的出版工作经历，曾经任美国化学协会运营总监，任职17年。还在美国出版协会做理事。他同时在几个平台，圣智学习有限公司、Gale集团有限公司、Gale控股有限公司等等也做总裁、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
这两位都应该算作出版界的大鳄。今天把他们两位请来，就“出版国际化：中国与世界的共同选择”对话。他们在对话之前每个人都有一段主旨演讲，我们首先有请聂总演讲！
聂震宁：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很高兴和圣智学习出版集团的罗纳德先生就我们双方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对话。非常感谢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王仲伟先生的致辞！你的精彩致辞为我们对话提供非常精彩的意见，也为我们做了很好的开头。
我想国际化必然包含着“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内容。今天在有限时间里我只谈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时间里边，中国已经引进了大量国际版权和出版物，而且这个引进量远远高于我们输出的数量。我们当然还要继续引进，但是我们需要讨论一下，中国出版如何“走出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出版为什么“走出去”？既然我们要加大力度“走出去”，恐怕就需要在认识上再讨论一下。
中国出版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中国文化为什么“走出去”？大势所趋，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势。经济全球化大势之下文化交融、交锋必将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正常的情况不仅只是引进来交流、交融、交锋，我们应该“走出去”。
中国的发展变化越来越吸引世界目光的大势。特别是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当中，中国有效应对越发引起世界的关注。我想起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名言：中国输出电视机，但并不输出电视节目。我想现在很多目光都需要看到更多中国电视节目、中国出版物、中国文化产品，这就是中国的吸引力正在发挥作用。
哈佛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一位主管跟邬署长有很深入的交流。哈佛大学过去进口中国图书在15000种到30000种之间。邬署长请他认真研究中国图书，他认为应该引进60000种以上。这就是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的大势。
还有一个大势，那就是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大势，这在欧洲已经发出了很强烈的声音。中华文化作为多元化文化当中非常重要一部分，世界需要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孔子、老子“走出去”；需要北京奥运会精彩节目让全世界都能看到，纷纷发出无与伦比这样的感叹；需要上海世博会的精彩展示；需要功夫；需要熊猫；需要中华智慧。全球文化多元化是一个大势，中华文化在这个大势下需要“走出去”。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文化自觉的结果。任何优秀的文化都有一种与别人交融、交流的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觉。我们已经引进了那么多国际优秀文化产品，我们也需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产品。当代中国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全世界共同讲这些美好的故事，这就是文化自觉。
三是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许多国家高度重视自身文化影响力。法国有法国文化中心、德国有歌德学院、美国对亚洲、对国际上有富布赖特计划。我们中国孔子学院建设尽管发展很快，但也只是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是中华文化企业发展的需要，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可以拓宽企业节约化经营。比如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毫无疑问就是在做国际化发展、成长壮大起来。当然并不是所有文化企业都必须“走出去”，这是我一个非常个人的看法。因为作为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必须从市场供需关系上寻找市场。
但是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必须自觉肩负起文化“走出去”的责任。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刚才吴局长已经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们是中国出版业，她说是旗舰，也有人说是国家队，国家队就应该参加国际比赛，就应该到国际上和国际出版业同行进行交流、合作。帮助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第二个问题，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要路径选择。
可以先用西方谚语一句话概括，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走出去”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希望走的快一些、好一些。我想归纳成三条路径：
1、讲中国故事
坚持不懈地为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出版业最核心的价值永远指向内容，内容创新是出版业的铁律。中国出版物什么时候在国际上把故事讲好了，什么时候就有国际水准了。莎士比亚不需要到中国写作，他的图书在中国仍然经久不衰。出版国际化的核心竞争力在内容。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讲述的美国梦是内容。中国出版人要给世界多提供一些中国故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只涉及一些中国故事，就登上了法国翻译版连续14周畅销书排行榜。现在是中国作家和出版人充满信心地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了。我想特别要说的是，这个故事讲述要针对世界读者讲述。这是我做出版多年来很重要的心得。
前些日子我拿出一本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写的中国文化普及类读物，我给一位外国出版商看。这位国际版权代理商接受了这本书，邀请了几位顾问来研究，最后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他认为欧美读者可能读不懂这本书。我问其中原由？他说太复杂了。在读者看来很简单、一读就懂的书，到了欧美读者那里就太复杂了。就是说一本书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事情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总是要有目标读者、总是要有目标市场，我们还是要选择能够为世界读者接受的中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中国出版家要努力提高向世界读者讲述中国故事的本领。甚至我们还可以从好莱坞、《功夫熊猫》、《花木兰》这些作品中学习到一些经验。
2、做国际营销
我们有了为世界读者讲述中国的故事，版权输出能力就成为基本要求。输出中国版权，翻译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我曾经和中国文学家和韩国一位出版家韩先生讨论过，在中国版权“走出去”方面，翻译最重要还是版权代理商最重要？两位国际版权代理商和出版商都认为翻译最重要。当时我认为是版权代理商最重要。现在我经过反复地理解，我认为他们的意见很重要。确确实实，翻译永远是第一位的。翻译跟作品事实上是一体的。那么同时版权代理商是不可或缺的。当时我跟吴伟女士交流，我们感觉到中国其实有很多很好的作家、很好的作品，但是介绍到外国非常少，一是翻译问题，二是没有很好的经纪合作，就是经纪人的合作，也就是版权代理商的合作。《于丹〈论语〉心得》之所以在法国能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位优秀的版权代理商。
输出中国版权，本土化经营应该是我们的方向。这里体现着企业自主能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海外已经建立了28个机构，主要分布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两年当中我们驻外的合资出版社出版了200多种中国内容的图书。
我们集团公司还将进一步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31日，我们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出版东贩股份有限公司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跟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一直商讨如何在美国建立一个双方共同拥有的股份公司。如果我们能跟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形成这样的合作，我想这对全世界出版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新闻意义甚至超出事件的本身。
输出中国版权，组织和参加国际书展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北京图书国际博览会即将开幕，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每年要参加20多个国际书展。利用国际图书博览会以及在国际图书展览会主宾国的平台从而开展版权贸易。
我月初刚刚从南非和阿联酋回来。会见了纳斯帕斯传媒的老朋友，也结识了阿联酋阿尔尼的新朋友。也带回来了若干国际出版合作的项目，这就是面对面的好处，参加国际会展的好处。
昨天晚上跟罗纳德先生有了首次会面，我们很快就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组织出版的《中国文库》国际版的设想产生了合作的冲动。当然那应当是一个非常精简的国际版文库。
今天生活中，即便互联网已经相当大众化，人与人、老朋友和新朋友依然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需要会谈，需要互动，需要干杯，需要眼睛相互凝视。通过这样凝视我们获得一种合作的冲动。这样合作意向比较容易形成。
3、要搭上数字技术之车
数字化将是国际化发展加速器，将大大提升流程的科学化，缩短周期，扩大范围。2006年中国和德国联合发行36种数字书刊，按照国际产品定价水平在全球范围销售，收入由双方按平等互利原则分享。这个使中国学术传播范围提高了，也使引用量提高了。特别是数据库建设和网络出版一直处于领先定位。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希望在这方面与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开展进一步深度的合作。
我们的数字出版发展也很快，在我们国家，数字出版可以说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现在的水平已完全达到支持出版“走出去”的阶段。问题在于我们传统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业绩还非常小，经营性外向型网站还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整个数字出版“走出去”的生产营销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出版业目前仍处于数字载体与纸制载体共同存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引进了国外一种先进技术，就是集成式按需印刷技术，并向全球销售。这个产品名称叫做“中版闪印王”——像闪电一样可以把书印出来。这样的机器在国内可以满足国内销售需要，同时也很便于中国图书“走出去”。
前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录播室我们这台机器当场演示，引起了轰动。
中国出版业要不断提高数字化出版水平，这是我们“走出去”最便捷的一条路径。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这是一个大势，在天下大势面前顺之未必昌，而逆之者一定亡。未来国际出版必然要搭上数字之车。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要有三个条件：
1、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就要有全球化经营的办法。旅游全球化已经形成，旅游全球化很重要一条经验那就是本土化经营策略。很少有国际旅游公司自己带着旅客全世界在跑，总有地方陪同、地方接待，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昨天晚上我和罗纳德先生进行交流，我开了一个玩笑，应当承认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去”到目前为止最普遍、最成功之一的恐怕是中国的烹饪。吴女士和罗纳德先生赞成我的看法。我说中国出版“走出去”要借鉴中国烹饪“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我甚至想到可以把书店和餐馆一起开到国外去。因为在餐桌上就想到了烹饪，就烹饪谈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些办法。
2、中国出版“走出去”必要条件，就是提高中国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因为我们国家正在加大出版产业发展的速度。出版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产业，要壮大我们的整体实力，最重要的是产业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现在我们在不断提高我们出版业的企业化经营水平，转成企业之后在建设企业制度，转换经营管理机制，特别要加大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中国出版产业要壮大实力必须要提高集中度。中国出版产业集中度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各地都有出版集团，下一步出版集团如何建设、如何提高集中度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提高集中度中国出版产业才有效地、有整体实力走向世界。
3、中国出版产业还要不断提高资本运作能力。现在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资本力量，在这方面我们还希望跟其他国有资本、跟其他所有制资本，甚至跟国际资本有进一步的合作，很好地运用资本的力量提高中国出版产业整体实力。中国出版产业提高整体实力，特别提高国际化水平。因为最终要“走出去”，“走出去”就必须有国际化经营体制和机制，就必须有国际化出版经营人才，在这方面我们还很匮乏。所以我们要不断地跟国际出版的著名专家们、著名企业领导进行交流，同时也希望有吸纳更多的业外经营人才进入到出版业里边来。
4、我想中国出版“走出去”重要条件是开展广泛合作。我们要主动热情和国际上优秀企业进行良好合作，各方以良好的合作态度、以市场实现为要、以企业或项目合资等多种方式开展合作。努力实现双方互利共赢。今天的对话当然毫无疑问是一次重要的合作。
我希望今天的对话合作能够成功，由此双方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谢谢聂总的精彩演讲，下面我们有请罗纳德.G.邓恩先生！
罗纳德.G.邓恩：王主任、邬署长、吴局长、聂总，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参加国际出版家对话活动，讨论出版国际化这个话题。刚才听到了聂总关于中国出版行业国际化的发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是很有深度的见解，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这方面想法。
我的发言是国际出版道路：挑战与战略。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圣智学习出版集团的经验，特别是我们怎么从美国国内市场转移到国际市场，以及国际业务发展的过程。
第二，提出一些中国出版界可以考虑的问题，特别是进行国际化、全球化道路方面的考虑。
首先介绍一下圣智学习。我们在学术方面主要给教师和学生提供教材，包括大学和学院，以及在职业教育方面。另外在图书馆方面都有很多的出版物。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包括从传统的教科书，到一些现代化的，更新的数字化的出版技术都有。我们的年收入20亿美元。就像刚才吴局长提到的，我们在20多个国家员工总数达到了5800人。
我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当时我们收购了汤姆逊集团。汤姆逊集团收购了很多在学术出版方面的机构，最早在美国开展我们的业务。在我们早期的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主要发展美国的市场，不是国际市场。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圣智学习开始注意到美国以外的市场。当时我们在欧洲、亚洲、拉美开展我们的业务。但这些公司最早是进行美国产品出口业务。当时那些国际的分支机构和美国的总部分隔的比较远，而且也没有一体化的战略。我们在2007年成立了圣智学习集团，这时候才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企业。我们在规划、预算、产品开发、管理等方面都把国际性作为重点。为了使我们业务更加全球化，我们也做了很多组织方面的变革，使我们的国际业务能够与美国总部有更加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整，使整个企业的规模和业务方面能够更加一体化。
现在我们在产品开发方面也是有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在开发产品的时候更多考虑国际市场和客户需求，在一开始开发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一点。还包括在电子、数字技术开发方面都会更多地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全球化企业的目标，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我们有很坚定的决心，使圣智学习集团成为一个全球化企业，并且采用全球化的战略。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战略还在不断地调整，要进行一个精心的规划，这样才能更好地考虑到本地区的独特条件。就像我们所说的，思考是要全球化，但是实践要本地化。
在中国我们也要采用这样一个考虑。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出版商应该怎么样使业务全球化。
首先，要了解目标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刚才聂总也提到了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标客户有什么样不同特点，这样才能够和他们分享你可以提供的东西。比如说在我们纽约可以卖的很好一本书，但是在悉尼、伦敦就不一定卖的很好。
在2004年，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在中国开展了一个中国出版项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原汁原味、高质量的出版物带到国际读者面前。这些方面我们和很多非常杰出的作家和出版伙伴进行了合作。而且我指出一点双语不一定证明这个人“双文化”，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作伙伴，他必须对中国和西方文化都非常了解。有时候逐字翻译并不足够，还要把原汁原味的文化翻译过去。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对“双文化”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内容方面，语言只是很小的部分，其他还包括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们还要转变以前传统对中国的看法，比如说中国有紫禁城，是一个非常遥远、远东神秘国家。我们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现状，比如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因为中国可以给世界读者带来的因素还很多，你必须先要明白你想要给读者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点实现全球化的道路比较明确，但是并不容易实现。要收购海外的出版机构，这一点并不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在收购合作伙伴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几点：首先，了解自己的战略是什么；包括在人力资源、产品开发、顾客群等方面都要有所了解，否则可能会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但不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第二，扩大你现在的业务。你的业务扩展必须有利润可图。在进行收购战略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要有系统化的方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收购对象。如果你想认真考察一个收购对象，你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从而了解到这个被收购对象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的情况。比如，财务收入的情况，还有它的合同方面的问题，还有跟客户的关系，它的技术发展情况等等各种细节都要有所考虑。进行完尽职调查之后，你仍然认为这个对象是值得收购的话，那么非常艰苦的收购过程就要开始了。首先要制定一个收购的计划，包括收购之后怎么样整合业务。在收购中，业务整合是经常出现问题的环节。因为有的时候收购过程非常顺利，但收购之后并不一定如此。
为了加快全球化走向国际化的过程，还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路径，就是和国际伙伴进行合作。在2004年时候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出版项目，在这之后我们出版了很多和中国相关的出版物，包括在技术、公共政策、商务管理、文化历史地理等领域的出版物，我们把它们分为八个系列。我们在中国语言教学系列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国际化发展想要成功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内容。中国合作伙伴提供的内容必须非常适合我们的市场需求。比如说在参考书系列，学术教育方面我们永远不会强制要求中国出版合作伙伴更改他们的内容，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很多专业知识。
2、高度信任和合作的精神。实际上，每次进行合作都具有不确定因素，有了合作和信任，才能够更好地开展这方面工作。实际上我们仅仅有信任也还是不够的，还要了解相互的工作方式，有共同的合作目标。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在我们合作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只要有这样的精神和努力，就能解决这些问题。
3、我们要互相学习，圣智学习出版集团非常愿意和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努力，把中国主题的图书带到世界上去。
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我也非常希望听到大家的问题和讨论。谢谢！
主持人：两位演讲结束之后，真正的对话就开始了。我们这两位嘉宾都是出版业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演讲结束之后可能互相还有要请教的问题。我想先把他们的请教放在最前面。有请罗纳德先生先问聂总。
罗纳德.G.邓恩：谢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出版范围非常广，有很多不同的出版机构，不同的客户群体，比如说科学技术、文学等等，非常广泛。你觉得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国际化发展中，应该如何选择重点呢？也就是说，哪一项最先进行国际化？最先进入哪个国家市场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中国出版界都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
聂震宁：谢谢罗纳德先生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关心。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出版包含了各个方面的内容和业务。我们有哲学、社会科学、辞书、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等各个方面的业务。我们选择目标市场，事实上还得要细分市场。我们感觉到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亚洲市场、一个是欧美市场，还有其他市场。亚洲市场是我们最熟悉的市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产品“走出去”相对容易。从经营的角度说，往往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这是从经营角度说。
欧美市场事实上对我们中华文化充满了兴趣，但是有一个更加深入了解的过程。从文化的角度说，我们希望跟欧美市场、跟欧美的出版业、欧美的读者、受众有很好的交流和合作。这是从文化角度说。
如果文化角度很好的推动出版物的“走出去”，经济上也能获得很好效益。
两种市场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一个是最简便的市场，一个是最熟悉的市场，就是欧美市场。
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在几个方面加大力度：
1、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中华文化五千年文明确确实实是个很大的宝藏，可以用“取之不尽”来概括。5000汉字的《老子》经得起反复解读、反复对照，跟现实生活产生碰撞。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中国当代的发展有一种神奇感，全世界认为是中国神话。这个神话里面有很多故事，不仅仅是GDP。事实上这三十多年中国有一个词来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故事讲的并不够，大家只是知道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变化、很大的腾飞，但是怎么回事？人的精神面貌怎么样？我们希望更好地介绍一下。
这两方面，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出版业务都非常有实力。我们有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他们对中华文化深入研究并组织出版，在中国有一百多年的品牌影响力，国际上也有影响力。我们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反映当代人民生活，也具有很强实力。
总之，现在“走出去”还是两条路子走，一个是文化需要、第二个是市场的可能性。不知道罗纳德先生认为我这个回答是不是还符合国际化出版的规律？
主持人：罗纳德先生的回答应该是“是”，我看他一直在点头，应该是对这个回答是满意的。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对您，圣智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战略？你首先应该考虑哪个市场？
罗纳德.G.邓恩：这很公平。首先对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来说，我们会比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稍微简单一点。因为我们主要从事学术和图书馆参考书方面的业务。我们很多产品天然就可推广到国际市场。学术性出版物在不同文化、不同的国家都是存在的，都是共通的。比如说，高等出版物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市场。但是像教育出版、高等教材的教材就不一定，比如说像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但是在其他学术领域，像工程、技术是非常国际化的市场。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高质量的产品和内容。在世界很多市场当中具有非常好的品牌。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长项在什么地方？然后再考虑市场兴趣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已经开始十一年的业务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就是在英语教育领域。因为在中国英语教育领域潜力非常大。比如在雅思这方面。另外中国的学术出版物领域也是非常大的强项。首先要了解强项在那儿，第二了解这个市场兴趣在那儿，然后找到潜在市场是什么。然后把这两者拼起来之后你就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了。
聂震宁：罗纳德先生今天跟我的演讲，我感觉我们两个谈的都是一个问题，国际化问题。但是罗纳德先生的演讲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一点是我们中国出版人应该学习的地方。刚才罗纳德先生谈到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全球化程度还不高，事实上也是对中国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认为你们全球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就这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刚才您在演讲当中谈到了，国际并购，就是海外并购，和在海外建立机构两个方面的做法。谈并购比较多，在海外建立机构方面也谈了一些。
我想请教的是，这两种方式你们是怎么看的？哪一种方式风险更小、更便于操作？你们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到海外并购，或者是到海外建立机构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建议我更多采取并购的办法，还是更多采取建立合资机构的办法？谢谢！
罗纳德.G.邓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刚才你提出了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应该考虑的，特别是风险这个问题需要着重考虑。我们要了解在收购海外机构的风险，设立海外机构的风险比较小。因为你有自己的员工，可以更好地进行控制。但是这个过程会花比较长的时间，进入海外市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这样的机构，并且找到合适的人员，给他们设定目标，提供资源。如果采用并购，花的时间会短一些，当然风险也更大。刚才我也提到，即使在美国本土进行并购都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也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在并购的时候要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性格和特点，并购和合并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挑战，特别是企业文化方面，怎样把它融入到你的企业文化当中。
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进行国际的合作，你可以寻找信任的海外合作伙伴。另外还有合资企业也是另外的一个选择。这样时间花的比建立机构少一些，但是风险比并购要小一些。当然所有这些选择都可以考虑。但是哪种方式最适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
主持人：听懂了，并购风险大，建立机构时间长。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合资、合作，可能先期做比较好。说到出版国际化，我们从公司的命名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圣智、贝塔斯曼、爱斯唯尔，这些公司从名字就看不出它是哪个国家的公司，这就是国际化了，它一定就是跨国公司。但是我们中国的出版集团和出版公司，还有出版社，就不同。比如说我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就一定是中国的。那比如地方的，江西出版集团、上海世纪、江苏凤凰。本来凤凰都很好了，再一放上江苏，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地方集团。好像安徽新成立的控股公司时代，时代出版这是我们现在听说的唯一一个没有冠上地域名字的出版机构。
聂震宁：我们在海外建立的出版社，原来叫中国出版巴黎公司、中国出版悉尼公司，现在我们都改了，改成丁香出版社、梅花出版社、木兰出版社。
主持人：冠以“中国”有一个好处，我们时时地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中国的。但是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学习海外的“走出去”的经验。刚才罗纳德先生非常谦虚，说他们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聂总认为他们很够了。在他们不够的情况下，已经走的比我们远的多，它全球布点布了这么多。二十多个国家都有他们的机构。我们要加快脚步、加快步伐。
两位先停一会儿问，现在我把机会给我们来听对话的嘉宾。哪一位有问题愿意提出来？
提问：我是盛大文学的。刚刚听到罗纳德先生讲圣智集团全球战略里面讲到，你们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就有一个国际视角，我想问的是，聂总，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在做一些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计划的来开发一些有国际视角的产品？比如说托比先生代理了一本书《虹》，他用三年时间跟作家联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没有这方面动作？
聂震宁：你要“走出去”必须有产品“走出去”，产品“走出去”必须量身定制。同时还要有很好的标志，让人很容易识别。事实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一直在努力做这样的事情，每年度的选题要专门研究的是“走出去”哪些选题，有可能“走出去”的选题。在这些选题当中把它提出来以后进行专门的研究。出版社到出版集团都有一些专门的内容研究。甚至是在第一时间就跟国际版权代理商进行交流，我们有几种版权，哪种版权要注意哪些内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产品打造要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版权国际营销》。要有营销意识。营销是什么？就是根据读者的需求然后研制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那么我们过去更多是有什么产品就卖什么产品，而不是根据读者的需求考虑。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整体化“走出去”方面我们还是有所区别。我刚才介绍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商务印书馆、荣宝斋等一系列品牌出版社，在运作过程中我们坚持让他们进行品牌战略安排。每一个出版社都要在国际上产生自己的影响，然后形成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整体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更看中这些出版社品牌能不能得到很好的弘扬，再冠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样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打造品牌，形成一种品牌认知度。比如说《于丹〈论语〉心得》就是中华书局。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走出去”战略就是品牌战略，要求把品牌打造好，品牌打造好就是我们的业绩。不必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作为统一包装方式。按照吴局长说的方式，前面再加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也不是很必要的商业行为，只要商务印书馆在上面就很好了。
罗纳德.G.邓恩：我能插一句吗？我想谈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圣智集团还不是真正全球化集团。我们称自己为跨国集团，而不是全球化的集团。这个说法意味着从一定角度上来说，我们把自己认为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有很多的分支，而不是说从一开始就考虑我们战略是覆盖整个世界、各个领域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是正在做一些有国际潜力的事情和业务。在我们战略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考虑的。所以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于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公司整个结构是由我们统一进行组织的。我们也把所有的业务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所以我们在亚洲国际，还有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的分支都是我们集团的一个部分，而集团整个在开发产品。我们的国际员工也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会了解当地的市场，并且它们体现在开发产品过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开始就从这个过程中受益，而不是作为一种后来的想法才能够形成。一旦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我将会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
提问：我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我叫孟超。两种老总讲的非常受启发，刚才聂总讲了中国图书“走出去”一个翻译问题、一个内容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问题。现在的版权工作和以往不太一样，如果“走出去”就要改变以往的版权营销模式，就要培养国际化版权营销人才。我想问聂总，如何培养国际化的版权人才？
聂震宁：我愿意把这个问题让给罗纳德先生。
罗纳德.G.邓恩：我想请聂总回答这个问题。我还不太了解这个问题的内涵是什么，你是说有国际化视角的作者？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开发产品的其他人呢？当然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也就是说找到合适的人力资源、合适的资质和技能，能够帮助我们从另外一个国家引进内容，并且帮助他们能够为当地的市场读者所接受。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翻译毫无疑问是一个开始。但是即使翻译我们也同样面临着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能够了解本地文化的人。对我们来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翻译上，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说找到有这种技能的人。
潘世勋先生：我有一个问题问每一位发言人。先问罗纳德先生，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刚才谈到了品牌，你觉得哪方面更重要呢？是开发品牌？发展品牌？还是说让你的作者被广大读者所接受？
第二个问题是问聂总的，我非常同意刚才罗纳德的想法，就是说不仅需要双语的，而且需要“双文化”，甚至“多文化”的人才。在我们对于国际市场开发产品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寻找那些作者，就是说这些作者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影响力，也就是说海外华人作者，他们可能在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并且了解多种文化。谢谢！
罗纳德.G.邓恩：在我们这方面来说，我在回答问题是从学术和参考书出版的角度来说的。对我们来说品牌和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相同的。对于学习算术的学生来说，James Demmel（音）就是国际品牌，这个品牌和这个学科是紧密联系的，也是国际上认可的。所以品牌在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Gale就是全球认可的，象征着参考书质量的一个品牌。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在会计和管理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品牌它会为图书提供一个品质保证，可以使我们的产品更广泛地被接受。所以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聂震宁：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潘世勋先生对我的演讲认认真真地听了。因为我确确实实在人才需求上面，第一说到翻译，第二说到版权代理商。应该说潘世勋先生提醒了我，很重要的是作者。事实上前几天我跟托比•伊迪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他希望我组织来写介绍中国历史，一些很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跟我谈了一年多了，我一直没有安排。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建立在要进行国际版权代理。而我们作家通常是在中国文化、中国读者认知度里面写作。这个写作必然是以读者假象、已经知道为前提，这样的写作拿到国际上就很难面对中国情况并不了解、并不熟悉的这么一批读者，使他产生吸引力，甚至解读。那天我们讨论到后面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说那我来组织。直接面对欧美读者来写，这样我就假想欧美读者哪些是知道、哪些不知道。这就是你的问题很重要的背景。就不要希望获得中国文学评论家高度评论，但是需要国际认可。这就是营销原理。所以潘世勋先生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事实上我们中国出版业想“走出去”，很省事的办法，做一书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喜欢。而事实上细分市场的原理告诉我们，通常这是不合适的。应该说对准目标市场做目标产品。这是潘世勋先生给我的启发，也是我的一个回答。谢谢！
主持人：我们中国的书，刚才聂总讲了，主要还是给国内的读者写的。有畅销书两本输出到国外，版权卖了大价钱。一本是《狼图腾》、一本是《于丹〈论语〉心得》。《狼图腾》是麦肯锡先生跟作者亲自谈判，拍卖买得的。买了三年之后在海外发行。发行之后应该是在中国内容的书中算是不错的，但是和国内的发行就差了很多。作者的夫人张抗抗看见了我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我的那段话，她有点意见，她跟我有过一个对话。她说现在实际上发行还是非常好。我说，是，我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它和国内比，它的发行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我就说，这个《狼图腾》之所以发行的不像国内的好，还是因为有文化差异。那外国人如何对这个作品解读和理解呢？就不像我们，就是假定你什么都知道的情况下。我说你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写一点给外国读者看的书，或者把它改成给外国读者看的书？张抗抗也讲，说现在绝大多数的作家，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作家还是面向国内市场。他不了解外国读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作品。所以我想我们的出版家、出版社，是不是也能够和自己的作者、和作家，能有一个经常的沟通。就是为外国的读者专门专门打造一批作品出来。
聂震宁：那天我和罗纳德已经形成了合作冲动，这么写才是方向。
主持人：我给圣智推荐现代出版社这一套《创新年代》，这是一批中国企业家系列，这套书非常好，我很喜欢，所以希望把它能够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发行。让全球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企业和我们企业家。他们读了这本书，认为题材很好，但是写法太中国。所以现在要把它重新改写，实际上等于重起炉灶了。
提问：这是一个请教两位老总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其实国际化它存在着一个物流问题，就是我们图书如何在海外市场以最经济的方式进行分销。两位老总是否认为数字化是进行国际化的一个最好的前提？
在全球化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出版商而言，你必须处理分销的问题，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分销。其中有一个问题，发展数字技术。所有出版都可以用数字出版进行，它是不是一个前提，可以让国际出版更加简单一些？这也是我回到中国工作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出版国际化，很重要一点就是数字化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以前聂总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国版权合同是以五年、十年时限为界限的。而国际出版合同是以经营为时限的。如果一个出版商他在中国进行这样的合同，可能要五到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能有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国际化和数字化进程中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在西方这种合同的期限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瓶颈问题，是需要我们打破的。首先要有一个国际化的合同，这样才能够实现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目标。对于版权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合同，有什么样的理解和解决之道。
第三个问题，我们现在实现了产品和终端的数字化，对于出版业最重要就是分销渠道的数字化。不管是走向国际还是走向国内也好。没有中间的直通高速路的话，不管产品多好都是山里的产品，没有办法通向最终的用户。所以在这方面，两位老总除了建设内容和建设终端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思考去搭建这样的高速通路？
主持人：第三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三个问题我也想问，我想你们是不是先回答第三个问题。
罗纳德.G.邓恩：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怎么把内容传到终端用户上的物流通道。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市场实际上现在有不同的方法、工具。比如说在数字的产品、内容方面输送。可能在2010年底之前又会出现更多的选择，2010年之后又会有更多、更多的选择，所以这个发展是不断进行的。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就有点像是计算机刚刚出现的初期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标准进行应用。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预计哪一个平台、哪一个办法最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通用接受的办法。因为我们总会有新的技术出现。最终选择的是客户，他们选择会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说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如果不能在全部的设备、平台上运作，至少大部分要可以。我们并不想自己创造这样一个硬件，或者只是把我们内容固定在某一种平台之上，而是希望它能够有更广泛的应用。
聂震宁：罗纳德回答的这个问题我完全赞成，我就不用再说了。我说第一个问题，你说的非常重要，就是物流问题。我们的产品在山里面出不去的问题。在国内也许我们量身订做这样的产品，但是还是有一个版权渠道、实物渠道“走出去”。事实上很多理念都已经形成。我现在还要介绍我们“中版闪印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这样的办法解决物流问题是非常绿色、非常环保的，也非常经济。关于版权问题，我也先说，也许我们中外理念不一样。我们确确实实面临着困惑。我们版权经常在五年到期，作者对我们非常苛刻。这五年当中，我们在做国内市场已经用尽全部力量刚刚做完，他要跟你离婚，要跟别人结婚，婚姻是必须自由的。但这样对于负责任的出版社有时候投入和产出就不匹配。这也是我们原创力量下降的原因。我们版权合约习惯已经造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剩下来我们只能道德召唤，希望大家彼此关照一下，重视、承认对方劳动。为了打造国际版权更加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长度和空间宽度。在这个过程中版权快到期我们还去营销，到期他个人就拿走了。这个事情需要双方很好的理解，双方共同信任共同合力打造这个市场。这个方面需要和作家们产生更好的合作关系。
罗纳德.G.邓恩：大概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数字出版是不是我们战略最重要的部分？答案是的。但是我们并不是用它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在美国国内的市场，我们的顾客他也是不同的层次、他们有不同的偏好。对于数字产品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在这方面我们可能继续做好这个准备，开发我们数字产品，把我们内容更好转换为数字形式。有的顾客非常愿意使用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我们也非常愿意服务这方面的客户。有的客户在美国更多是中层，有部分使用数字的技术，但是并不是完全的接受。他们在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只是为了一种补充，比如说对于教授来讲，他们也希望我们给学生提供一些数字化的内容，让学生能够更好的参与进来、更好的完成作业，更好的参与课堂讨论中来。数字化是答案的一部分，并不是完全。所以我们也需要看看五年之后更久的趋势。
主持人：这几个问题应该是持续讨论的问题，特别是数字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回到台上。现在把请教罗纳德的机会给聂总。
聂震宁：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你们的历史、你们的发展，我们国内出版业都比较了解，上次我跟陈先生有过一次深入讨论。圣智学习出版集团，你们在集团建设过程中，集约化方面做的非常好。陈先生也跟我讨论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应该怎么集约的问题。我们两个集团出版内容不一样、出版形式不一样。我特别想了解，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如何体现集中度和集约化经营的要求？怎么样把业务进行整合的？
罗纳德.G.邓恩：实际上我们在整合业务方面有很多经验，有时候我们是收购、有的是对内部业务进行重组。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觉得这个整合是不是成功，最重要因素就是要从一开始进行规划和计划。有的时候你只能是让那些真正理解，非常深入了解整个业务的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才能够实现最终目标。有时候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每一个人负责不同的方面，比如说营销、推广、产品开发、分销等等每一个环节。然后让这个团队都是最为杰出、最为精英的人选，他们来自可能要进行整合的部门。然后让他们进行一个合作，制定一个非常详细整合计划。所以我们并不是坐在我们总部办公室里面想象怎么样进行一个整合。我们要非常细的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在第一线上进行协调工作，帮助他们实现最终的目标。
主持人：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应该是引进翻译出版中国图书最多的外国集团之一。应该说他们成系列、成套的引进中国图书是比较多的。大家可能对罗纳德先生不是十分的熟悉，但是对两位陈先生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两位在引进中国图书方面应该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也向他们致敬！
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罗纳德先生。因为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做法，就是决策速度非常快。很多人跟我这样讲，这是圣智学习出版集团的特点。我想请教罗纳德先生，你是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你们的决策快？
罗纳德.G.邓恩：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最近对公司业务进行整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更快地做出决策。在管理层有不同的决策，每个决策都是有各自的权力。这个决策每一层进行决定，最后达到最高层。这个层次数量在我们企业内部会是比较少的。我们也会从企业内部寻求一些建议和想法，让员工告诉我们，你觉得企业哪些层次比较好，让它更加合理、更加快速。我们会让大家坐到一起作出一个决策和讨论。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这并不是一个魔法。我们只是更多的去减少决策的压力和负担。让这个过程更加的流线型，更加简洁、简明。
聂震宁：企业内外部整合很容易伤筋动骨。伤筋就是人，动骨就是动别人的奶酪。经常是不流血的事件。我想知道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在并购其他机构当中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会怎么样处理？
罗纳德.G.邓恩：收购是很困难的，可能最为微妙的就是怎么样选择一个负责的人。就是在新的组织里面谁来负责的问题。你刚才说了碰了别人的奶酪，你让大家进入这样一个整合团队，有人知道他的工作可能会被别人抢过去，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利益会受到触动，和原来的职位就不一样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从一开始就沟通，明确的沟通告诉他你的意图是什么。包括在结构方面、组织方面、结构方面，你要考虑到所有的因素。我们在整合的时候我们总是从一开始就要明确这一点，而且我们非常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人丢掉工作，有人做不同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这都是一种变化。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是我们并购的时候最为、最为困难的一部分了。
我有一个问题问聂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它现在在一个企业改制过程中，还是有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和以前差不多的社会责任。你怎么样平衡这种社会责任和这个企业对股东经济方面的责任呢？
聂震宁：这个问题很纠结，但是跟邬署长在休息室交谈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想请邬署长跟罗纳德先生交流这个问题。
邬署长：感谢他们把话筒给我，我知道我坐在这儿不让我说两句好像我没完成任务。实际上我们今天早上一来和罗纳德先生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讨论有一个结论，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果一本图书没有社会效益，卖不出去，不可能有经济效益。在一个成熟社会、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如果是好东西一定能卖好，只要我们把营销做好。所以我们开始达成共识，就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在成熟的市场情况下是不需要担心的，即完全是一回事。
人民大学有一篇文章，“世上本无事，是人扰之”。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在过渡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碰撞、有各种各样的环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盗版、我们要面对低俗化，我们要面对许多事情。所以在中国讨论这个问题又是现实的、有意义的。总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成熟的出版商要把它们结合起来，壮大公司、推销文化、发展我们整个国家的文化，同时对社会上低俗现象，对各种各样违背社会效益的事情仍然要全体去谴责它、防止它，使它没有市场，谢谢各位！
聂震宁：说的非常好！我完全赞同，我再说就有点翻版，有版权侵权问题。
主持人：我们下面再把这个话筒交给各位来宾！还有哪一位有问题？
提问：我是来自北京同仁世纪（音），不是出版单位，是翻译中心。我想说的是，刚才听到两位老总的发言，我对你们提到翻译对于文化交流，这个质量对文化交流的阻碍成为一个瓶颈，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最近三年配合CBI计划我们翻译了一百多本，有外版书，还有“走出去”外宣的图书。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以中国的体制而言我们的翻译标准基本上是二十年不变的。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不乏优秀的作品，但是这个体制阻碍了很多人参与其中。
我这个问题想问聂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今年又是很多出版社集体转制的一年，不知道在未来发展当中会不会把这个放做一个重点解决的问题。谢谢！
聂震宁：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我完全理解在从事翻译业务方面的人士对于翻译报酬标准多少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种困惑和我们事实上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需要安排的翻译工作所面临的一些瓶颈。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当然二十年来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想吴局长比我们更了解，因为CBI本身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方面，我们现在还是以重点产品为主。如果是重点产品要精心打造外语版的话，我们通常是找一位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中国译者，再加上一位，比如说英语版，有欧美文化背景的外国译者共同合作。
你比如说《于丹〈论语〉心得》，事实上是在境外约请的翻译者。但是她家里面还有一位有中文背景的家人，两位译者合起来，正好合适。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费用是比较高的，是和国际接轨的。
一般情况下，恕我直言，有很多时候投石问路，一般情况下欧洲人看不懂。所以这方面费用安排起步不是太高，因为很有可能另外安排另外一位译者。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打造产品就应该按照合适的成本安排，如果不想花必要的成本就想打造好的产品就是投机取巧，出版产业不能这么做。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谢谢！
提问：我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谢谢刚才吴局的提醒，在国际上推广一定要把地域化文化逐渐解决。作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我们一直有着国际化的愿望，我的问题主要是对于邓恩先生的。今天讲到的是国际化，邓恩先生对于圣智集团的定位是非常谦虚，当然我认为也是非常明确的定位。首先是一个跨国公司，然后才是一个国际化的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因为在中国我们凤凰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出版集团。我们也有一个走出国门的愿望。您在前面的谈话中间讲到，出版国际、跨国，首先讲到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收购兼并。收购兼并第一个是要做收购计划，第二个就是整合方案。收购计划我想知道，您的收购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其次重要的和第三重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希望知道在整合计划中，在您案头，您通过的整合计划最重要是什么？次重要的和第三重要的？
罗纳德.G.邓恩：谢谢你的问题，我想最重要一个方面，任何的并购计划和整合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进行并购？我们进行并购是因为我们会从对方那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是否整合。
在圣智集团有一个公司，并没有整合到现有结构当中。原因是我们不想因为他们做的业务与我们相似而进行整合，而是因为他们做的业务与我们不相似而进行整合。他们是开放在网络上直接与用户合作，他们跟我们模式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问为什么，而不是看有效性和营销方面。如果答案是可以的，可以增加运营有效性下一个问题就是人。我们要确保能够找到这个机构中最有才能的人，并且把他们留在机构中，让他们为我们的机构做出贡献，并且能够直接为我们所并购的企业做出贡献。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个方面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第一个为什么进行并购，第二个就是如何通过并购管理人。如果有第三个的话，我稍候会再告诉你。
提问：我是来自《中国日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问邓恩先生的。您刚才提到，您在向美国市场引入了很多的图书，我觉得通过亚洲文化介绍中国是非常容易的，那对于现代中国文化来说，您认为最应该介绍哪方面？
罗纳德.G.邓恩：实际上圣智集团并不是讲故事的一个出版集团，我们并不出版文学或者是一般读物，我们实际上更加关注于学术的市场。所以聂总可能可以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聂震宁：我觉得从我们整个图书版权输出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事实上对于中国内容的图书，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近一段时间来，对中华文化的普及方面有比较热的趋势。这个热的趋势跟我们国家孔子学院创办有很大的关系。跟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节目充分展示了古老、文明、精彩的那些场面，给全世界以无与伦比这样的一种感觉有很大关系。我觉得随着我们版权贸易越来越成熟，中国出版产业越来越成熟、中国出版产业也越来越成长起来的话，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是反映当代中国生活的内容，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有当代发展的神话、有这样的奇迹，全世界都需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或者说中华文化提升我们影响力最终还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的程度。这方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我们也看成是当代中国出版人的责任。这是我们作为出版人当中的一分子的一种责任感，是这么看的，也是在这么做的。
罗纳德.G.邓恩：从圣智这个角度来说，我在开始出版的时候首先会考虑一下大家的兴趣，比如说是有关一个中国城市的话，我们会考虑一下大众他们广泛的会感兴趣的是哪些领域，比如说领域或者是实物等等。因为很多读者现在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了解中国。另外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商业，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已经很明显的变成了世界经济领域巨大能源的来源，我们也会比较关注于这个领域。
提问：我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合作司，我有一个问题问罗纳德先生，因为您在美国居住。您对全球的语言市场，我想听一下您的评论，就是对英语图书市场、汉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在未来十年这些语言市场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罗纳德.G.邓恩：我想英语还显然是在全球一个比较重要的出版的语言。从我们经验来看，在学术领域，特别是在参考书领域，英语是被广泛接受的。许多的读者是以他们原语言接受这些信息的。如果汉语来说的话，我们当然是需要通过把它翻译成英文，并且保持中文内容的原样来做到这一点。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信息接受和传播的技术和途径。这样的话人们可以用中文搜索这样的内容，并且可以由中文和英文了解这样的信息。我们有很多的读者是非常愿意看到这些学术作品它的原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除了英语我们也以其他的语言进行出版，并且在未来会以更多的语言出版。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非常关心，前不久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为这件事欢呼雀跃。我记得有一次和圣智讲这个事的时候，因为他们出的汉语教材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进入盈利的状况中。我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说你们要坚持，坚持就一定会赚钱。中国的经济总量变成世界第二的时候，对汉语教学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汉语教学的春天就来了，会有更多的人对中国有兴趣，会有更多的人到中国发展。他们不能光靠英语，一定是要学汉语，学汉语来中国发展，来和中国做生意，做其他所有的沟通和交流。
提问：我是来自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版权经理，您说全球布局，出版本土化。圣智集团在数字出版这几年有什么举措？你说在全球过程中主要推进自己的强项，你的强项是教育和学术出版。咱们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是学术和教育方面。我想请问邓恩先生，您在选定中国合作伙伴是否有一些首要条件、必要条件、重要条件？谢谢。
罗纳德.G.邓恩：先谈一下全球化和本地化这个问题，我想建议的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都用同样的方式执行这样的战略。我们所做的还是基于不同的市场和不同客户群。我们要考虑如何更好的利用已有的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能够以对每个具体市场最佳方式加以利用。比如说中国市场，我们有的作品可能是需要保留原有的形式，但是更多的作品是需要在当地市场用更为有效、更为恰当的方式引进。
第二个问题，我非常幸运的在中国已经找到了几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有差不多二十个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找的特质，就是跟我们有同样的兴趣，在同样市场领域里进行业务，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在某一个部分、某一个领域非常有专业的经验。另外的合作伙伴可能我们是相信可以跟他们合作的很好，可以共同开发很好的基础进入新的市场。这个条件是要看情况来看。总的来说要选择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但是我非常幸运的说在中国我们有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
提问：我来自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中华书局，想请教邓恩先生一个问题，刚才吴局长介绍了圣智集团是引进中国版权非常多的一个集团。那么我非常想知道，中国书它的收入份额在圣智集团20亿里面到底占多少？您对这个份额的前景怎么看？您自己是否满意？谢谢！
罗纳德.G.邓恩：至今为止，我们到中国市场只是十一年的时间而已。事实是我们的整个利润收入当中，中国市场这部分还是占的比较小的。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这个部分它会增长的很快，而且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包括在圣智集团业务当中会增长很快，而且我们在中国市场有非常长期的计划。所以我们也是想要继续的能够共同的和中国的出版集团进行合作。虽然这个部分的比例现在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对以后的期望是很高的。
提问：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给罗纳德，圣智集团在组织架构上边，中国市场属于亚太区组织下边的一部分吗？还是中国市场直属总部？你中国市场这边主要市场目标是向中国卖产品，还是从中国买产品。如果两个都有的话，各自比重是什么样的？
我给聂总的问题就是，刚刚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到写中国文化、介绍中国文化，国外作者了解中国文化背景，比如说海外华人，他们对于介绍中国文化去国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们的计划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式？怎么去寻找这些可能的海外作者？谢谢！
聂震宁：您注意到了我这个想法，我们感觉是这样，就是说直接用英语写作固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毕竟在海外组织作者资源、作者队伍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目前我们建立在以翻译家和作者合作，以国内作者为主。我现在提出一个理念，作者要对着目标读者来写。我曾经也是一位作家，现在不写小说了。就是我们写作通常是想的我们评论家、我们的文学圈子里面怎么看这部分小说，很少考虑海外读者。所以我现在要建立这么一个写作，就对海外读者中国作者来写。翻译家一定要有很好英文写作能力，而不是英文一般翻译水平，要有具备写作能力，把这两个结合是我们下一步工作。我们海外公司要寻找英文写作的作者直接写作，同时在全球推广。
主持人：盛大文学实际上是给文学爱好者、文学青年提供了一个写作平台。我前不久在上海访问的时候，上海新闻出版总局原来的外宣办主任告诉我说，现在盛大文学每年是六千万个字。然后就带我去了盛大文学总部看，你们老总说现在每天上传量是一亿个字。我说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涨了四千万，这一亿字的上传量就非常之大。我听你们讲要在美国搞一个同样的平台，那么再上传就是英文的了，而不是中文写作了？
提问：在美国要建一个网站，就是复制盛大文学的模式，就是给英文写作的作者提供一个本土平台。我们在国内生产了很多内容，当然这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东西，这个就是通过在美国直接建立网站，把中国内容也会输出到北美地区。实际上北美网站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复制平台…
主持人：已经开始了吗？
提问：市场调研准备工作都在进行，争取目标是年底之前上线。
主持人：希望你们能把英文部分的中国主题做成一个专题的东西，大家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看一些关于中国的内容。
提问：最近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网站已经上线了。我们在找国内数字版权中，可能在这个场合中说也不太合适，有非常大的难题，就是出版社和作者签合同是英文的，没有签数字的，或者是说找不到了或者怎么样。我在这个方面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了，但是我遇到很多问题，老板老是批评我做的不够好。所以这方面正好领导都在这儿，请领导支持我们。
聂震宁：你要注意到，我们传统出版机构培育数字版权已经付出很大劳动，怎么样把我们之间分利形成商业。因为渠道运营商、技术提供商启动的比较早，已经掌握了重要复制和传播的先机甚至主动权。这时候我们内容被你们带进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看待、怎么样获得应有的效益。原创率为什么下降？就是版权如何产生双方、多方都有好处的一种贸易，这个很关键。当然这里面还有怎么样共同理念的问题。
提问：我们在这方面充分考虑到作者的利益、译者的利益、出版方的利益，这是多方双赢的才可以进行下去。我觉得还是数字版权合同问题，这个不只是中国问题，美国也会存在数字版权…
主持人：实际上数字化的速度太快，我们现在传统出版业还没有准备好数字化就已经来了，所以还有待于把这个做好。
罗纳德.G.邓恩：在组织结构方面我们有24个人的团队在中国运作。最近我们在上海也开了一个办公室，这个是亚太区的一个，就是陈先生领导的团队一部分，这是我们在组织结构方面问题。
在头五年当中开展业务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进行进口，就是把我们的产品进口到中国市场中来，然后对这些产品进行改变，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我们在2004年推出了中国出版项目，这个项目它就包括双向的沟通了。我们首先会找到我们在中国的一些非常好的学者，让他们来写一些针对国际市场读者的作品和出版物，把中国智慧的力量带到世界的市场中去。当然在以后我们业务肯定也是双向的，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
主持人：我们问题就提问到这里。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还有CBI另外一位重要顾问，安德鲁先生，他也有一些话想和大家说。现在有请安德鲁先生！
安德鲁：非常感谢吴女士！今天我们这个对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非常令人激动。我在这里看到大家进行这样的对话，而且看到我们的主题“出版国际化：中国和世界的共同选择”，这的确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看到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数字化出版，这是大家都关注到了，它不断在我们今天讨论中出现。另外还有一个人才的转移。中国越来越多人到西方学习后回到中国，西方人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趋势。如果把这些因素总结到出版业中来就会发现国际化这个词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一个双向的、共同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共同选择成为一个现实。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中国人或者国外人，他们有共同的理解、共同的目标，在学术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怎么样让他们走到一起来进行一个共同的对话、持续的对话，这是我认为在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人才是最重要的，人是推进我们企业前进的动力。希望大家能了解我最后这一点！
主持人：今天的对话圆满的结束了。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来参加！更加的要感谢台上两位对话嘉宾。最后一个项目就是请我们明年的承办方代表给我们讲几句话。首先请剑桥大学出版社的CEO潘世勋先生！
潘世勋：非常感谢吴女士！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就是刚才提到的语言问题。在二十五年前大家都会说英语和俄语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又发展成英语和西班牙语，现在非常明显就是中文。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文会占到很重要的地位，从中人们还会提到阿拉伯语。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发展故事、世界变化的故事，总是会有一个有起伏的周期重要性变化。现在上升趋势是阿拉伯语，下降趋势是西班牙语和俄语，长期来讲中文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那对于这方面我之前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杂志上面也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西方的读者喜欢听到非常中国、非常印度的内容，这种东西非常有异国风情，非常感兴趣。所以内容很重要。
另外在西方市场中占主导的是这种侦探、悬疑小说，这样的话题怎么和中国现代话题结合起来呢？还有就是爱情浪漫小说可能有一点点关于性爱，这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是很大的话题。刚才吴女士也提到了我们明年的对话，我会是其中一个发言者，我非常荣幸的有这个机会，我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新的想法。刚才罗纳德也提到了很多想法，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明年我们要找一些新的话题讨论。听了今天的讨论非常荣幸，我们剑桥大学出版比圣智集团时间稍微长一点，亨利八世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在中国也只有十一年的历史，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要学习的东西。刚才罗纳德也提到，我们实际上最重要一点是双方双向的沟通和对话。要给中国带来一些东西，而不是把东西带走。所以在双方选择、双方的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做出点贡献是非常荣幸的。所以明年我们会和大家讲讲，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图书馆方面的进展了，还有其他的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对我来讲要讲一些国际文化方面呢，比如说食品出版物也是非常多，在中国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的经验。如果要谈英国的食品、食物的出版物就比较糟糕了，因为英国的食品真的不让人感兴趣。我们在法国红酒这方面有相关的讨论和研讨会。明年也许我们可以在中国找找这方面的话题。谢谢！
主持人：下面请人大出版社贺社长讲话！
贺耀敏：很高兴，有这么多领导、这么多嘉宾在这里，我今天穿的很环保。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个高端对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两位主讲人的睿智，和你们身后极富魅力的出版社，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很荣幸受国新办的委托我们作为明年高端对话的一个承办方，我们有信心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共同把明年的对话搞的更好。今天我很受启发，很多话题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所以智慧看来是比工作重要。
现在整个中国的出版确实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中国和世界的出版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至少有三个是现在都很关心的，一个是中国出版业现在的的确确发展的很快，现在处在一个风起云涌的阶段，有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这个过程中间世界出版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出版国际化发展趋势也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想。今天的中国有许多世界的因素，今天的世界有更多中国因素。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共融的世界，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
人的交流背后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当然最主要还有出版的渠道。
第三个也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数字化的挑战，所有出版人都面临数字化的挑战，怎么样应对这个挑战，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具有内容，但是我们在渠道、技术、资本方面还有一些欠缺。怎么样使各种因素能够在新的形式下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营运的方式，这个很值得探索。这里面有很多智慧的人，有可能会给我们启发。
我们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确实需要丰富、多样的思想。人大出版社虽然不可以追溯到很久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把欧洲很早的出版家请来了，我们曾经出版过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这是一位老人；我们把很多的思想家成果介绍到中国，做了许多工作，在学术界有很好的影响。很高兴我们跟圣智学习做了很好的合作。最近我们又要跟剑桥大学出版社进行中国美术四卷本翻译出去，那是十分好的书。所以我希望它能够在西方世界产生很好的影响。我也盛情的邀请各位，像今天参加会议一样参加明年这样的论坛，给我们贡献更丰富的思想。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贺社长。刚才各位听了两位社长的讲话，一定对明年的活动会非常、非常地期待。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期待明年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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