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大势所趋，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图书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其繁荣发展以及与世界出版界的融合，预示着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兴盛与崛起。
2008年9月，《朱永新教育文集》的版权输出韩国，这是中国教育家的理论著作首次集中输出海外。2010年9月，《朱永新教育文集》版权又输出日本，再次成为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实际上，伴随着我国引进国外图书的持续增长，中国文化类、教育类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
而刚刚闭幕的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更是响亮地喊出“中国图书走出去”，并首次开辟了“走出去成果展区”，通过版权、实物、数字出版、印刷加工等，立体集中地展示了中国出版业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大背景下，中国教育类图书如何走出去？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哪种途径更具有可操作性？记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历史文化类图书日益成为中国图书输出重点。相对来说，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科书的输出尽管没有政治、经济类图书品种丰富，但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在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美术》（四卷本）的英文版签约仪式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这部由单国强等4位资深教授担任主编的丛书，准确翔实地阐述了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第一部以中国学者的视角编写的中国美术通史。剑桥大学出版社CEO潘世勋坦陈，出版社非常渴望出版这类书，并将它纳入了“剑桥中国文库”项目，以推进中西方知识界的交流。
“中国图书走出去，要依靠自己的优势所在。”中国图书出版总公司总裁聂震宁认为，首先要做好的是生动地讲解中国故事。图书出版业的核心价值永远指向内容，内容创新是出版业的铁律。中国出版物何时在国际上把故事讲好了，也就有了国际水准。“现在是中国作家和出版人充满信心地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了。我想特别要说的是，这个故事要针对世界读者讲述，这是我做出版多年来很重要的心得”。
圣智学习出版公司总裁罗纳德·邓恩认为，图书的国际化发展想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关注点是内容。中国合作伙伴提供的内容，必须非常适合欧美的市场需求，比如说学术教育的参考书系列，中国的出版合作伙伴一定要具备专业知识并了解欧美读者。同时，高度的信任和合作精神不可或缺。实际上，每次合作都具有不确定因素，有了合作和信任才能够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且，仅仅有信任是不够的，还要了解相互的工作方式，有共同的目标。
“中国图书日益受到国外的关注，与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崛起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告诉记者，中国的政治类、经济管理类书籍，因为涉及到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等，很受国外的关注。再就是历史文化类的精品图书，如方立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也是文化输出的重点。相对来说，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科书输出并不多，这主要是与国内外不同的意识形态有关，毕竟两者在教育制度和管理体制上区别比较大。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类图书尤其是教科书输出尽管没有政治、经济类图书品种丰富，但也在逐渐呈持续增长的态势。例如，韩国祥明大学在此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就引进了岳麓版历史教材。岳麓书社出版的7本初高中历史教材，作为学校中文系学生的阅读教材，从2010年秋季学期开始投入使用。据悉，岳麓书社已经在出版领域与韩国出版界有过较多合作，出版了以《金鳌新话》、《三国遗事》为代表的一批韩国古代经典文学历史作品，此次岳麓版历史教材走进韩国大学课堂，可谓教育类图书中教材走出去的典型案例。
教育类图书由于专业化要求比较高，更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借鉴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编写教材和图书的模式，同时加快培养具有双语背景的翻译人才。
据了解，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在国内创造了非常可观的销量，但在输出国外时，虽然在同类图书中销量还算不错，但无法与国内的销售量相比。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外文化背景的差异，即国外读者对书中很多中国读者习以为常的知识并不了解，缺少潜在背景知识的认知，从现实角度讲，我国绝大多数作家写作时还是面向国内市场。
作为我国教育图书出版的重镇，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积极引进国外优秀图书版权，努力探索国际出版合作的新模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编写教材和图书。据介绍，人教社与日本光村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合编的《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至今已累计销售1000万套。与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合编的《新目标》英语教材，是目前全国广泛使用的中学主流教材。《标准语文》等对外汉语品牌教材也输出版权到欧美等多个国家。
“对于出版社来说，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富有经验的策划团队和强有力的翻译队伍。”贺耀敏告诉记者，这就需要出版社多与国外同行建立紧密的联系，共同组织策划。教育类图书如教材和学术类书籍，由于专业化要求比较高，更需要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学习国外专业教育出版社的成功经验，输出多品种、成规模、成系列的精品图书。相对来说，在欧美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者采取国际并购，比较适用于国内出版社。而国际并购由于熟悉度比较高，大多按照国际惯例的管理和运作习惯，更是比较好的现实操作手段。
聂震宁在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强调，中国图书走出去，在翻译方面需要具有双语背景、对多种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才。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翻译队伍。罗纳德·邓恩也指出，有双语背景不一定证明这个人具备“双文化”，他必须对中国和西方文化都非常了解，有时候，逐字翻译并不能把书中原汁原味的文化翻译过去。在这一点上，就需要译者对中西文化都相当精通。其实，在内容方面，语言的翻译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包括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如实生动展示才是大学问。
版权贸易人才的缺乏、中外不同的版权理念和合同制度等问题，制约着中国图书走出去。中国出版界的应对策略只能是稳扎稳打，寻求合作，把真正好的图书推广出去。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交流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引入国外图书，但版权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主要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事情。而国内图书走出去，目前尚处于初期推广阶段。相对于西方图书出版的跨国经营模式，国内出版社与国外仍存在一定差距。如圣智学习出版公司年营业额达到20亿美元，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在学术方面主要给大学师生提供教材，在图书馆方面也有很多出版物。因此，中国出版界的应对策略只能是稳扎稳打，把真正好的图书推出去。
除了国内出版社缺少旗舰产品外，其他诸如版权贸易人才和销售渠道缺乏等，也制约着我国图书“走出去”的步伐，不仅教育类出版社如此，其他出版社也是这样。而且，国内与国际不同的版权理念和合同制度等问题，也都亟待进一步梳理和解决。有资料显示，中国图书的版权合同是以固定年限为时限，而国际出版合同是以经营为时限的，由此产生了国外出版商与国内出版商进行版权交易的诸多掣肘，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图书的国际化进程。
“中外在图书版权制度上的差异，的确造成了我国图书走出去的现实障碍。”聂震宁说，“我国图书版权一般是5年到期，这5年中，在做国内市场时，出版社已经用尽了全部力量，而作者要跟你‘离婚’，再跟别人‘结婚’，而婚姻必须是自由的，这样对于负责任的出版社来说投入和产出就不匹配了，这也是我国原创动力下降的原因。版权合约习惯造成的情况，出版社的解决方法只能是进行道德呼吁，希望大家彼此关照一下，重视、承认对方的劳动。应该指出的是，打造国际版权更加需要时间，需要双方的共同信任，合力打造这一市场。”
版权问题需要解决，分销渠道的数字化方案也呼之欲出。据了解，以出版学术和图书馆参考书为主要业务的圣智学习出版公司，其产品的电子化程度非常高。而随着电子阅读器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的数字化程度也将日益加快，对于出版社来说，依托于数字化的物流渠道，也是国内出版社必须考虑的。对此，罗纳德·邓恩建议，目前的图书物流渠道有点像是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需要建立一定的标准，但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预测哪一个平台最终成为通用型的，因为不断会有新的技术出现。对于出版商来说，最佳的物流解决方案就是如果不能全部在平台上运作，至少做到适用于多数的物流平台，使图书得到更好的推推广。
在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闭幕之际，据初步统计，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379项，比去年增长19.48%。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412项，比去年同期增长22%，达成引进协议967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46，实现了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大突破，也预示着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将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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